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美利坚合众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签署《印第安人迁居法案》,规定将所有印第安人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以扫除美国白人前进的障碍。1850年至1890年的40年间,美国南北战争双方白人当局,为了自身的幸福与繁荣,进行了血腥的“平原扫荡战”。面对印第安人的顽强反抗,指挥扫荡的威·谢尔曼将军扬言,要将他们男女老幼全部消灭,彻底解决问题。另一位南北战争英雄菲·谢里丹在科布堡接见印第安科曼切族首领“斑鸠”,对方谦卑表示愿做“一个善良的印第安人”,他反唇相讥道:“据我所知,只有死了的印第安人,才是善良的人。”实际上,为了美国的“神圣”事业,联邦军在其西进运动中,均以将印第安人斩尽杀绝为宗旨。谢尔曼和谢里丹都清楚,欲置印第安族于死地,必须断其生路,除掉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牛。联邦军于是采用“斩草除根法”,烧尽荒原野草。到1883年,野牛群濒临灭绝,这给印第安部落以致命打击。据统计,美国印第安人口在联邦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下迅速减退,从500万骤减至25万。1859年,苏族人口缩减到十余万,很快又降到三万,到19世纪末叶,仅剩下寥寥一万五千人,被圈进“保留地”。
印第安人在沙场一个个倒下,顽强坚持到最后的,是阿帕契族奇里卡瓦部落的杰罗尼莫,其英名与天壤共存。战争末了,唯余几十轻骑,其中还包括妇孺,跟随他出入深山峡谷,跟联邦军精锐周旋数年,令白人种族主义者闻风丧胆。杰罗尼莫最终被逼到山巅绝境,为了余部生存他才接受媾和,经骷髅谷,由纳·迈尔斯将军押解到联邦军扎营的鲍伊堡,后转至俄克拉何马的锡尔堡被终身囚禁。
印第安民族英豪杰罗尼莫
1904年,俄克拉何马州劳顿地区的教育总监巴莱特,经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批准采访了杰罗尼莫,在“不得损害美国形象”的苛刻条件下,出版《杰罗尼莫回忆录》(Geronimo, His Own Story);后来,法国玛斯贝洛出版社在巴黎出版了法译本。在该书卷首《阿帕契》一章里,杰罗尼莫依照本部落传统,首先谈了“印第安阿帕契族的来历”。按奇里卡瓦部落的习俗,婴儿出生后,母亲用布将之包裹,置于树枝间,或近处能结果的灌木中,自己跪在一旁劳作。部族人希望孩子能像树木那样茁壮成长。产妇在把襁褓搁上树之前祝福:“愿孩子健康成长,看到树上年年结果。”从这一刻起,此处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就成了圣地。他们告诉孩子,这儿是他的诞生地。若干年后,家长还要带领孩子回到该处,让孩子在地上朝着方位基点打滚儿。即使成年后,孩子若返回出生地,仍然要面向方位基点,在地上打滚,象征自己跟命运之轮的关系。因为不论在何处成方圆,命运之轮的中心都是不会变的。正因为如此,杰罗尼莫在开始回述人生时首先念祖,详尽描绘他的出生地,而在煞尾时强调,因美国联邦当局不允许印第安人回到自己诞生的土地上,阿帕契族正在慢慢消亡。对一个印第安人来说,对故乡的依恋全然不是什么浪漫情怀,而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土地是生命的源泉,部落跟人一样,离开故土意味着失去根基,整个部落会像人一样衰微,最终灭亡。故而,杰罗尼莫在回忆录结尾坦实陈情:“要求美国大头领罗斯福让他和他的部落返回自己的故土。”
