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上午，国际法院前院长、原外交部法律顾问、“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史久镛法官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
史法官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18日早3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惊闻噩耗，全国人大、国务院、外交部等单位有关领导、多国外交部法律顾问、海内外各界友人、中国国际法学会及学界纷纷表示哀悼，国际法院在官网刊登讣告致哀。
学法报国、矢志不渝是史法官一生的真实写照。为缅怀史法官，现将2018年史法官获评“改革先锋”称号时本公号刊发的一篇文章重刊如下，以寄哀思：
外交领域国家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史久镛
70载春秋，矢志不渝秉持正义；92岁高龄，笔耕不辍报效国家。他是首位担任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的中国人，也是始终心系祖国的知名国际法学家。他就是一生践行“学法报国”信念的改革先锋——外交部法律顾问史久镛同志。
真知灼见造诣深，为国献计赤子心
史久镛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国遭受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他和许多那个年代的仁人志士一样，痛感“弱国无外交”，立志通过研习国际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急需人才，他虽然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并在美攻读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但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国外的舒适生活，选择了回国参与国家建设，从事国际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让他更加引以为豪的是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的经历。作为外交部法律顾问，他参与了新中国大量重大涉外法律问题的处理和涉外诉讼的应对。在这个岗位上，他在国际法领域的深厚专业功底和渊博学识得到充分发挥，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学法报国”的信念。
1997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7月1日零点整，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区冉冉升起，亿万中华儿女为之欢欣鼓舞。然而鲜有人知的是，有太多人为这一刻付出了太多心血和精力，这其中就包括史久镛等参与了香港回归艰苦谈判的法律专家。作为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工作组成员和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法律顾问，史久镛潜心钻研有关法律问题，对香港回归涉及的国际条约适用等重大问题提出稳妥、务实、管用的意见和建议，参与设计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法律安排，为保障香港平稳过渡与顺利回归、落实“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香港回归谈判过程中，如何处理回归后香港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法律问题。是让香港以单独关税区身份继续留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内，还是暂时退出协定，待我国“复关”、“入世”后与祖国一同加入，各方一度意见不一。史久镛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预判“复关”、“入世”谈判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香港留在关贸总协定对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撰写了《香港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万字长文，力陈应使香港先以自身名义参加关贸总协定的意见，并最终被决策部门采纳，助力了香港的经济腾飞。
敬业奉献谋正义，夙兴夜寐守公道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六大机关之一和主要司法机关，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国际法的解释和适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法院法官的任职资格十分严格，要求“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之任命资格或公认为国际法之法学家”，法院的院长除了符合上述条件外，还需由全体法官选举产生，实践中更是受到各国尊崇。史久镛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名竞选的法官，更是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人。正如2003年我国时任外长唐家璇祝贺他当选院长的贺电所言，这是国际社会对他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既是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和民族的荣誉。从更广泛意义上说，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一个缩影。
从国际法院法官到副院长，再到院长，史久镛在法院取得的成就并非偶然，既体现了他的深厚学识和极高威望，也和他的勤奋努力分不开。被提交至法院的案子，不论是诉讼案还是咨询意见案，都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和领土主权等国家核心利益，法官需要阅读大量材料并亲自撰写判决，工作十分繁重。在16年的法官任期中，史久镛殚精竭虑，认真参与每一起经手的案件，尽管担任院长期间公务繁忙，但他仍然参与审理了多达16宗案件，这在法院创下了历史纪录。作为院长，他还领导法院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不断完善，赢得了联合国秘书长等方面的好评。
2004年2月23日“巴勒斯坦隔离墙咨询意见案”审理时，巴以局势紧张，超过300家媒体记者云集法院转播审理，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法院即将作出的咨询意见上。作为院长，史久镛沉着冷静地主持庭审，专业高效地组织全体法官认真审查此案的程序和实体问题，并代表法院郑重宣读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咨询意见。此案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被普遍认为维护了国际公平正义，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和法律效果。
在十几年的国际法院法官生涯中，史久镛以出色的工作捍卫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维护了国际法治与公平正义，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普遍赞誉，为国际法解释、适用与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中国印记，也成为中国人在权威国际司法机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杰出代表。
老骥伏枥拳拳心，学法报国终无悔
史久镛的“学法报国”精神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动摇。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中，许多知识分子一度受到不公正对待，曾有国外留学和生活经历的史久镛当然也未能幸免，一度被下放劳动。但即使面对此种逆境，史久镛依然初心不改，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继续刻苦钻研国际法，坚持不懈提升专业能力，这些都为他日后重返工作岗位并发挥更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国际法院退休后的史久镛已是耄耋之年，本该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但他那颗为国分忧的赤子之心使他时刻心系中国的国际法事业。2010年6月，他接受时任外长杨洁篪聘请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此后又应邀担任外交部国际法咨询委员会顾问，继续以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入到相关工作中，在重大法律问题上，作为外交部智囊积极为国家建言献策。
21世纪以来，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工作日益突出。在国家利益面临错综复杂风险挑战的紧要关头，90岁高龄的史久镛手拿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研读数千页的材料，逐句逐段地审核文稿，用心血一点一滴凝成扎实管用的法律意见。尽管因意外腿部受伤，行动不便，他仍坚持拄着拐杖前往办公地点。实在无法前往的情况下，也要以口述录音的方式将相关意见送给有关部门参考。近年来，他深厚的专业功底和宝贵的实践经历为我制订卓有成效的外交决策和法律方案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爱国情怀和敬业精神也深深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国际法工作者，成为中国国际法在改革开放伟大进程中继续建功立业的不竭动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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