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女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厨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二十年间，英国女孩扶霞•邓洛普从剑桥留学生变成了中国菜的“西方代言人”，这一切，都起源于一道川菜。
喜欢吃川菜，所以当一个厨师？
扶霞•邓洛普是来自英国牛津的姑娘，曾在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来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中国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
上世纪九十年代，来中国旅游的扶霞途径成都，在朋友的招待下吃了一顿正宗的川菜。这顿川菜，让扶霞魂牵梦绕，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一九九四年，她获得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奖学金，立即决定来到四川大学学习少数民族历史。
“我必须坦白，填着表格上那一栏栏的项目、编着堂而皇之的理由时，我心里想的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
入川以后，校园外满满当当的菜市场，安逸的生活节奏，终日沉浸在美食丰饶的成都，让原本可能会走上学术或者记者道路的扶霞，重新燃起了她儿时的梦想：当一名厨师。
她开始带着美食笔记走遍大街小巷，遇到好吃的菜就会去请教菜谱，她甚至花了3个月的时间，专门去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习专业厨艺，成为那所学校的第一位外国留学生。
走进厨房，她和很多四川小伙一起学习烹饪技术、练各类刀工，川菜在很多人眼里是火锅、串串和麻辣，但在她看来，四川厨师要学习的基本技艺是调味。她认为，川菜的伟大之处就是“点石成金”，仅仅简单的猪肉和茄子，就能惊艳味蕾。
后来，扶霞常住中国，还游览了很多国内的省份，吃遍八大菜系，在扶霞的讲述中，川菜的辣带着一丝丝甜，就像悠闲的四川人，总是带着甜甜的体贴；湘菜直接又毫无妥协余地；扬州菜则是太平盛世的食物，温暖而抚慰人心。在和别人交谈时，她会不自觉地说起，“我们四川把这个叫什么什么”。
她把这些在中国的美食经历写成了书，取名“鱼翅与花椒”。她解释，鱼翅和花椒，是两种中国人会吃的、但外国人看来神秘又奇怪的食材，她想用这两种东西来表达在中国吃过的与众不同的东西。
“扶霞是我的好友，也是我认识的所有外国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烹饪的一位”，《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说。有一位读者看完书评价，“我想给扶霞发成都市户口”。
被改变的“中国胃”
作为一个“吃货”，扶霞一开始就发誓不论食物有多么古怪，她都来者不拒。但是，刚接触中餐，很多食物还是让她震惊了。
和许多外国人一样，扶霞还记得第一次吃皮蛋的恐惧：“如同闯入噩梦的魔鬼之眼”，她的眼里，蛋白脏兮兮、半透明，蛋黄不黄，像一坨黑色的淤泥。
刚到四川不久，她在一家兔肉馆里，眼看着刚才还在吃草的可爱兔子，十分钟以后就变成餐桌一盘红烧兔肉。
这些强烈的文化冲击刚开始让她感到不适，但是在一次次尝试中，她也发现了新的美食天地：
“脑花温柔地沉浸在香油和蒜蓉当中……最后，我心一横、眼一闭，张口就吃了。那口感像奶冻，柔软绵密，又有很丰富的层次，真是危险的诱惑。”
长期在中国久居，她见到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吃食，在中国所学的美食技艺，已早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西方的朋友要他帮忙切胡萝卜时，她会犹豫：怎么个切法呢，切丁、切块、切条、切丝？她的朋友很困惑，“就是切嘛”。
有一天，自己在英国牛津的父母家，吃掉了炒青菜中意外出现的菜虫，她回想起，十年前，她大概要花半个小时才能鼓起勇气吃个炸蝎子。而现在，即使遇上最可怕的吃食，也就犹豫个一两分钟。“一旦东西入了口，禁忌打破了，一切好像也没那么糟糕。”
久居中国多年，扶霞成功练就了一个“中国胃”。
饮食背后也有文化
扶霞的“舌尖上的中国”，不仅仅是对美食的纪录，还有对她对饮食背后的文化探讨。
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人好像“什么都吃”，但是在国外，遍地的中餐馆又是“廉价”的代名词。
与中国美食结缘二十多年，扶霞希望为中国美食“正名”。她查了很多历史资料，来澄清西方人对中国吃各种食物的误会。她也曾出版过菜谱，向外国人展示真实的中国菜，打破他们对中餐的固有想象。
但另外一方面，她对于中国人对西餐的偏见也感到有些不公平。在四川学习做菜的时候，她同学说不喜欢吃西餐，她问起原因，那位同学说，“吃过肯德基，不喜欢西餐”。
在学厨时，她发现自己不仅在学习烹饪的理论和实践，还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式的“画味之道”：原来爱情里的嫉妒叫做“吃醋”，所经历的疼痛与艰难叫“吃苦”。
她发现，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己不仅是在做饭，而且也是在像中国人一样思考。
在中国居住的这些年，她目睹了城市的变迁、饮食的改变，也用文字记录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有人说，扶霞写到成都时，笔触就愉悦起来。虽然在观察历史和社会的深度仍有不足，但是对于中国美食的热情让人感动。
有更多的读者在书评页说，看完，只想冲出去好好吃一顿火锅。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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