杰罗尼莫在其《回忆录》里说,他于1829年生在自己祖辈生活的土地亚利桑那。他回叙道:“幼年时,我趴在父亲建造的茅屋的泥地上,母亲用布把我裹在背上,或挂到树枝间,像其他阿帕契族孩子一样,接受太阳的温暖。我在树木荫庇下随风摇荡,慢慢长大。母亲给我讲述部落传说、日月星辰、云彩和风暴。她教我跪拜在神前祈求力量、健康、智慧和上苍护佑。我和兄弟姐妹在父亲搭建的火炉旁边玩耍,在峭壁和松林里捉迷藏。双亲下地干活时,我们在白杨树下休闲,或去采野樱桃。我们在一起玩打仗游戏,悄悄接近假想的敌人,在孩子圈里取得辉煌战绩。有时,我们会故意躲起来,看妈妈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孩子,但躲着躲着,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睡着好几个小时。”这是印第安人无忧无虑的孩童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阿帕契族奇里卡瓦部落跟墨西哥人不断交战,但他们从不关押俘虏,更不给他们上镣铐,还像对本族一样同等对待对方的妇女儿童,让双方幼童一起玩耍。美国白人殖民者散布杰罗尼莫“嗜血成性”的说辞,纯系谎言。1880年,阿帕契族与墨西哥人于白山战役后在卡萨格兰德签订和约,握手言和,鸣誓往后以兄弟相待。但实际上,阿帕契族最凶残的敌人是美国联邦军的蓝衫骑兵队。杰罗尼莫在其《回忆录》里揭露:美国军队在亚利桑那找阿帕契族的麻烦,迫使自己所在的奇里卡瓦部落退避深山老林。后来美军军官邀请该族首领芒古斯·科罗拉多去鲍伊堡和谈,却在帐中设埋伏将他杀害。杰罗尼莫追忆:“印第安人一直尽力跟白人和平共处,但一系列的事件让我们所有人放弃了幻想。他们屡屡背信弃义,使印第安人无法再信任美国军队。”
当时,芒古斯·科罗拉多希望跟联邦军讲和。1863年,美国将军维斯特派人将他带到兵营谈判。可是科罗拉多一到营地,立即被关进密室。夜里,蓝衫军几个哨兵借口他要逃走,开枪将他击毙。军医还割下了科罗拉多的头颅,送到华盛顿展览示众。杰罗尼莫写道:“我们等待科罗拉多归来,却得到他被阴险谋杀的噩耗。部落召开家庭会议,推举我为族长。一年后,美国军队偷袭我们的住地。他们杀死了五个妇女、七个孩子和四个奇里卡瓦武士,抢夺给养、马匹和衣物,烧毁了我们的茅屋。严酷的冬日来到。作为族长,我不能眼看大家饿死,于是我求助于阿帕契族另一部落的族长维多利亚,蒙他友善收留,我们才度过寒冬。翌年,我们部落决定独立谋生,维多利亚举办了四百多人的送别节,向我们表达他和他部落最宽厚的友爱。”
不久,联邦军又摆出和解姿态,邀杰罗尼莫和维多利亚两个部落首领进城谈判,再次将他们解除武装,送上军事法庭,囚禁在保留地。杰罗尼莫宁愿再赴疆场战死,也不能忍受坐牢。其时,乔·柯鲁克将军下令,如果杰罗尼莫抵抗,便立即将他处死。杰罗尼莫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带领400名印第安人冲破监禁,离开保留地,在卡萨格兰德安营扎寨,继续斗争。柯鲁克并没能降服杰罗尼莫,自己倒是因征战印第安人不力被迫辞职,由迈尔斯接任。
身为巫师的杰罗尼莫是部落的精神领袖,坚决主张武装抵抗。自1860年起,他率领奇里卡瓦部落,联合其他印第安苏族部落,与侵占他们家园的美国联邦军周旋,沉重打击了白人殖民者的强盗行径,一时声势甚壮。奇里卡瓦的游击队站在山崖,呼喊杰罗尼莫的英名,放声高唱:“来呀!武士们像雄鹰般自由。来呀!你们要像雄鹰一样战斗。”
杰罗尼莫曾先后三度归附美国联邦军,带领部族人住进保留地,种植玉米和荞麦生活。但他不能忍受当局的欺诈,又三次冲出保留地,返回深山打游击。直到1886年8月,弹尽粮绝,难以再靠采仙人掌和打野兔充饥,不得已才于当年9月4日带领属下35人与迈尔斯将军媾和,签订放下武器的协定。美军当局允诺,把杰罗尼莫一行送到加里福尼亚呆两年,然后让他们回乡。可实际上,迈尔斯违背双方协约,将“媾和”改成“投降”上报华盛顿,随之按美国总统下达的命令,把杰罗尼莫等人一律列为“战俘”关押起来,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家庭团聚”的请求。
