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重“朋友”二字。我的心目中，中国字的“朋友”二字很重。汉字的“朋友”是由两个“月”字组成。祖先告诫，两个月亮一起走，一路上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相互照亮对方的路，才能走完要走的路，到达目的地。两个月亮并肩是“和”，不可有别的心思，“利用”或“笑里藏刀”都将毁于一旦，不可善终。
所以我对待我的朋友，我的选择是信。故我与人的交往，首先是我自己的真诚。面对任何一个交流者，我都选择信，以自己的真诚去换取他人的信，从而得到朋友。这才是朋友。
多年来，有朋友以她真诚的眼神问我：“大姐，你的微信名，为什么叫‘草的执着’！”
对于她们的突然一问，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告诉她们，我喜欢“草”，“草”即我的人生。
看得出朋友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而是一头雾水
而今耄耋后的我，应该给朋友详细的解答此疑问，以告诉朋友们我的真诚。
我的人生是草，是真的。
我喜欢草也是真的。
我生在1939年的冬月，那个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日日惶恐。
这个年代给了我不幸和灾难，但上天又给我开了一个天窗，我投生在“耿家”。我的父亲是打日本鬼子的八路军、红军指挥官。当然，我这个“小东西”也给这个军人带来了烦恼。但父亲没有嫌我是麻烦，他亲自带着我冲锋陷阵，杀敌无数。父亲在我的小眼睛里，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后来战事实在太紧，不得已把我交给了当地老乡养，八年多后，才又接到父亲身边。当地是甘肃的庆阳县。
朋友们，你们说，我该如何成长。作为共和国第一代的“留守儿童”，我很骄傲！因为我很快乐。苦对我而言，我把它放在了“理所当然”的“篮子里”，在国耻的年代里，人人都苦，我这点苦又算什么！
所以我就像一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草，虽然普通，但我有我的性格；我渺小，但那时候，渺小的人很多；我骨气里有我永不变的颜色，是生命之色！坚强地活着，低调地活着，保持住我自己的生命之色，等待爸爸打了胜仗回来接我
在我的成长中，我知道，我是一颗小草，我不会与大树争高低，在大树旁我有我的位置，我有我的贡献。我为大树牢牢地保住水土流失，当然大树也为我挡住了烈日。
我也不与花朵比美丽，在他们面前，我有我的姿态和特点，我只有一种颜色，而这种纯洁的生命之色，可以衬托出花儿更美。我的颜色更靓，何乐而不为！何况风来吹不倒我，雨来淋不跑我，都能帮到花的美丽，所以我喜欢草。
我就是一棵草，努力就好。孤单和寂寞难不倒我，我不会因孤单而消极，更不会因寂寞而伤心。我没时间，因为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努力上，提升自己最重要。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一天24小时，不可浪费，否则会造成不可弥补的缺失
作为一棵小草，我知道我注定“平凡”，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不会羡慕花朵的芳香，更不会嫉妒大树的粗壮。当然我时刻不放弃生长，更不会求取可怜。因为草有草的尊严和贡献。
作为一颗小草，我很充实。因为我尽心、尽力、尽职地站好我的岗位。保持着风吹雨打后的生命之色！永不改的绿色！
作为一颗小草，豁达的性格，给我带来了快乐。虽小，但我心胸开阔，虽弱，但我内心强大。开不了花，结不了果，都不重要。因为这缕生命之色而努力的活着，坚守着力所能及的坚守，贡献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平淡的个性，不彰显自己的独特，我用一生的自力更生冲刷着自己。就是到了生命的尽头，至少我来过、爱过、奉献过，因此我不悔。
所以我的人生，我的位置是棵草。山野间的草、小溪边的草、大树旁的草、荒原沙漠里的草、乱石堆缝里的草、长城上的草、小泥沟的草、天天供人踩踏之草，我都做到尽心尽力。做人坦坦荡荡，幸福地经营着自己，活的漂亮！活的有尊严！活的干干净净！生命之色鲜亮闪光，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坦荡在尽心、尽力、尽职，力所能及的奉献一切，足矣！所以做人如水，清者澈；做人如花，淡者香。足矣！足矣！
执着的一生就是这样。我知道我是谁，我的能力所及，我的智慧所限，只能是棵草。我努力地做好草的所及，我真诚的做好草的坦荡，无悔而满足的快乐着。给自己冠名为“草的执着”。
朋友们的疑问，我不知道是否说清楚啦！水平有限，请朋友们理解。
“言而当，知也。
默而当，亦知也。”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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