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奥在即，来自阿根廷、秘鲁、智利、墨西哥等国的拉美运动员也都进入最后的紧张备战。那么冬奥赛场上到底有哪些拉美身影，他们背后又有哪些特别的故事？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与“死神”交手的励志少年
波多黎各高山滑雪运动员——威廉·弗拉赫蒂
17岁的威廉·弗拉赫蒂出生在美国，但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波多黎各度过。3岁时，他被确诊为患有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生存几率仅为10%。幸运的是，他的哥哥查尔斯·弗拉赫蒂（Charles Flaherty，也是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于2018年参加平昌冬奥会，是二十年来第一位代表波多黎各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为其捐赠了骨髓，挽救了小威廉的生命。滑雪运动对于威廉的康复至关重要，因为在回转过程中会产生离心G力，有助于他骨骼的强化。
之后，威廉开始在萨拉·拉达穆斯（Sara Radamus）的指导下，进行更为艰苦的训练。萨拉不止一次地强调，威廉的专业技能要优于他的哥哥查尔斯。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父亲在2018年意外去世、2020年他被查出患有良性肿瘤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也曾将威廉的奥运梦推至破碎边缘。
对于兄弟二人而言，滑雪的意义早已超过一项单纯的假期爱好。如今，17岁的威廉已经做好准备，接过哥哥的衣钵，代表波多黎各征战冬奥会。
打破零纪录的冰上舞者
墨西哥花样滑冰运动员——多诺万·卡里略
1999年出生于萨波潘的多诺万·卡里略已不再是那个“伴着胡安·加布里埃尔（Juan Gabriel）的音乐滑冰的孩子”了。如今，他将是继里卡多·奥拉瓦里塔（Ricardo Olavarrieta）参加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之后，首位代表墨西哥亮相冬奥会的花滑运动员。
在几乎没有奥运级别滑冰场的墨西哥，多诺万如同艺术家，他相信花滑就是表达自我的完美方式。13岁时，多诺万就背井离乡，与教练格里格里奥·努涅兹（Gregorio Núñez）生活在一起。教练如同父亲，照顾他的生活也精进他的训练。两人一起克服资源不足、资金短缺、疫情等重重阻碍，终于拿到了冬奥会的入场券。
对于多诺万而言，代表墨西哥参加冬奥会一直就是他的梦想，而自202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之后，他的梦想也终于成真。这位花滑小将坦言，“如今我用我的成绩证明，只要你做好付出的准备，坚定于内心的渴望，就没有什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乘风破浪的自由之花
智利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多米尼克·奥哈科
多米尼克·奥哈科出身运动世家，是智利体育界的头号人物之一。同越野滑雪运动员约纳森·费尔南德斯（Yonathan Fernández，也将参加本届冬奥会）一样，这将是她的第三次冬奥之旅。这样的经历在智利体育史上仅次于两名高山滑雪运动员——参加过四届冬奥会的诺埃耶·巴拉奥纳（Noelle Barahona）和尼尔斯·林内伯格（Nils Linneberg）。多米尼克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获得第13名的成绩，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中位列第20名。
然而，正经历飞跃式进步的多米尼克却在2018年遭遇巨大瓶颈。那年8月，在新西兰备战世界杯第一轮比赛的她，在一次训练事故中，膝盖遭到严重损伤。多米尼克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能在赛道上奔跑，11个月之后才能重新滑雪，1年半后才又恢复比赛。她在多次采访中表示，困难不仅在于恢复腿部肌肉的力量和承受跳跃带来的身体压力，更在于重拾信心、重启这项极限运动。
经过几年艰难困苦的岁月，多尼米克正在向最佳状态恢复，而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比赛中她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在瑞士楚尔举行的比赛中，她位列第16名；而最近在法国丰罗默滑雪区的比赛中，她取得了第12名的成绩。
华丽转身的女性先锋
哥伦比亚速度滑冰运动员——劳拉·戈麦斯
劳拉是一名生物医学工程师，除了完成专业学习外，她从小就参加轮滑比赛，并且差点就入选哥伦比亚轮滑国家队。但遗憾的是，她没有凭借这项运动实现自己的奥运梦。正是由于这次落选，劳拉倍感失意，2017年她决定放弃轮滑，转为尝试另一项竞技运动——速滑。尽管轮滑与速滑本身的差别并不很大，但在练习方式上却截然不同。正如劳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从轮滑到速滑，最难的就是技巧的转变，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运动，以至于一开始我都无法在冰上行走。”
4年前，27岁的劳拉获得了平昌冬奥会的参赛资格，也因此成为当时首位且唯一一位代表哥伦比亚参加冬奥会的滑冰运动员。如今承载着国家的希望，劳拉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奥运舞台——北京冬奥会。
实力非凡的名将后代
阿根廷越野滑雪运动员——弗朗哥·达尔·法拉
21岁的弗朗哥·达尔·法拉出生在以冬季运动闻名的南美城市——巴里洛切。他的母亲伊内斯·阿德勒（Inés Adler）也是一名越野滑雪运动员，曾于1992年参加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达尔·法拉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我母亲是我越野滑雪的启蒙老师，两岁时我第一次接触滑雪，五六岁时我就在学校里练习高山滑雪。”
达尔·法拉将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越野滑雪，凭着坚韧的毅力和不俗的实力，2020年他在欧洲的各项比赛中都表现出色：除了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和土耳其的比赛中取得亮眼成绩外，他还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比赛中与世界顶级选手对垒，并站上领奖台。此外，达尔·法拉还刷新了阿根廷在国际滑雪联合会（FIS，世界滑雪运动的最高组织）中的最高积分纪录。
创造历史的时代榜样
厄瓜多尔高山滑雪运动员——莎拉·埃斯科瓦尔
如果说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中，越野滑雪选手克劳斯·荣布卢特（Klaus Jungbluth）是首位代表厄瓜多尔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的话，那么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迎来首位厄瓜多尔女运动员——莎拉·埃斯科瓦尔。
“我是厄瓜多尔第一位参加冬奥会的女性，能够代表我们国家的同龄女性参加冬奥会，我深感自豪，也兴奋不已”，萨拉在接受厄瓜多尔奥委会（COE）的采访时如是说。
19岁的萨拉住在美国新泽西，拥有双重国籍，因为她的父母是厄瓜多尔人。萨拉对滑雪运动充满热爱，很早便在新泽西的各项比赛中崭露锋芒，并在父母的支持下，进入新罕布什尔州的沃特维尔学院（Academia Waterville）学习。有了更充足的准备后，她参加了国际滑雪联合会（FIS）的巡回赛，这也让她在3年前获得了冬季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入场券。
萨拉表示，“我希望我能鼓舞到那些热爱这项运动的孩子们，这一切都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我要在冬奥会上出色发挥，同所有厄瓜多尔人分享这一梦想，让他们传递给我正能量。”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