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间不仅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其背后也有双方民意的误解、冲撞和博弈等现象。这提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和应对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应该有机构或人士以民间或半政府的方式在中西双方物色一流的思想家，然后组建固定、长期的中西方思想对话平台；重要的是须重视媒体，通过媒体将思想家的对话延伸、扩展到双方民间，形成长期效应。若能从现在起就重视这一工作，假以时日，不但可减缓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东西方摩擦，而且还能藉由中西方思想对话提升双方认知和共同智慧，使中国崛起成为向人类精神宝库提供贡献的重要契机。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各方面冲突都时有发生。这不但见之于日常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也见之于双方民间情绪的冲突。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西双方民间情绪的对立，以及散见于中西日常政治和经济关系背后的双方民意的误解、冲撞和博弈，都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和应对随着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中西双方心理秩序的调适？
　　
　　东西方秩序调适：经济、政治、文化和心理
　　
　　从过去五百年乃至一千年人类历史的纵向来看，中国崛起是给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带来重大冲击的事件。过去千年，以五百年前的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败为标志，东西方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现了大换位。过去五百年，西方现代化给人类物质和精神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使现代化几乎等于西化的代名词，而西方价值观则几乎等于普世价值的代名词。这对于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民族是一个极大的民族集体心理的屈辱和挑战过程。
　　
　　一百五十年前，以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为标志，东方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进程。遗憾的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原因，中国洋务运动全面失败，日本明治维新则以物质层面的成就取得了基本成功。对中日两个东亚民族而言，这是双方首次国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调适过程。对东西方关系而言，这却是东方现代化首次开始其历程的标志。只不过由于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而没有触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现代化，因此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犯了民族精神世界的集体错误，也因此使日本遭受了民族现代化历程上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也使日本在战后被纳入西方阵营。再者，日本虽然经济实力全球第二，但毕竟在面积、文化等方面都属于小国，同时整个亚洲地区二战后依然整体落后于西方，因此日本现代化给西方带来的集体心理冲击的规模和影响都是有限的。
　　
　　但中国崛起就完全不同。以中国的规模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中国崛起给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必将带来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五百年前西方崛起、东方衰败是过去千年东西方秩序的首次调适，那么当历史进入21世纪，当中国崛起在过去几十乃至百余年日本现代化和“亚洲四小龙”的基础上开始发生时，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东西方秩序再次调适的新阶段。当然，这个调适的进程才刚刚展开，其更为深层的效应和意义将在未来几十乃至数百年得以清晰化；现在开始的这个东西方秩序的调适进程，也必将不再重复五百年前东西方秩序首次调适的简单、原始乃至野蛮和残酷的外在表现方式；更重要的是，未来的东西方秩序调适，必将不再是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而是站在人类共同高度，谋求利益的合作和心理的平视。但东西方心理调适的内在逻辑却是相同的，即被迅速追赶和渐趋赶上的一方渐有失落的感受，而迅速追赶的一方则又不自觉地产生自我膨胀。
　　
　　因此，与相对表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适相比，东西方心理秩序的调适是一个更为深层和微妙的进程。前者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方式，往往会受到后者不自觉的影响和掌控。
　　
　　东西方精神世界：各自的盲点和困惑
　　
　　在这一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环节，客观审视和理性梳理东西方过去数百年的历史及其导致的双方心理秩序的现时状态，就显得十分重要和有意义。
　　
　　就西方世界而言，过去五百年随着其崛起进程的展开，西方经历了工业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从开始、成熟到几经完善的发展历程。人们俗话所称的西方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和“后现代文明时代”，即是就这一意义而言的。过去数百年，西方实际上经历了完善世界和完善自我的两个过程。
　　
　　所谓完善世界，是指西方以其现代化的进程和成果，使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全人类都为之受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几乎等于西化的代名词，而西方价值观则几乎等于普世价值的代名词，虽然有其不容置疑的荒谬和缺陷，却是过去数百年人类历史发展的无奈结果。
　　
　　所谓完善自我，是指西方现代化在物质层面上以工业现代化和对外掠夺开始，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几乎伴随了整个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但与此同时，西方在过去数百年也发展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念，并使之不断趋于成熟。二战后，随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退居二线，自由、民主和人权开始占据上风。虽然人们对西方以这些理念来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战略和策略有诸多批评，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些理念对人类精神宝库的卓越贡献。
　　
　　问题是，一旦遇到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西方原先的文化傲慢再度从深层浮上表层，而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价值观则退居二线，其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原因十分值得探究。因此，面对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心理秩序调适，西方世界实际上面临处于成熟与迷茫交织的“熟而未熟”的状态，这对西方民族的精神世界（其中首先是西方的知识界）是一个空前的挑战。就东方世界而言，由于数百年的衰败和过去百余年的现代化努力，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处于工业现代化和现代文明从开始到逐渐进入成熟的阶段，而这与西方世界正好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
　　
　　就东方精神世界的现状而言，在追赶西方的激情中揉合着一定的历史悲情，可能是一种较为恰当的描述。同时，由于现代化进程未能伴随思想启蒙的进程，因此东方民族（包括中国和日本）的精神世界其实处于一种“未琢的玉器”状态。但由于亚洲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崛起）已经开始触及东西方秩序的深层，就现时的中国而言，现代化的饥渴与激情、文化的焦虑和思想的真空，构成一幅十分奇特而又令人不无忧虑的图画。
　　
　　在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面临一系列深层困惑，其中包括：在西方现代化之后，东方现代化到底能为人类精神宝库贡献些什么？东方如何看西方和看自己？东西双方是否有能力站在人类共同的高度来审视彼此的情绪和思维盲点？
　　
　　东西方思想家对话应提上议事日程
　　
　　东西方心理秩序调适有一系列特点，其中包括双向性、依附性（即隐藏于经济、政治秩序的背后）、漫长性、反复性、迷茫性、多层性（即跨越决策、智囊、舆论和民间多个层面）和突然逆转性（即突然以极端方式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秩序）等。
　　
　　从现阶段中国和西方民间情绪的表现方式来看，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关注自我多于倾听对方；二是情绪多于冷静（抑或通过冲突走向冷静）。既然这样，如何将中国和西方日常冲突背后的民族心理因素提升到思想的高度展开对话，显然已日益显出其重要性。而这样的任务显然非双方政治家、外交官和智囊学者所能完成，必须诉诸双方的思想家。
　　
　　从操作层面上看，中西方冲突的众多议题既须分开，又须整合。所谓分开，即众多冲突议题仍须交由双方展开外交层面的博弈；但双方思想家又必须站在共同的高度，审视并梳理双方民间情绪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深层因素，从中提炼属于人类共同的智慧。
　　
　　为此，从现在起，应该有机构或人士以民间或半政府的方式出面张罗此事，其中首先是在中西双方物色一流的思想家，然后组建固定、长期的中西方思想对话平台；重要的是须重视媒体，通过媒体将思想家的对话延伸、扩展到双方民间，形成长期效应。若能从现在起就重视这一工作，假以时日，不但可减缓因中国崛起而带来的东西方摩擦，而且还能藉由中西方思想对话提升双方认知和共同智慧，使中国崛起成为向人类精神宝库提供贡献的重要契机。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邱震海：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