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此，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于1937年9月14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并建议将9月26日定为“中国日”，以声援中国人民。
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还不到一年，八路军严重缺乏物资，处境十分艰难。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信印度国大党，请求道义和医疗物资等方面的援助。尼赫鲁收到来信当天就号召印度全国将1938年1月9日作为“声援中国日”，并开始筹集款项、征集药品及其他物资。2月，印度国大党第51次大会通过了向中国派遣医疗队的决议，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一伟大的壮举拉开了序幕。
尼赫鲁对印度援华医疗队十分重视，推荐其妻弟、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的会员爱德医生为医疗队队长。此后，国大党公开向社会征集四名前往中国的医生志愿者，服务时间1年。虽然志愿行动除了膳食费和零用津贴外并无工资，但依然吸引了700多名印度医生踊跃报名。最终，爱德、卓克、木克吉、科特尼斯和巴苏五位大夫组成援华医疗队，为展现对中国友好和援助中国之意，每名大夫的中文名字后都加了一个“华”字，即今天我们熟知的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大夫。
1938年，援华医疗队在重庆合影，左起，卓克华、木克华、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
1938年9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印度国大党筹集的54箱药品，便携式X光透视机一台，防弹救护车及卡车各一辆，在孟买登上海轮前往中国，于9月14日抵达香港。此后，医疗队辗转经过广州、长沙、武汉，并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断进攻，国民党军队不断后退，10月25日武汉沦陷，医疗队被迫向宜昌撤退，并于11月21日撤退至重庆。
国大党领导人奈都夫人在孟买为援华医疗队送行
国民党政府给医疗队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却始终不安排他们去前线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每当医疗队提出去八路军前线工作时，国民党官员总是沉默和回避，但队员们反而更加坚定了协助八路军工作的决心。1939年1月22日，在历经重重困难之后，医疗队终于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协助下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并于2月12日抵达他们向往已久的延安。
在延安期间，医疗队访问了边区医院、八路军后方医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及附属医院、卫校、鲁迅艺术学院等，还多次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林伯渠等领导人交流。最令队员们终身难忘的，是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家做客。在毛主席的窑洞外，大家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左起：巴苏华、柯棣华、红十字会黄医生、木克华、毛主席、八路军卫生部长姜齐贤、爱德华、卓克华
之后，卓克华因不适应延安的气候和环境而提前返回印度；木克华被查出患肾结石，前往香港进行治疗。剩余三名队员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则在延安一直工作到1939年11月初，期间三人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在他们一致要求下，中共中央批准三人前往晋察冀抗日前线工作一段时间。经过艰难而危险的行军，医疗队于12月21日到达武乡王家峪八路军总部，衣着简朴的朱德总司令从农舍中走出来迎接大家，医疗队员们一度误认为这位饱经沧桑、衣着破旧的老者是朱总司令的工作人员。
巴苏华摄，朱德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左起翻译马寒冰、德国医生米勒、爱德华、朱德、柯棣华、八路军前线卫生部部长孙仪之
前线比延安更加艰苦。不久，爱德华大夫因缺乏营养、寒冷不适导致旧疾复发，提前返回印度。柯棣华和巴苏华继续留下与八路军一起战斗。此时，日本侵略者“烧光、杀光、抢光”的扫荡愈加频繁，柯棣华和巴苏华也随部队一起转战千里。为保护两位国际友人的安全，冀南军区决定护送他们前往冀中军区。8月19日，柯棣华和巴苏华到达河北唐县葛公村，在晋察冀白求恩卫生学校及其附属医院工作。
1940年6月21日，柯棣华给白求恩墓献花
1940年9月，八路军准备发动百团大战，为了近距离收治伤员，柯棣华带领一支医疗队南下前往第五军分区，在13天的战斗中，他接手了800余名伤病员，施行手术的达558人。而巴苏华则带领另外一支医疗队北上前往第一军分区参战，在涞源乌龙沟东团堡战斗前线建立了手术室，为250多名伤员进行了手术。
柯棣华和巴苏华虽已超期完成了一年的志愿服务任务，但两人此时都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愿意继续留下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毛主席非常高兴并感谢两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巴苏华留在延安成为八路军医院耳鼻喉科与眼科主任，而柯棣华在前线成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
1941年12月，柯棣华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时给八路军干部作报告
前线艰苦的生活使柯棣华在1940年8月患上了绦虫病。1942年7月7日，柯棣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聂荣臻司令员见柯棣华因绦虫病引起的癫痫频繁发作，希望他去后方治疗，柯棣华婉言谢绝并抓紧编写《外科总论》和《外科各论》讲义。12月9日凌晨6时，柯棣华因癫痫再次发作牺牲，享年32岁，遗体安葬在白求恩墓旁。
1942年，柯棣华同志追悼大会
噩耗传来，根据地人民陷入悲痛之中。毛主席发来悼词：“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朱德总司令在柯棣华的墓碑上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生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1942年底，朱德总司令告诉巴苏华，日本已经入侵到印度东部，让他为回国做准备，把他在中国学到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知识带回印度。5月5日，巴苏华顺利突破封锁，随国民党来访的代表团回到西安，随后搭乘苏联红军的飞机到达重庆。当巴苏华独自一人来到国民党密探包围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八路军工作人员都大吃一惊，巴苏华此时已经是一名熟悉中国、富有经验的八路军战士了。1943年7月3日，巴苏华终于乘航班飞抵加尔各答。至此，经过近5年的奋斗与牺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任务终于顺利完成。
昔人已逝，丰碑永存。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最艰难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弘扬中印友好的光荣传统，不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正能量，把中印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