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闻名世界的“文坛圣侠”，武侠小说作家界的“武林泰斗”。
他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几次接见，还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并获英国女皇授予OBE勋衔。
有华人的地方必定有他的作品，读者以亿计算，影响了当今几代人的成长。
10月30日消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终年94岁。
峰岭君知道，小伙伴们一定会说，金大侠我熟，但他跟外交官好像没半毛钱关系——
你错了，金大侠跟外交不只有关系，而且很有关系，因为大侠当年的志向就是当外交官——
要知道人家可不是发发朋友圈、晒晒理想那种，
而是实打实地学的外交学，26岁那年还直接找到外交部长“表白”，外交部长十分感动，然后然后拒绝了他。。。
这事儿，还是得从头说起。
金庸本是江南人，本名诸位都知道，查良镛，没事干嘛提人家本名呢？
这就要说到查家的家族背景。浙江海宁的查家多才俊绝对不是说着玩的。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
跟金庸沾亲带故的一家子亲戚，那算是群星闪耀：
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徐志摩就是金庸表哥
姑父是写下《国防论》的名将蒋百里，蒋百里的女儿蒋英就是金庸表姐
蒋英嫁给钱学森，钱学森就是金庸表姐夫
蒋百里还有个侄儿蒋复璁，后来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金庸表哥
近代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看名字就知道是一家了，也是金庸的堂哥
金庸的有位堂姐，查良敏，嫁了袁行云，袁行云有个外甥女，叫琼瑶。
……
自带强大基因的金庸在家乡读完小学，去了在杭州读中学，但是，初中毕业那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战乱中，17岁的金庸首次离乡背井，开始“闯荡江湖”，追寻自己的外交梦。
20岁那年，志向明确的金庸考入“陪都”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国际法专业。
本来已经走在了直通外交官的康庄大道上，没想到机会却让自己“作”没了。
年轻气盛的金庸，因对国民党当局控制学生自由不满，愤而向学校投诉。谁知道学校跟当局是穿一条裤子的，查良镛同学直接被勒令退学。
22岁的金庸，第一次外交梦断。
他只能回到老家，在杭州当起了小记者。
但是几个月后，金庸外交梦不死，又闯北上广——
这次，他来到上海，在族兄帮助下，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继续追梦。
两年后，金庸已经在大上海修炼完国际法，准备从东吴大学毕业，正要大展抱负，却好巧不巧又遇上了解放战争，时局混乱——24岁，金庸，第二次外交追梦，失败。
恰在此时，上海《大公报》要招聘两名国际电讯翻译。报名人数逾3000，反复考试筛选后，金庸幸运考上。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金庸被派往香港工作。
很快，新中国成立，仅仅一个月就同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驻外交使节已成当务之急，但外交人才奇缺。
公使、参赞及其他工作人员的位置还有很多是空缺的，急需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熟悉外事、了解国际问题的人员。
这次，我们的金庸同学看到了机会，整个人又燃了！
一方面，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许多国际法论文，引起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国际法权威梅汝璈的赏识。梅邀请金庸出任其助手。
金庸回忆说：“梅先生看到这些文章，就找我来跟我谈。他说人民政府请他去当外交部的顾问，他需要一位既懂英文又熟悉国际法的助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愿意去，因为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另一面，金庸在《大公报》结识了另一位奇人乔冠华。解放初，乔冠华担任政务院总理兼首任外交部周恩来的秘书，后来也当上新中国的外交部长。
这时候，金庸进入外交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要专业有专业，要经验有经验，还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和朋友圈。
金庸不顾新婚妻子的再三挽留，直奔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他就踌躇满志地跨进新华门外交部。乔冠华对金庸说，新中国需要一批像他这样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加入到外交队伍中来吧。这句话可把金庸撩坏了，那个兴奋和激动。
在乔冠华的引荐下，金庸见到了新中国外交大BOSS周恩来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要知道，26岁放现在外交部也就是个小随员，能直接跟中南海里的领导谈笑风生，金庸那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感觉自己的外交官前途与国家的未来一样，阳光明媚。
