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健 曾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部长助理、联合国原副秘书长，现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
“吴弘达是位先生，不是女士。”
1995年夏天，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中国课课长、劳改基金会会长吴弘达（美籍华人），因非法获取我国家机密等刑事犯罪活动，被我武汉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西方借此大做文章，美国一些政界人士提出，只要吴弘达还在拘禁之中，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就不应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
1995年8月22日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此提问：“中国对此持何看法，中国是否欢迎希拉里前来中国参加这次会议？或者说中国是否准备做出让步来使克林顿夫人与会更加方便些？”
陈健态度从容地予以回答：“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关于希拉里是否出席联合国第四届世妇会的问题，是由每一个与会国自己决定的，中国作为东道国，对每个国家任何人作为代表持尊重的态度。至于吴弘达，我和我的同事已有机会说清楚了该事件的性质。现在吴弘达一案已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正依法进行处理。”
陈健
两天后，中国法院对吴弘达一案做出判决，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并驱逐出境。8月24日下午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差不多是吴弘达问题的“专辑”，一位来自香港媒体的女记者发问：“法院选择世界妇女大会召开的前夕宣判这一案件，两者是不是有关系呢？”
陈健的脸上毫不掩饰自己的调侃神态：“好像没有关系吧？据我了解，吴弘达是位先生，不是女士！”陈健话音刚落，台下一阵笑浪。
我这里是“出口”
而不是“进口”
1995年9月14日下午，陈健进入发布厅时，明显感到现场气氛不同，一是记者人数比往日增多，二是摄影机几乎多1倍。原来这是一个预设“圈套”。
历来对中国怀有偏见的大赦国际，借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之机，第一次在中国国内进行活动。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与之遥相呼应。
国前驻日本大使、中国联合国协会原会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陈健出席安保论坛。
当天，大赦国际的代表在记者招待会开始之前就闯入了发布厅。他在会上煞有介事地开了腔：“大赦国际在参加世界妇女大会期间，曾向一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有关妇女受到迫害的请愿书，请愿书还涉及两名中国妇女受到迫害的内容，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却无法把这份请愿书递交给适当的中方人士或有关部门。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通过你转交给中方的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士？”
不言而喻，请愿书接受与否，都可能是头号新闻——这么多摄影机集中在发布厅。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当，也许会成为更大的新闻。陈健急中生智，决定采取“淡化处理”的办法，和大赦国际的代表开了个玩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我这里是个‘出口’，而不是‘进口’。”话语刚落，台下一片笑声。
“中国不能像辛普森案件那样
用报纸进行审判！”
1995年春，在首钢董事长周冠五辞职的次日，首钢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北方（周冠五之子）被刑讯，此事在香港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震动。
1995年2月23日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安莎社记者提问：“李鹏总理最近的一个反腐败报告是不是与周北方被捕有关系？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行动有利于提高政府反腐败决心的形象，为什么没有在国内报刊上刊登这些消息？”
陈健同志说：“关于中国政府反腐败的行动，你们常驻北京的记者也会注意到，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一贯坚持的一项基本政策，所以我们在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强与腐败现象的斗争。”
接下来，陈健就毫不客气数落了这位“安莎社先生”一下：“至于你说的具体问题，我相信会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进行，在没有完成法律程序之前，不应该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就像美国的‘辛普森案件”那样，由报纸来进行‘审判’。”
众所周知，美国黑人橄榄球明星兼电影演员辛普森涉嫌谋杀前妻及其男友，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他之所以成为美国人长达1年多的“焦点”，而且判决之后各方的分歧、争论仍然很大，这很大程度上归之于美国各种新闻媒介的“爆炒”，影响了审判的客观与公正。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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