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程涛,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任中国驻贝宁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外交部非洲司副司长,中国驻马里大使,外交部非洲司司长,中国驻摩洛哥大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2007年1月,我从摩洛哥王国离任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主管对欧洲的人民外交工作。在外交学会工作期间,我有幸接触了不少欧洲的前政要,其中接触最多的是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应拉法兰之邀在法国演讲
2005年6月卸任法国总理后,担任著名的法国展望与革新基金会主席。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介绍中国,推动法国和中国关系稳定发展,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之一。
法国前总理 拉法兰
从2006年起,每年8月这个基金会都要在法国南部小城普瓦捷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的高级别大型研讨会,出席者有法国内阁成员、议员、驻外大使、前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领导。
第一届会议于2006年8月召开,没有邀请中国方面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拉法兰认为,讨论中国话题没有中国人参与是个遗憾。于是从2007年8月第二届起他们每年都要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2007年8月,我第一次应邀参加。从巴黎乘法国高速列车抵达普瓦捷车站时已是傍晚,同车抵达的还有几位法国议员、法国驻华大使以及欧盟驻华大使。
在站台上迎接我们的有四五个人,为首的那位老人笑眯眯地走过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是程涛大使吧,中国朋友光临普瓦捷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期待你明天的发言。”这位老人就是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这是我第一次与拉法兰总理近距离接触。
第二天讨论会的主题是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题目是“欧中关系:面对即将到来的2020年”。上午安排了五个人发言 。因为法国外交部国务秘书让-皮埃尔·茹耶等两位部长要参加内阁会下午才能赶来参加研讨会,为了表示重视惟一的中国代表的演讲,他们安排我下午第一个讲话。
上午的发言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赞扬的也有批评的,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有许多客观的评论,但也有一些批评和责难,有的看法显然是出于误会和带有偏见。
午宴时我被安排坐在拉法兰的旁边。拉法兰问我对上午讨论的看法。我说:“发言的人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了解,但也有相当的不了解。我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听了上午的发言后,感觉稿子的对应性不够强,可不可以不按稿子讲,而是针对上午的发言谈谈我的感受和看法。”拉法兰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呀。”
作者在法国演讲
下午的会议由拉法兰主持。发言时除了偶尔查查有关数据外,我基本脱稿讲。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成就及和平发展理念和对和谐世界的追求等等。我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有时也针锋相对,批驳了“中国威胁论”。
为了不把气氛搞得过于紧张,我还不时开开玩笑。按研讨会规定,主旨发言时间是每人20分钟,在我讲到18分钟时,拉法兰提醒我:“你还有2分钟。”
此时我正在兴上,我知道听众也很感兴趣。于是我开玩笑地说:“整个上午都是大家在讲中国,现在刚刚轮到中国讲了,中国有13亿人,按比例怎么也应该多给我几分钟吧。”台下的很多人给我鼓掌。拉法兰即顺水推舟,痛快地说:“既然大家让你讲,你就接着讲吧。”后来我讲了近50分钟。
参会的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对我的讲话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说,听到一个中国官员这样直接、坦率、用法国人能够接受和听得懂的话来演讲,感到特别新奇和振奋。拉法兰也显得格外高兴,大概是觉得他邀请的中国人没有给他丢面子吧。
法中友谊的“消防员”
自此拉法兰对我有些“刮目相看”了,他认为在促进法中人民增进了解和法中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中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应当说拉法兰对中国是相当了解的。从1976年随法国青年代表团访华后他就“爱上了中国”。在后来的35年里,他几十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考察。
时任法国总统 希拉克
另外,他与被公认为中国通的雅克·希拉克总统关系密切,也受到这位良师益友潜移默化的影响。拉法兰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研究过中国的古代和近代诗词。然而,他仍在不断地充实关于中国的知识。每次来中国或有同中国人交谈的机会,除了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真知灼见外,也不忽略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一家之言”。
在一次同法国议员、学者进行人权问题辩论时,我曾不太客气地说过一句话,我说“请你们相信,中国人和你们法国人一样聪明,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但不愿意听你们的教训”。拉法兰很同意我的说法,后来还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了这句话。
在和拉法兰以及法国的一些议员较多的接触中,我们也谈到东西方人性格上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区别。
有一次我在和拉法兰率领的友好代表团的人士交谈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讲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的爱情表达方式,这是纯东方的,过于含蓄、迂回和复杂,而西方男女之间的“我爱你”要直接了当得多。
另外一个是我小时候图画老师讲解一幅中国画的故事。一幅叫“深山有古寺”的画,画中根本没有寺庙,只有一个和尚挑着一担水走在通向山林深处的石阶上。我说中国人讲“好酒喝到微醉后,好花看在半开时”的意境,讲究留有想象的空间。这和较为直观的西洋画的表达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却不能说哪个美哪个不美。