杰罗尼莫一腔忿懑,但毕竟已成囚徒,无可奈何。他在《回忆录》中说道:“阿帕契人与政府的争端很大。在迈尔斯将军代表美国政府和我本人代表阿帕契部落之间签订协定之后,我们当了20年战俘。在双方签字的协定里,我们接受迁至亚利桑那以外的一个地方,和白人和平共处。我想,现在我们的部族能够遵从美国的法律来过活。但是,我们有权回到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按照神圣的法权,那块地方本应该属于我们。我们部落的人口减少了,我们自己也学会了种地,因此不再需要过去那么大片的土地。上帝一开始给我们那么多地,我们现今不要求全都物归原主,但必须给予我们足够的地来种。我们部落不再需要的部分,可以任凭白人去耕种,我们也会乐意接受。……如果我死于囚禁中,而以上这些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实现,唯愿能给予幸存的阿帕契族人所要求的特惠,让他们回到亚利桑那。”
杰罗尼莫热爱故土,崇尚自然,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靠仙人掌的粉红果实滋养生活。他不能接受美国白人关于贪爱财产就是文明的观念,不想从自然中取利来积累财富,更不想驯化自然,将蛮荒的大自然改造成人工城市花园。关于这一点,跟杰罗尼莫同时代的美国19世纪诗人兼小说家海·梅尔维尔突出事象特征,分析了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着重指出:“根据这场搏斗来看,人们可以自问:一个文明人与一个野蛮人有何不同?文明本身是否正是先导的野蛮?”杰罗尼莫正是为了抵制白人企图剥夺他们土地和在大自然中自由生活的权利,才率众而起,与美国联邦军苦苦辗转征战了十余个年头。
对阿帕契族人来说,人生最宝贵的是自由,所以绝不能臣事于征服者。杰罗尼莫虽然成了“阶下囚”,但他强调,自己“内心永远也不会向白人的淫威降服”。他相继在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被当作“战俘”囚禁,最后被转押至锡尔堡,靠自己种西瓜、马铃薯,销售自制弓箭谋生。杰罗尼莫唯一的心愿是能最终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度过余生,埋葬在儿时嬉戏的深谷。但是,在长达23年的囚禁中,他都没能如愿返回亚利桑那。他后悔自己没有听从同胞的劝告,落入美国政府布下的陷阱。杰罗尼莫日夕仰问苍天,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印第安人笃信的上帝让白人拥有那么多马匹和枪支,前来掠夺他们的土地,为什么上帝不满足他们印第安部族仅仅求生存的祈愿。1909年2月17日,他带着这个令他困惑的问题,悲惨离世。美国诗人《奴隶诗篇》的作者朗费罗(1807—1882)解析这一现象,观点鲜明地指出:恐怖世界的强权、军队和法庭掌握地球的财富,建立堡垒要塞,失去人性,谬种流行,乃是人间悲剧的根源。无疑,这是一位同情印第安民族悲惨命运的白人文坛贤士留下的时代见证,给了杰罗尼莫的困惑一个回答。
杰罗尼莫生前曾对一个阿帕契部族首领胡阿之子阿萨·迈克卢克谈过自己的经历,即今人看到的《杰罗尼莫回忆录》的基本情节。巴莱特采访时,正是迈克卢克当的翻译。巴莱特写道:“我在1904年夏天首度遇见杰罗尼莫,他谈吐中对我表示友善。随后,我到锡尔堡军事保留地的一座圆锥形帐篷里采访他。他戴上武士的羽毛头饰,拿出自己种的西瓜殷勤招待我。我向锡尔堡军事当局提出,希望允许我写这个印第安部落头领的生平,却遭到严词拒绝,他们声称杰罗尼莫不肯当顺民,只配上绞架。我遂上书罗斯福总统,幸而得到了他的批准。杰罗尼莫信守诺言,简洁明确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他指责迈尔斯将军同他签订和约是‘欺诈’,随后将他们当作‘战俘’对待,但却难以具论旧事,自己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下的指令,一切均属政府行为。”
时序更迭,斗转星移,《杰罗尼莫回忆录》英文版由弗雷德里克·泰纳作序。他不赞同无情杀戮印第安人,把幸存者圈进“保留地”,断言美国现代文明是虚荣的象征。他在为这部历史文献写的绪言里析义:“而今,‘创造大陆’的壮举就这样结束了,美国人如果愿意,可以回首往事。他们现今还能在大平原上看见野牛的白骨。往昔在草原吃草的那成群的野牛被视为印第安人生活的源泉,它们已被美军宰杀殆尽,不见踪影。印第安人喜见一岁一枯荣的原上草也不再生长。整个中心区域变成了一个盖满尘土、岐路无人的大盆地。野牛腐朽的骨骼深入土层,大多被最后一批掘尸者挖出来制作粘胶,好像他们能用之粘合被人损坏、打破的一块块碎片。他们不会再碰到印第安人,除非将目光转向那几片被野蛮侵蚀的小块干燥土地;‘红种人’被放逐彼处,死亡无日。奇里卡瓦部落从佛罗里达和亚拉巴马迁到俄克拉何马的锡尔堡,整整待了八年,其中25%的人都因水土不服死亡,余下的也都已经完全被教化了。”
