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的夫人,是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宗淮的母亲。龚澎在1970年9月20日病逝之前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终年五十六岁,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被安放在这里的女性,仅有她和前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两人。目前没有达到部长级别而能享此哀荣的,也只有她与“铁人”王进喜二人。
积极投身学生运动
1914年10月10日,龚澎诞生在寓居于日本横滨的龚振鹏家,取名庆生,后来改名维航,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改名龚澎。
龚澎祖籍安徽合肥。父亲龚振鹏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一度博得“铁血大将军”的美称。“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振鹏遭袁世凯指名通缉,带着夫人及刚满月的长女普生流亡日本。
龚澎的幼年生活是跟随父母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父亲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两个女儿讲述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使她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和热爱真理追求进步的高尚情操,为她们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14岁的龚澎和姐姐龚普生一道进了上海著名的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就读。那时,龚澎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天生丽质,性格直爽,颇有几分“男子汉”气慨。她平日不大讲究衣着打扮,惟对书籍情有独钟,一册在手,常常废寝忘食。据说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最令龚澎痴迷的是英国作家沃可特·司各特撰写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所以报考大学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专业。
1933年夏天,龚澎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为校友。在大学里,她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由于她性格开朗,心直口快,办事果断,且勇于任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她被选为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委员兼财务部部长,并与寓居于北平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交往密切。为了抗议日本策动的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中共北方局于1935年12月9日领导北平大、中学校数千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当燕大的五百多名游行者行进到高梁桥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阻拦。紧要关头,龚澎当机立断,带头高喊“冲啊!”学生们一涌而上,军警的防线顿时被冲得落花流水。龚澎临危不乱、英勇无畏的精神令全校师生钦佩不已。
“一二·九”运动后,龚澎与她姐姐龚普生(燕大学生自治会副主席)根据斯诺的建议,于12月12日在临湖轩召开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除斯诺外,还有合众社以及《芝加哥每日论坛》、《大学》杂志、《华北明星报》、《亚细亚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等报刊新闻社驻北平的记者。龚澎姐妹在会上全面地通报了学生运动的状况,使西方国家了解中国学生运动的真相。这场记者招待会,对龚澎的人生轨迹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可以说是龚澎一生外交生涯的一次预演,使她获得了最基本的外交活动经验。
在燕京大学期间,龚澎撰写了一篇颇有造诣的史学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若非民族危难紧迫,龚澎一定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但她无法回避民族危亡的现实,无法推卸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二·九”运动使她迅速地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延安精神培育坚强意志
1938年春天,龚澎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先是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到洛甫(张闻天)任院长的马列学院,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在延安,她有幸亲睹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物的风采,亲聆了他们亲切的教诲。通过学习和亲身感受延安军民的革命精神,培育了龚澎在生活中不怕困苦,为革命不怕艰险的坚强意志。因为有过人的才干和一口流利的英语,龚澎经常被抽调参加翻译工作,曾任过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1938年9月,龚澎被分配到《新华日报》社工作。恰好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要由延安到前方总部去,龚澎便与彭总同行。一路上,经过多日交谈,龚澎的才华博得了彭总的赏识,便将她留在了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她随总司令部在华北农村生活了两年,在那里开展妇女工作。她以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八路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的信任和尊敬。
这年冬季的一天,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朱德总司令兴奋地告诉大家:即将有一位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八路军秘书处工作。龚澎想:这位留学生能主动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回国来参加抗日,真了不起!她恨不得马上能见到这位“海外赤子”。留学生名叫刘文华,在柏林科技大学学水利工程专业,同时也精通文学,写出来的文章极有文采,他1936年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除夕,秘书处的人正在一个老乡家里筹备节日活动,刘文华被领进来,龚澎见他方方的脸庞上焕发着青春的光彩,饱满的前额显示出睿智,鼻梁上架的近视眼镜散发着书生气,聪慧之余不乏质朴,清秀之中透露着英武。她很快又了解到:刘文华少年时代也曾在大城市的教会学校读书,他的弟妹都是龚澎在燕京大学时的同学。类似的出身和经历使他俩很快由相识、相知到相爱了。后来龚澎谈起这段感情时曾自豪地说:“我爱他的才,更爱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1940年8月1日,他俩结婚了,没有隆重的婚礼,只在驻地村旁的一棵树上刻下了两人的姓名和这个喜庆的日期。正值新婚燕尔之际,龚澎接到了调往重庆工作的命令。当时,朱总司令对她说:“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可向组织上反映一下,让你暂时留在总部工作。”龚澎谢绝了总司令的好意,坚决表示服从组织分配。离别前夜,夫妻俩彻夜难眠,互诉衷情。更令人痛惜的是,龚澎和刘文华的生离竟成了他们的死别!本来,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得知龚、刘新婚离别的情况后,曾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要调刘文华来重庆工作。可是事业有成的刘文华却身患疾病并日益严重,由于缺医少药,导致了他英年早逝。临终前,他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党的信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以及对妻子的思念之情。组织上暂时隐瞒了刘文华病逝的消息,因为龚澎也正在病中。待她病体初愈,周恩来才把实情告诉了她。坚强的龚澎尽管痛裂肝肠,但她却表示:“我将抬起头来,决心把文华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实践我的信仰!”