拉法兰说,我所讲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帮助他进一步了解和理解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和相似的看法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拉法兰是中法分歧的热心弥合者和中法共同利益的勇敢捍卫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误解影响中法两国关系的时候,我经常作为法中友谊的‘消防员’介入其中”。
萨科齐不顾中国政府反对会见达赖
2009年初,由于法国总统萨科齐不顾中国方面的劝告高调会见达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致中法关系于困难之中。拉法兰对两国关系遭受挫折忧心忡忡,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推动危机的消除。
拉法兰意识到,他必须向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传递友好的信息,也要让法国领导人和法国人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他不能仅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
2009年2月初,拉法兰率法国政治家代表团19人访华。代表团中有五名参议员和包括第一副议长的拉菲纳尔在内的五名国民议会议员,还有五名政府官员及民间代表。
2009年2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会见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拉法兰私下对我说,他之所以带这么多议员来,是有意识地让这些在法国有分量的人多听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民情民意,回国后壮大对华友好的声音。
代表团受到中方高规格的接待。温总理在会见代表团时就法国总统会见达赖损害中法关系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拉法兰一再强调法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统一,他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将力劝萨科齐采取积极行动。
我作为代表团的全程陪同,有机会同议员们进行较为深入的交谈,但觉得还不够,还想再多做点工作。
在代表团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我对拉法兰说,我想再与团员们谈谈,敞开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扉。拉法兰心领神会,他建议我与法国代表团召开一个晚餐总结座谈会。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先入为主,用自己的感受和实事实例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变化,谈到1964年戴高乐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的英明决策给中法人民带来的好处,谈到希拉克总统因了解中国而有力维护两国关系和利益,也谈到拉法兰总理2003年“非典”期间来中国给予中国人民的支持和鼓舞。
我说,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是两个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民族,应该是互敬互爱的天然好友。
北京奥运会圣火境外传递的第五站,来自中国的残疾击剑运动员金晶紧紧抱住祥云火炬。
我把话锋转到萨科齐会见达赖问题上,明确指出,萨科齐会见达赖至少是欠考虑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很大伤害,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
奥运圣火传递在巴黎受阻,萨科齐总统还就参加奥运开幕式提出政治条件,使中法关系受了伤。中国的老百姓说,你来看奥运比赛,我们欢迎,不来就不来,提条件不是有点欺负人吗?
后来他来奥运开幕式,中国人既往不咎,还热烈欢迎。然而,回去不久,他却以欧盟主席身份高调会见达赖,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这样变来变去呢?中法关系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这样做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
中国人把法国人当作天生的朋友。敌人的箭伤皮,朋友的箭伤心。副议长拉菲纳尔对这句话特别赞赏,他说你既表扬了法国,又批评了法国,我回去要把这句话告诉法国的领导人和老百姓。
针对有的法国人说他们只把达赖看做一个宗教领袖的辩解我讲到,他是搞分裂的政治和尚,法国朋友即使不完全这么看也不能主动冒犯中国人民。
举个例子,在法国,菊花只用于葬礼,是送给死人的,而在中国,菊花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如果有个中国人误把菊花送给举行婚礼的法国朋友会怎么样?团员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那不行。”
我说,法国朋友会很不高兴地说:“先生,菊花是送给死人的。”那位中国人也会因此表示道歉,并换一束玫瑰。这是起码的做人之道。
他们问我:“事已至此,你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为了留有余地,我说了一个故事。
我同外交学院的学生就中法关系进行了一次座谈,在谈到萨科齐见达赖时,学生们有两种意见,一部分人提出:法兰西民族是个讲礼貌的民族,法国人不小心碰一下别人,还说声“一千个对不起”。这次萨科齐总统深度伤害中国,必须道歉。大多数同志则认为,让法国总统道歉,他会下不来台。但如果他巧妙地做出以后不再会见达赖的承诺,也是可以了。
2009年4月1日晚,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同法国总统萨科齐举行会晤。
后来听在法国的朋友们说,拉法兰回国后在法国政界为改善中法关系积极奔波。他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传递积极信息。
2009年2月25日,拉法兰与访华的八名议员,在《费加罗报》上发表“恢复法中对话迫在眉睫”的联合署名文章,呼吁法国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改善法中关系。
2009年4月1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胡锦涛主席和萨科齐总统会晤,中法关系走出困境。应该说拉法兰功不可没。
“小人物”与“大人物”交往的感受
通过长期以来的交往,我和拉法兰之间关系越来越近。我曾经开玩笑地对拉法兰说:“我们在级别上不是一个档次,我是前大使,你是前总理,不管在哪里,大使都是给总理打工的。”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是“忘级之交”,是跨国的,也是跨级别的。
拉法兰是中国的朋友,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只是在他访问中国以及和中国领导人交往中当一个联络员。他对我这个联络员比较满意就是了。
作者同前总理拉法兰
拉法兰是法国前总理,也是活跃在法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我这个“小人物”在与拉法兰等“大人物”的交往中,有许多体会和感悟。
最大的体会是“人是有共性的,感情就是人的共性”。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误会是因为与我们接触不多,了解太少,只要在对外交往中以情沟通、用心说话、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实取信,我们就能交更多的朋友。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