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是一个无比光荣令人艳羡的职业。外交官,又是一个特别神圣职责特殊的职业。我们每天从电视上看到的是有关外交官代表国家活跃在外交政治舞台的画面:迎来送往、谈笑风生、觥筹交错、神采飞扬、叱咤风云,多么光鲜照人,多么让人神往!外交官幕后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他们在一些重大外交历史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周晓沛
浙江乐清人。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苏联处处长、东欧中亚司司长,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现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主席,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外交笔会副会长,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著有《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大使札记——外交官是怎样炼成的》、《别样风雨情缘》回忆录等书。
近几年来,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时代中俄关系超越一般的伙伴关系,已成为世界上“真正信赖的战略伙伴”,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中俄都对双方关系一直保持高水平运行感到满意,都十分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背靠背”战略合作。
什么叫“背靠背”?一般意义上是指在战场上,两个人把自己没有防备的身后交付对方,不用担心敌人从背后袭来。也就是说,在战略上,中俄互为对方的强大后盾。
当然,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难免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相互认知有差异、贸易结构失衡等。还有一点不能不提及的是,我国经济发展很快,有的俄罗斯人心态复杂,对移民问题更为敏感,甚至担心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乌克兰危机后有变化,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的明显增加。
中俄之间为什么要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战略协作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发展前景到底如何?要搞清这些问题,不能不回顾两国关系的演变历史及其发展轨迹。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苏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起,十年友好结盟,十年关系恶化,十年对立为敌,十年缓和改善。完全可以说,中苏两大邻国关系充满了世界史上最为错综复杂和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变化。
1965年,毛泽东主席曾对柯西金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看中苏关系早晚会好起来的,可能是十年之后,美国人会帮助我们团结起来。”上世纪80年代,中苏双方都调整政策,两国关系逐渐缓和、改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工作重心转移、国内政策调整及国际形势变化,中央着手调整“一条线”国际战略,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放弃“以苏划线”,改善紧张的中苏关系。
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客观上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契机。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的第二天,外交部立即做出正面反应。邓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双方应当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苏方也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双边关系的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于是,中苏双方开始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一开谈就是六年,双方针锋相对,相互扯皮,谁也说服不了谁,被称为“聋子对话”。不过,与昔日火药味十足的中苏边界谈判有所不同,都心平气和,并未红脸吵架,最终达成了妥协。1989年,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晤,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们双方都蒙受了沉重损失,也都汲取了深刻教训。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中俄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结伴而不结盟。这样,两国之间就建立起了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关系,更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那种敌对关系,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相互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
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不久,东欧剧变,两极格局崩塌,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指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从容地同它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为什么?1989年高级会晤时小平就讲过,关于意识形态的那些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
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这个方针很重要,正是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苏高级会晤确定的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不仅经受住考验,而且成为建立新型中俄关系的基石。
中俄关系先后实现了四次过渡。
第一次是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换。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当天,我国政府代表团即飞抵莫斯科访问。双方商谈签署了会谈纪要,我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俄方承诺原中苏之间签订的条约继续有效,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确认将驻苏联大使改为驻俄罗斯大使,就顺利解决了中俄关系的继承问题,实现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性平稳过渡。
从1992年俄罗斯总统首次访华开始,中俄两国领导人建立了定期互访机制。通过直接接触,增加相互了解,消除彼此隔阂。从中俄双方重新承认“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到确认两国已具有“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宣布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短短四年内,两国关系接连上了三个重要台阶。
顺便提一下,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叶利钦总统首先提出来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同意与外国建立这种战略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回到50年代那种结盟关系,而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新型的战略性国家关系,是具有长远生命力的正常国家关系。它不仅有完全平等、政治互信的重要前提,更有传统友好、互利合作的扎实根基。所谓“战略协作”,其实质就是在双方关切的重大核心问题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应对挑战,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次过渡是,普京接替叶利钦出任总统。双方重申,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边界问题,消除了两国关系中的一大隐患。
第三次过渡是,梅德韦杰夫接替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统仅半个月,就到中国进行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重要访问,双方共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双方强调,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核心内容,加强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扩大和深化人文领域合作对巩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2012年普京复任总统后不久即正式首访中国,也预示两国关系顺利实现了第四次过渡,有人形容进入“黄金时期”。对西方看得比较透、一向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的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这将有利于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普京在竞选纲领中谈及中俄关系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决不是威胁,而是俄经济之帆赶上“中国风”的良机。这是俄领导人首次对“中国威胁论”的明确表态。
普京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公开表示“俄罗斯只要与中国站在一起,就能战胜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并称“我们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俄罗斯也并非偶然,再次体现了中俄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中俄互为彼此“唯一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拥有“最高水平的政治互信”,关系连续迈上新台阶,这不仅得益于两国元首着眼世界大势做出的英明政治决策,更是基于两国自身发展的长远内在需要。
2018年3月17日和18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别连任后,在第一时间互致贺电。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迎来新机遇,开启新时代,为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繁荣,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中俄两国对未来关系的定位是:建设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将进一步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经济互补优势,更好地联手应对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继续深化互利共赢的全面战略关系。
现在,我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俄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和最大食品进口国。2014年双边年贸易额达953亿美元,受国际能源价格走低、卢布汇率波动等因素影响,近两年双边贸易额出现下滑。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双方着手完善贸易结构,提高合作质量,2017年贸易额增长约20%,并规划近期突破1000亿美元以上。
要实现这些目标,思想观念需要创新,经济合作必须进入结构转型和战略升级的新阶段,着重进行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提升中俄利益交融水平。
经过20多年发展,进一步扩大传统贸易潜力有限,应转入规范化的正常国际贸易轨道,合作重点加快向联合开发、制造、应用和投资、金融等领域,包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航空、航天、高新技术等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还需进一步加强民间人文友好及地方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
当前,世界上乱象丛生,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挑战明显增多。国际力量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大国关系也在进行重大调整。美国公开将中俄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俄罗斯是我国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中俄新型大国关系健康发展对双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对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世界和平稳定也至关重要。
双方应通过更紧密、更深层次的战略沟通,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注意照顾对方的利害关切和舒适度,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确保双方战略协作可持续发展。
在大乱局、大变局的新形势下,如何谋划建设好新时代中俄关系,这是一个现实的大课题。除了加强顶层设计外,还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这也正是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题。今年是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怎样利用这个平台推进双方人文等合作似可作为一个切入点。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