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
当时,中共南方局工作人员共一百多人,周恩来根据龚澎文化素质高、思维敏捷、办事干练、英语娴熟等特点,将她分配在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她的公开身份是《新华日报》记者,后改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最后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语翻译。龚澎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驻重庆记者联络,向他们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报敌后抗日战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制造的阴谋,并通过他们向全世界作广泛报道,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和援助。她经常举办、出席各种类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代表中共在会上慷慨陈词,因而实际上成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闻发布人,成为周恩来的外事发言人。
当时,欧美各国记者全部住在国民党国际宣传处招待所里,龚澎经常去那儿,很快结识了那些记者,并与同情中共的记者交上了朋友。在临时设立于重庆的各国驻华使馆,也常常能见到龚澎的身影。龚澎的美丽容貌和女性魅力、勤奋敬业的精神、待人诚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胸怀、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分析问题的严密逻辑性、语言的清新幽默感以及对西方记者特性的深刻了解、对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等等,很快赢得了一批外国记者和外交使官的信赖与敬佩。他们一致认为:“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与乔冠华结为伉俪
1943年11月龚澎再次结婚,丈夫就是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乔冠华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当时,乔的公开身份是《群众》周刊主编和《新华日报》编委,在党内则属于南方局外事组成员。周恩来为这对伉俪在曾家岩五十三号三楼安排了一个房间。他们虽然新婚,但忙于各自的工作。乔冠华在工作之余还举办读书会,他们的新房里经常高朋满座:夏衍、胡绳、吴祖光、徐迟、张友渔、杨刚、马思聪等都是常客,还有外国使节也常来光顾。每次聚会,以分析国内外形势为主题,乔冠华大多是首先发言,而龚澎常常提出质疑,夫妻俩往往争得面红耳赤。经过争论,使问题得以明朗。由于他俩接触的背景材料多,又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所以分析问题能抓住大局、抓住重点,且有针对性。与会者听了这对伉俪的争论,经常能使人对扑朔迷离的国内外形势获得比较清醒的认识,给人以拨云见日的感觉。
1944年,龚澎在重庆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乔宗淮。由于龚澎的工作任务繁忙,孩子满月后,就请“周公馆”里的同志们照顾,而龚澎有时要忙到深夜才回到小孩身边。
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9月16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三个美国士兵,还同他们合影留念。龚澎始终不离毛泽东左右,为他当翻译。9月29日,龚、乔伉俪还安排毛泽东、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共进午餐,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在重庆,龚、乔伉俪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为党的外交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在外交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成为中共方面公认的优秀外交人才。
由于国民党毫无诚意,和谈陷入僵局。因工作需要,龚澎被中共南方局外交事务委员会调往驻上海的新闻处任负责人。她在上海除了照常与中外记者联络、召开记者招待会、代表中共发布新闻外,还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出版了《新华周刊》——中共创办的第一份英文版刊物,该刊由乔冠华任主编,龚澎为发行人。1946年8月,内战已迫在眉睫,龚澎伉俪转移到香港。龚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员、外事组副组长;乔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任社长,并创办了《群众》周刊香港版。龚澎还化名钟威洛主编了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1949年9月,龚、乔伉俪奉命北上,以新闻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召集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
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里,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长及对外政策研究委员会主任,乔冠华任对外政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亚洲司司长,龚澎任情报司司长,她的姐姐龚普生任国际司副司长。龚澎不仅是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而且在情报司(后改为新闻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四年,直到她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这在外交部是绝无仅有的。
龚澎最突出的成就、最光辉的业绩是在新闻发布方面。1954年,她随周总理出席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时,与黄华同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总理亲自提名让她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1963——1964年间,周总理率中国友好访问团出访亚非拉十四国时,龚澎又是访问团的主要发言人。她多次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或参加国际会议,在许多国家主持记者招待会,受到了各国新闻界的普遍赞誉,她的音容笑貌给各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长期分析、研究国际形势,使龚澎对于许多国际问题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但她从不邀功请赏,从不居功自傲。据她的同仁们说,他们只是一次次地听过龚澎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却从未听过她说起自己曾经提出过什么建议和方案。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磨难中不屈抗争
1963年龚澎升任部长助理,再前进一步就是副部长了,同仁们一致认为她是最理想的副部长人选。然而,谁能料到一场厄运却悄悄地降临了。“文革”中,外交部部长陈毅、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多次被批判、揪斗乃至游街示众,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即使面对灾难,她也不愿低头。一天,造**派闯进她的家,龚澎无所畏惧地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造**派要她背“语录”,她立即流利地背诵“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表示了她对造**派的蔑视,表达了共产党员不屈的抗争精神。
由于严重的精神摧残,龚澎被“解放”时,健康状况已极度恶化。周总理要求医院组织最好的医疗小组,对龚澎实行二十四小时监护。但总理的关心和爱护未能挽救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的生命。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一则讣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
外交女杰龚澎的人生,是求知的一生,是爱祖国爱人民的一生,她刚健耿介的风采、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中华妇女优良品行真实而生动的体现。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