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与留法人员合影
1980年6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法国和总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这是一场推迟了六十年的约会。周总理生前曾经说过，有机会真想到法国去重温一下当年生活学习的情景，这个愿望，只能由邓颖超来代替实现了。
法国对邓颖超的来访极为重视，总统德斯坦在爱丽舍宫亲切会见邓颖超。国民议会议长戴尔马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热情地说：“我们都知道，您不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而且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周恩来总理的品格和才能在法国是众所周知的。而您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表现了作为他妻子的突出优点。”
邓颖超对中法友谊予以高度评价。她说：“法国是周恩来同志和现在我国领导人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志青年时期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是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得到过许多启发的国家，他们对法国和法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过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并肩战斗，今天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两国人民也会同样地密切合作。”
邓颖超还出席了巴黎市长希拉克（即后来的法国总统）举行的欢迎酒会。希拉克说：“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对欧洲是重要的。在当今存在的令人不安的紧张形势下，我们完全赞同加强欧洲与中国以及法国与中国之间的经济、技术与文化关系。”邓颖超完全赞同希拉克的意见，她说：“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强大和联合的欧洲，希望欧洲在世界上起更大的作用。”邓颖超对欧洲议会的访问，则是全国人大首次派团访问欧洲议会。欧洲议会议长韦伊夫人对她表示，只有中国和欧共体在世界上占有它们应有的地位，国际关系的平衡才能得到保证。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照
从个人感情上讲，邓颖超的法国之行，是推迟了六十年的约会。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留学，邓颖超留在国内进行革命活动，没能去法国留学，但周恩来对她的思念日甚一日。1923年某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挑明恋情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之后，周恩来在法国向她寄发了数百封情书，邓颖超的回信也是周恩来在异国他乡艰苦环境下的精神支柱之一。
邓颖超在法国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参观周恩来在法国革命活动的旧址。邓颖超来到巴黎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租用的小旅馆。门前墙上是周恩来纪念牌，上面嵌刻着邓小平题写的“周恩来”三个大字，这块纪念牌是1979年在法国政府倡仪下由巴黎市政府建立的。
戈德弗鲁瓦街17号周恩来租住的小旅馆
邓颖超沿着狭窄的盘旋楼梯拾级而上，在旅馆三层步入16号房间，这里是周恩来居住工作的地方，房间很小，只有4.5平方米，放一张单人铁床和一把椅子。邓颖超在斗室窗前眺望巴黎，凝神沉思良久，又在小床上坐了一会儿，对随行人员说：“过去，党的旅欧支部在这里开会，有的人就坐在地上，当时恩来工作、生活特别艰苦，他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常常只靠白水、面包度日。”
在间歇时间，邓颖超提出不乘车在街上散散步，并走进一家名为“皮革工人之家”的小餐馆。陪同代表团活动的外交人员向女店主说明来意，并介绍说邓颖超是已故周总理的夫人。店主十分惊喜，向邓颖超献了一束亲手采摘的鲜花。邓颖超亲切地同店主交谈，还赠送了中国工艺品小瓷盘作为纪念。如今，店主的儿子仍精心保存着邓颖超赠送的纪念品和当时的照片，每次碰到前来用餐的中国人，他总是动情地讲述这个难忘的故事。
老年邓颖超工作照
西花厅的海棠树静静伫立，见证了周总理和邓颖超的更多故事。朴素、鲜明、热情，是海棠花的特质，也是邓妈妈的品格。“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喜爱的诗句，也是她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晚年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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