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作家卢山最新外交小说《蹦极》

大使作家卢山

　　“我现在是作家卢山，”前驻赞比亚大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杨优明笑着自我介绍时，已经把一叠十几页的稿子拿在手中。那是他根据采访提纲提前准备的素材。“这是职业习惯”。也许正因为外交官一贯严谨的作风，大使写小说这件事显得格外新鲜。最近，杨优明以笔名卢山创作的长篇小说《蹦极》完成网络连载，并获2020扬子江网络文学作品大赛二等奖。《蹦极》写的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孤身一人，奉命前往大洋深处的热带小岛国，以一己之力建起使馆的艰辛历程，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外交题材小说的空白。“蹦极是一个隐喻，反映了外交工作的跌宕与挑战。”杨优明表示，“对我来说，当外交官和当作家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外交官的经历，我就写不了外交小说。不当作家，就无法将精彩的外交故事讲给大家听。这次获奖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也让我对外交小说今后的发展充满希望。我愿用余生从事外交文学的写作，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和中国的外交事业。”

　　当外交官，就像站上蹦极高台

　　记者：您是如何从外交官“跨界”写小说的？外交小说目前在国内外是否处于空白状态？

　　杨优明：我大概在15年前想到写小说的。当时，我在外交部政策规划司担任副司长，还兼任外交史学会秘书长。外交史学会有一份刊物，专门刊登外交官的回忆文章，内容很多也很精彩。有回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有记录外交大事件的，也有写外交生活经历的。有的文章让你学到知识，有的给你思想启迪，有的会感动你的灵魂。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四卷本的《外交纪实》。出书之后，我觉得还不够，就想等有空了，我一定想办法把这些故事写成小说，让更多人了解外交官的生活。这些故事越积越多，塞满了脑袋，大概七八年前，我就开始尝试用业余时间写小说。目前看，国内外交官写得比较多的是诗歌、散文和回忆文章，写纯虚构外交题材小说的，至少我没有发现，也没有读到过国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外交文学这个提法，但我希望我们的文学能给它一个位置。

　　记者：《蹦极》是您的第几部外交小说？为什么选择网络形式发表？书中“一个人建使馆”的灵感是否来自您的亲身经历？

　　杨优明：《蹦极》是我创作的第二部外交小说，第一部反而还在修改中。《蹦极》并不源自我个人的真实经历，它的灵感来源于当年我编的那四册书。在我国的外交史中，一个人建馆这样的事曾经有过，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也是这本小说的背景。很少有人知道，即使现在，我们在国外还有不少微型外交机构，只有两三个人。因为国家的外交需要，他们默默无闻地在偏辟的地方坚守着外交阵地。所以，小说的原型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许多外交官的经历构成了这部小说。我写这部书就是希望向所有为国家外交作出贡献的外交前辈、同辈致敬，也以此勉励源源不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外交官。

　　对我来说，最大挑战是要把习惯的调研报告等写作模式切换成小说模式。如何把握故事线索、如何刻画人物等都是难点。我写完第一稿后发给一位文学编辑看，结果被退了回来。改了第二稿后，她有点认可了，但认为还是缺少小说的元素，还带着纪实的痕迹。第三稿，我把第三人称换成第一人称，增加了小狗黄毛陪伴主人公的内容，把书名从《一个人的大使馆》改成现在的《蹦极》。书中专门有关于蹦极的章节。主人公发现自己精心建立起来的两国关系面临变数，又由于在海上遇险，发起高烧，昏沉中梦见自己去蹦极。那是一种悬在空中的体验，你不知道等待你的会是什么，人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就像站在蹦极的高台上。我想这一稿应该更像小说了。既然外交小说是一种新类型，能不能自成一体，能不能被读者接受，谁都心里没底。在网上发表，正好可以解决这样的担心。恰好朋友推荐我去参观文学网站，我对网络的力量有了感性认识。当然，我是本着尝试的态度在网上发表作品的。现在看来，这种尝试是有益的。

　　即使得霍乱，那杯水也得喝

　　记者：小说中很多描述让读者对外交官的工作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比如，它并不只是光鲜亮丽、唇枪舌剑，还会面临袭击、绑架、炸弹邮件、美人计策反等真实的危险和挑战。在您和同事的外交生涯中，曾遭遇过怎样的危险？