泰纳为《杰罗尼莫回忆录》写的序言语短情长,证实了美国当局对印第安人施行种族灭绝、造成空落天地的现状。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头目、现今的国务卿蓬佩奥竟然对之置若罔闻,他于近日公开发表演讲,吹嘘从杰克逊起始的灭绝了印第安人的美国传统人权观,摆出一副拯救世界的人权斗士假面孔,虚妄之至,伪善不知耻。这个21世纪的“新麦卡锡”又在全球卷起“追逐女巫”的恶浪,让人想到当年残杀印第安人的殖民枭雄纳·迈尔斯,似感世态又回复蛮荒,不禁喟叹。
关于阿帕契族奇里卡瓦部落首领杰罗尼莫其人其事,尚见诸多种记述,甚至有长篇传记小说问世。值得提及的是弗莱斯特·卡特放弃种族歧视偏见撰写的《哭泣吧,杰罗尼莫》(Cry Geronimo! ,又名Watch for Me on the Mountain)一书,该书于1978年问世,两年后被译成法文(Pleure Géronimo),由巴黎斯多葛出版社印行。这是一部历史纪实小说,其中描绘了一个相当动人的场景:蓝衫军冲进一个峡谷去围剿奇里卡瓦部落,极少数妇女和儿童侥幸逃脱屠杀,其中有杰罗尼莫的两个孩子,夏波和朵彩兄妹。他们的母亲已失踪,多半死在联邦军的枪弹下了。两个孩子挣扎到父亲身边,投入他的怀抱。杰罗尼莫为幸存的几个妇幼点燃篝火取暖。他搂着啜泣的儿女,抚摸二人被荆棘刺破的衣衫,安慰他们别哭,自己却为亡妻落泪。杰罗尼莫怅望着火中劈啪爆裂的枯枝,轻声哼唱:
噢哈啰!
我们身体的形影离去又回转,
但我们能在一起,
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的歌声在峡谷里回响,如同严冬后的春风给未亡人带来一线希望。
然而,春草芳菲已尽,小说作者在归结奇里卡瓦幸存者的厄运时写道:“杰罗尼莫临终前在病床上唱着山溪泉水般的哀歌,期望‘世态改变’,至于他的儿女夏波和朵彩,都死在奴隶营中。夏波被埋在亚拉巴马的国家墓地,他妹妹朵彩则葬在俄克拉何马的锡尔堡。”美国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拍摄了电影《杰罗尼莫》,由好莱坞印第安人影星韦斯雷·斯塔迪扮演主角,该片充分显示了杰罗尼莫的勃勃英气和他在抗击美国殖民者掠夺时勇猛顽强的血性,以及留取丹心照后人的意象。一般好莱坞拍的西部片中都将印第安人描绘成“野蛮生番”和“盗马贼”之类,但这部影片给观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杰罗尼莫,一位捍卫印第安民族尊严的英雄。他象征着一种美洲原始部落崇拜大地、心系乡土的人类自然生活的理念。
电影《杰罗尼莫》海报
影片对美国联邦军野蛮镇压印第安人的行径也有所揭露。那位促成迈尔斯将军与杰罗尼莫和谈的查尔斯-贝尔·盖特伍德中尉,在美军当局特意安排下从此销声匿迹。他的副官雷维斯少尉要求面见迈尔斯将军,表达他对美军当局欺诓杰罗尼莫行径的羞愧,并毅然辞职。迈尔斯对有正义感的下级无动于衷,竟说他自己最讨厌“理想主义者”。影片最后的镜头是杰罗尼莫及其他“战俘”被解除武装,押上囚车,送往佛罗里达州的鲍伊堡监禁。杰罗尼莫在槛车里追思过往,一件件旧事叠映眼前,平生所怀心愿未遂,胸中盘郁悲怆,无奈地叹道:“我的时代,我们民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笔者看到这一镜头,联想到中国现代文豪朱自清有诗云: “风沙卷了,先驱者远了!”银幕上恰是这种非凡境的苍茫风凄氛围。杰罗尼莫将要乘上的火车鸣笛,囚徒路遥,一个殖民纪元的美国的“文明进程”从此在原属于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上开始了。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