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道路上，有许许多多外国友人被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所吸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奉献毕生心血。路易·艾黎便是其中一位。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培黎学校创办者。他的事迹至今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
路易·艾黎
1927年，即将三十而立的艾黎怀着对神秘东方的向往，从新西兰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上海。此时正值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在中国，他目睹了旧社会民众受到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到：“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都不如。”他甚至发现，一些工厂后的小巷里堆积着许多麻袋，里面装的竟然是童工的尸体。
面对种种惨状，艾黎决心投身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之中。1932年，受国际联盟委托，艾黎只身来到武汉支援洪涝救灾工作。在这里，国民党反动派以赈灾为名趁火打劫、大发横财。而共产党领导的洪湖苏区却军民一心，战胜灾情。这种鲜明的反差深深触动了艾黎的内心，他开始积极接触共产主义先进思想，结交共产党员等进步人士。其间，他通过自建秘密电台、匿名撰稿等方式，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不屈抗争。他舍生忘死，帮助红军筹集、运送武器弹药，掩护了陈翰笙、刘鼎等中共党员和隐蔽战线工作者逃脱反动派追捕。艾黎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劳苦大众。
抗战期间，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失业者不计其数，国家产业体系几乎崩溃。艾黎与中国爱国人士一道，于1938年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发起工合运动，目标是把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生产自救，支援抗战。为了这项事业，艾黎毅然放弃上海的安逸生活，靠着两条腿和一辆自行车，行遍16省，行逾3万公里，历经轰炸、车祸、疾病等磨难，逃脱特务追捕、叛徒出卖等险阻，九死一生，其志未改。
在艾黎的推动下，一大批工合组织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1939年至1942年，中国一共出现了三千多个工合社，帮助三十多万人实现就业，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量人员与物资支持，给中国军民以巨大精神鼓舞。
培黎工艺学校
在开展工合运动过程中，艾黎认识到，要为工合社提供技术和管理人才，就必须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培训，发展职业教育势在必行。1942年后，艾黎同英国记者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迁至甘肃省山丹县）。“培黎”的意思是“为中国的黎明而培训”。艾黎希望这所学校能为中国革命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怀揣远大目标，艾黎克服了物质条件匮乏的困难，顶住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为学校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艾黎正在为学生授课
艾黎自己终身未婚，却收养了许多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全心全力将他们抚养成人，培育成才。艾黎将这些孩子们称为“迎接黎明的人”，勉励他们为新中国奋斗。培黎学校的学生回忆说：“在我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 他是我们的父亲。”
艾黎的孩子们
新中国成立之后，艾黎笔耕不辍，将对中国的热爱和理解倾注笔端，致力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他一生着作70余部，记录了他在中国等国家的见闻。其中《六个美国人在中国》介绍了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卡尔逊、史迪威和马海德等6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瓷国游历记》则是艾黎几十年研究中国陶瓷的心得之作。艾黎还潜心翻译了大量中国古诗，译着有《胡笳十八拍》《唐宋诗选》《李白诗歌200首》《白居易诗选200首》等等。在众多的诗人中，艾黎最推崇杜甫，因为他觉得杜甫心怀天下，心中有人民。
耄耋之年的艾黎依然坚持写作
1987年12月，艾黎在北京溘然长逝。他90年的人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无论是在革命和战争的艰苦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艾黎总是坚定不移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艾黎逝世后，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黎曾用一首诗总结自己的一生：“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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