　　杨优明：你列举的危险，外交官们都曾经历过。小说中提到，有位外交官在战乱国家工作期间耳朵被枪打穿，20年后才发现原来肺部也有子弹头。这就是我同事的真实故事。有一位中国大使上任时，遇上驻在国发生内战，结果坐着装甲车去递交国书。还有疾病的危险，特别是热带地区致命传染病较多，如疟疾、登革热等。一位30多岁的中国年轻外交官，上任两个月就因为脑疟去世，十分可惜。

　　我在赞比亚当大使的时候，首都卢萨卡发生霍乱，几百人死亡。当时，我国军医组到期要回国，赞比亚军方坚持要举行欢送仪式，邀请我去参加。我知道他们是要显示，虽然有霍乱，但工作生活还可以照常进行。我不好拒绝，也不能拒绝。主人是位将军，在门口迎接我。我同他握手。握完手，他示意服务生端上水来，然后问，“大使阁下，您敢不敢喝？”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直接端起水杯，一饮而尽。那种时候，你没有选择。即使最终我得了霍乱，那杯水也得喝下去。所以，当外交官要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要有特别坚强的神经。遇到的危险多了，也就习以为常，能在危险面前镇定自如了。比如，就在前不久，一个战乱国家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发生了炸弹袭击。很多国家的大使都慌乱逃离现场。我们的大使却很淡定，一直待到仪式结束，同主人握手道别后才从容离开。

　　记者：为什么您在小说中感慨，外交官的本质特点是骨子里的孤独？

　　杨优明：外交官的孤独是外交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我们经常远离亲人，一离开就是好几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却很少有长期的朋友。因为在国外常驻，我们在国内也很少有朋友。最大的孤独是精神上的。对我来说，当大使是这种孤独的极致，把一个国家交给你，需要你维护好两国关系。关系不顺时，会面临很大压力。这时候没有人能替代你，甚至没有人可以帮你。你需要独自一人做决断，一个人承担责任。

　　非洲是大国角逐的外交战场

　　记者：您在非洲国家做大使，与在欧美国家当外交官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在赞比亚担任大使期间，哪件事对您触动最深？

　　杨优明：非洲是我们的兄弟、朋友，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也高兴。而欧美国家在我们面前喜欢充当“教师爷”，我们高兴的事，他们不仅不高兴，还会指手画脚干涉。中国和非洲走到一起，西方国家就不高兴。一会儿说我们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一会儿又说我们在非洲搞债务陷阱，破坏中非友好关系。从这个角度讲，非洲从来都是一个大国角逐的外交战场。我到赞比亚之前，有人指责中国人抢了当地的饭碗。我就去做调研，了解到中国人在当地投资的一个农场，一共41个员工，中国人只有1个，40个都是当地人。还有中国企业投资棉花加工厂，用的都是当地人，带动了整个省的发展。我会经常跟当地政府官员讲这些案例，也专门撰写文章在当地媒体刊登，澄清误解。

　　还有，一名中国企业家计划到赞比亚投资制药厂，几年都没有被批准。我一了解，原来当地执行的是西方制药标准。我就去找卫生部长，做他的工作，还专门请他参观国内的制药厂，最终说服了他。在我离开赞比亚之前，这家制药厂正式开工投产。我有幸同现任总统一起参加了开工典礼。

　　记者：中国经常被西方误读，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也从未停息。以外交官的视角，这种冲突应如何化解？

　　杨优明：我一共在7个国家常驻过，到过三四十个国家，去过发达国家也去过发展中国家，去过热带也去过寒带。这种穿越提供了对世界横向、纵向的对比体验，让我们可以多视角多维度地看待世界，在认识问题时会更加全面精准，处理问题时更加客观理智，更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我认为，文明是不应该冲突的，要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外交工作的本质就是沟通，沟通的前提是具备很好的语言天赋。外语说得溜是不够的，还要说得漂亮、完美。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也很重要，包括思维方式、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和生活习惯等。我在剑桥大学读硕士时，写过一篇关于人权的论文，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逻辑来阐述中国的一贯立场，导师直接给了我一个A。这给我一个启发，只有了解别人，才能更好地同他们打交道，解决双方存在的问题。

　　当然，沟通也不只是温文尔雅，发脾气也是一种沟通的手段，能够从容把握自己的情绪，包括发脾气的度，才是沟通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