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柴泽民（1916.10~2010.06.07），出生于山西省闻喜县；1933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12月调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驻匈牙利大使、驻几内亚大使、驻埃及大使；1974年9月，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1976年起，先后任驻泰国首任大使、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驻美国首任大使；1983年9月，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1978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关键时刻。此时的柴泽民已经六十二岁，在大多数同僚眼中，他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完全应该安度晚年了。但他却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员下，在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一年里，接受了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前往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而1978年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仍是与中国为敌、极不友好的国家。那时，柴泽民正在泰国当大使，经过了一段困难的过程，两国关系现正走向顺利、正友好发展的时候要调他去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任职，从内心讲他实在有些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习惯，那就只好作“去”的准备了。
时任泰国国王（右）会见柴泽民（图源：中国青年网 柴燕琦供图）
1978年5月，柴泽民刚刚从泰国回到北京，就遇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布热津斯基主要谈的是建交问题。那时万斯国务卿从苏联谈判核武器问题失败归来，于是卡特总统只好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中美建交之后再跟苏联谈判，以中国来压苏联。所以布热津斯基一到中国就很直截了当地说，他来中国就是为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当时，邓小平副总理考虑：“谈判建交问题我们赞成，要是谈成了，建交之后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那我们为什么不谈？”柴泽民从离开泰国到接待布热津斯基，中间这个时间很短，紧接着还参加了黄华外长和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两次建交会谈。仅进行了两个月的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就到美国上任去了。
1978年8月5日，柴大使偕夫人李友锋启程前往美国赴任。他坐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思绪万千……
接受新任务
柴泽民
过去两年多来，我总是在北京与曼谷间往返，现在又将开始新的跨国飞行了，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受。这次奉调的消息一传开，从泰国离任的送行活动便排得满满的，想为我践行的人接连不断，一天三顿饭都有人请，从泰国王室到地方官员，从政府的各部长到各党派领导人，从各界友好人士到华侨华人，无法拒绝他们的热情。同时，外交同行们也都赶到中国驻泰使馆来送行。
在告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泰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和睦相处的典范，两国人民的交往已进入水乳难分的境地。大家都在祝中泰友谊万古常青。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起伏难平。我是1976年作为中国首任驻泰王国大使前往赴任的，现在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衷心地为泰国侨胞和华人朋友在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泰中关系的发展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而感到高兴。我希望侨胞和朋友，一如既往，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临行前，我举行告别招待会。有些华人讲的话感人肺腑，他们回忆起两年前中泰关系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深感今日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他们说：“通过柴大使的胆魄和坚忍、耐心和努力，渐渐地，使大家了解我们的国家，了解了我们国家外交官的真实面貌和实实在在的能力。”说我是“在曼谷能找到的最好的大使，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富有人情的心，一颗巨大的心！”我知道，这些褒扬是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的赞美，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
当地的报刊杂志不断地在谈论我，对我未来的职务有很多猜测。几个月前，中国刚刚宣布资深外交家黄镇即将调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一职，人们最容易联想到我将去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接替黄镇。
其实，早在1978年2月上旬，中央已经确定了由我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2月份我回到北京的家中，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听到消息也纷纷赶回。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这是很难得的全家人团聚。父母与儿女们的目光碰撞着。儿女们望着我们，我感到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流露出对父母的陌生。他们心里也许在想：“你们老两口头发已经花白，老了，即使还需要工作，也是该留在北京的年龄了，为啥还要往外跑？”
在战争年代，孩子们过的也是烽火硝烟中的动荡生活。60年代初，我偕夫人李友锋就出国任大使去了，匈牙利、几内亚、阿联（今埃及）、泰国，近二十年里，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一般人总以为外交官享有种种特权，可以领略世界各地异国风光，而不了解许多这样从事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大使在家庭、在感情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作出了多大的牺牲。他们的孩子不像在常人百姓家庭，可以得到正常的父爱与母爱。他们过早地独立生活，使他们变得各有主见，相互间长期分离，总不在一起而变得彼此陌生，不容易倾吐心理话，甚至还羞于喊“爸爸”、“妈妈”。
儿女们盼了多少年，满以为父母老了总算回来了，该有一个像样的家了。可是，我望了望儿女们，却说：“我和你们的妈妈很快就要去华盛顿赴任了。”而孩子们的眼光，不是惊异就是疑惑，却一点都没有什么惊喜。
任弼时女儿任远芳（左二），新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夫人李友锋（左一），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活动现场。
李友锋也有些不安地帮我解释说：“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人家美国以前派来驻北京的主任比你爸年龄还要大十岁，都已经七十二岁了。你们的爸爸今年才六十二岁，哪能不听领导的话，不去赴任啊。”
儿子眼里流出了泪水，没说什么就离开了。女儿们也相继走了，家里就剩下了我们老两口。
初到美国
驻美联络处副主任韩叙是我的老熟人了，所以一到华盛顿，我们之间就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1979年3月1日，柴泽民（中）向美国时任总统卡特（右）呈递国书。照片下为卡特签名。
我到任近两个月后，于1978年10月1日举行了我国国庆招待会。联络处的屋顶上，一面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华盛顿的很多要人在这一天的傍晚赶往中国驻美联络处出席国庆招待会，同中国联络处的官员们一同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
从下午6点开始，受到邀请的客人接踵而至，来宾们很快就在宴会大厅的入口处排起了长队，我与李友锋及韩叙夫妇作为东道主，同七百多位客人一一握手。被装饰得流光溢彩的大厅里政要云集，人们在来宾中看到了美国政府的许多高级官员，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许多民主党、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理事长，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有科学、文化、教育、工商、新闻各界的知名人士和美籍华人及华侨代表。招待会一直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才结束，人们临别时都对这个令人难忘的晚上赞不绝口。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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