不幸的是，后来乔冠华非常遗憾地告诉金庸，以他这样的身份和性格，不太适合在外交部发展。
其一、由于他出身大地主家庭，属于剥削阶级，必须受训写出深刻的自传交代；
其二、他不是共产党员，必须先到人民大学学习或到其他单位工作，入党之后才能进外交部工作。
金庸回到住处认真想了想，觉得乔冠华说得句句在理：“我不大愿意受人管束，自由惯了，而外交工作是非常严谨的。”
昔日在国民党所办的中学和大学里，金庸都有过“行侠仗义”而被开除的经历。他说：“如果被新中国的外交部开除就不太好了。”
也有人形容说，北上的金庸上穿方格T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与红色北京格格不入。
第三次外交梦被拒，金庸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彻底放弃当外交官的想法。
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优秀外交官，而文坛却多了一个笑傲江湖的金大侠。
回到香港后的查良镛，调任《大公报》副刊《新晚报》编辑，和他一个办公桌的，就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俩人一下了成了好哥们。
1955年，梁羽生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很是成功。可是后来他一下子写不出来了，就说：“小查，你来写。”那句话，怎么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于是，金庸根据家乡浙江海宁一带有关乾隆帝的传说。每天一段，一共连载了574天，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初步奠定了他在文坛江湖上的地位，这就是金庸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
后来，金庸与中学同学创办《明报》，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明报》也成为了当时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在此期间，金庸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文风不拘，随意切换。从1955年初试身手，到1972年以《鹿鼎记》封笔，金庸在17年间完成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5部巨著，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总销量达一亿，成了武侠小说开宗立派的一代巨擘！
而同时，其一手创办的明报也让他名利双收，《资本》杂志编辑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名列第64位。可以说，查良镛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一个致富的知识分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香港回归前夕，撒切尔夫人曾经游说金庸，希望他借助自己的影响力支持英国人，不要归还香港。
但金庸直接说明了立场：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当然应该归还了；其次，签条约99年，现在到期了，英国怎么可以不守信用？
一席话，令撒切尔夫人放弃游说。
某种程度上，一代文坛宗师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外交梦。
再再后来，大侠参加《鲁豫有约》，还提起了这段往事：
陈鲁豫：您有没有觉得遗憾，您这辈子没有去搞外交，有点遗憾呢？
金庸：也不遗憾，搞外交现在，后来这些，我做香港基本法的时候，外交部很多人都来参加基本法的委员，他说查先生，你幸亏不来当外交官。
陈鲁豫：为什么？
金庸：你当外交官，当外交官苦得不得了，你这个个性，你进来明天后来就开除了。
陈鲁豫：为什么？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金庸：我这个人不守规矩，不守纪律。
陈鲁豫：您是个比较自由散漫的人？
金庸：自由散漫的人，是啊。当外交官这个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外交人的时候，你本来你到美国去做大使，你在华盛顿，你到纽约去一下，都要请示中国外交部长要批准。
陈鲁豫：这肯定是要这样的。
金庸：到美国的外交部要批准，那你这样子，我到美国去，到全国喜欢到哪里就哪里，他到纽约也不行。
一个人的人生历程，不是按照剧本一步步走下去的，人生本就比剧情更复杂多变、跌宕起伏。
比如，从医生到革命家的孙文，从经济学到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从医科生到大文豪的鲁迅。
金庸大师也是如此，曾经想当外交官，可是因缘际会，阴错阳差，失去了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的机会，却写起了小说。
谁言书生无用，笔下亦显英雄。
从此，他拿着一支笔，写下了整个江湖。
而今天，金庸逝世，世间再无金大侠！
伴随着金大侠的离开，当初的少年江湖梦逐渐远去！
国考临近，金先生的外交梦，朝阳门内外的纵横捭阖，待君归！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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