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中建交70年以来,共有18位驻华大使(使节)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瑞中关系得到了长足发展,为两国创造了诸多伟大的机遇。
01
罗志谊大使
罗志谊大使自2019年3月起担任瑞士驻华大使至今。罗大使1957年出生于瑞士意大利语区提契诺州的卢加诺,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88年进入瑞士外交部工作。在担任驻华大使前,罗大使曾任瑞士驻法国、意大利、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大使。
2019年5月28日,罗志谊大使向习近平主席递交国书
02
戴尚贤大使
戴尚贤2014年至2019年任瑞士驻华大使。戴大使1954年出生,拥有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与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父母均为外交官。戴大使曾任瑞士驻法国和比利时大使。
2014年3月20日,戴尚贤大使向习近平主席递交国书
03
杜哲巍大使
杜哲巍1951年出生于瑞士洛桑,法学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在瑞士外交部工作,曾任瑞士驻叙利亚大使和瑞士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杜大使2012年起担任瑞士驻华大使,2013年因晋升返瑞担任瑞士联邦财政部国务秘书。
2012年10月12日,杜哲巍大使向胡锦涛主席递交国书
04
顾博礼大使
顾博礼1947年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并在当地学习法律,成为一名律师。1974年顾大使进入瑞士外交部工作,于2009年至2012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此前他曾任瑞士驻泰国、老挝、柬埔寨和埃及大使。
2009年1月15日,顾博礼大使向胡锦涛主席递交国书
05
丹特·马提内利大使
丹特·马提内利于2004年至2008年担任驻华大使。马提内利大使1947年出生于瑞士提契诺州,毕业于巴黎政治大学。他曾任瑞士驻意大利大使和瑞士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
2005年1月5日,丹特·马提内利大使向胡锦涛主席递交国书
06
周铎勉大使
周铎勉1945年出生于瑞士弗里堡,毕业于弗里堡大学和剑桥大学。周大使1972年加入瑞士外交部,分别于1974年和1984年作为瑞士驻华大使馆秘书和顾问派驻北京。周大使于1999年至2004年任瑞士驻华大使。
胡锦涛主席接见周铎勉大使
07
乌利·希克大使
乌利·希克于1995年至1998年任瑞士驻华大使。希克大使1946年出生,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希克成为一名商业记者,并于1977年加入瑞士电梯制造商迅达集团。1980年中国迅达电梯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工业合资企业,希克任其中国首席代表并于同年创办瑞中经济协会。希克也是全球中国当代艺术品收藏“第一人”——藏品数量全球最多,并于1997年创立“中国当代艺术奖”,现更名为希克奖。2012年希克将自己藏品中的1400多件捐赠给香港M+博物馆。
1996年10月,瑞士联邦主席德拉米拉访问中国,会见江泽民主席,希克大使及夫人陪同
08
舒爱文大使
舒爱文大使1940年出生于瑞士琉森,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博士。舒大使1969年加入瑞士外交部,并于1988年至1995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退休后,舒大使为诺华和瑞士信贷等多家瑞士企业做商业顾问。
舒爱文大使会见杨尚昆主席
09
浦立德大使
浦大使1956年加入瑞士外交部,1986年至1988年任瑞士驻华大使,此前曾任瑞士驻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瑞典大使。
浦立德大使
10
汉斯·穆勒大使
汉斯·穆勒(1921-2001)1946年加入瑞士外交部,1982年至1986年任瑞士驻华大使,此前曾任瑞士驻老挝、越南和芬兰大使。
汉斯·穆勒大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国书
11
席望南大使
席望南(1917-1989)1942年加入瑞士外交部,1977年至1982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
席望南大使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会谈
12
海因茨·兰恩巴赫大使
海因茨·兰恩巴赫(1919-2013),巴塞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84年在瑞士外交部就职,1975年至1977年任瑞士驻华大使。
海因茨·兰恩巴赫大使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13
阿尔贝-路易·纳蒂拉尔大使
阿尔贝-路易·纳蒂拉尔(1918-2002)出生于瑞士日内瓦,1943年加入瑞士外交部,并于1972年至1975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随后,纳蒂拉尔大使在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西班牙等国继续其外交生涯。
阿尔贝-路易·纳蒂拉尔大使陪同前瑞士联邦主席马克斯·珀蒂皮埃尔(中)与周恩来总理会见
14
奥斯卡·罗赛蒂大使
奥斯卡·罗赛蒂(1912-1996)出生于瑞士提契诺州,毕业于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于1941年加入瑞士外交部,1967至1972年任瑞士驻华大使,此前为瑞士驻菲律宾、奥地利和突尼斯大使。
奥斯卡·罗赛蒂大使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女士
15
汉斯·凯乐大使
汉斯·凯乐(1908-1999),政治学博士学位,于1963年至1966年担任瑞士驻华大使。获得博士学位后,凯乐先在瑞士商业拓展办公室工作,后在维也纳瑞士商会担任秘书。凯乐1943年加入瑞士外交部,曾派驻布拉格、莫斯科、安卡拉和科伦坡。
周恩来总理接见汉斯·凯乐大使
16
雷纳·纳维义大使
雷纳·纳维义(1905-1978)出生于瑞士日内瓦州,1931年加入瑞士外交部,此前曾是《日内瓦日报》驻伦敦和柏林记者。纳维义是瑞士第二任驻华大使,于1959年至1963年派驻北京。
1960年8月1日,雷纳·纳维义大使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出席在瑞士驻华大使馆举行的瑞士国庆招待会
17
贝努义大使
贝努义1954年派驻北京,为瑞士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中瑞两国分别于1956年1月和1957年4月将双边外交关系由原来的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并互派大使。1957年,贝努义成为瑞士首任驻华大使,并担任大使至1958年。贝努义拥有哲学博士学位,于1934年至1970年在瑞士外交部工作。
1957年4月22日,贝努义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18
瑞士首位驻华使节任佐立
任佐立(1897-1976)为瑞士首任驻华使节,博士学位。任佐立于1950年至1954年担任瑞士驻华特命全权公使。他于1916年加入瑞士外交部,曾被派驻伦敦、罗马、巴黎和新德里。
瑞士首位驻华使节任佐立递交国书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合影
瑞士与中国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让我们期待下一个70年的蓬勃发展。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