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10月9日上午在上海市开幕。研讨会主题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论坛现场，凤凰网对话察哈尔学会高级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庞中英。庞中英指出公共外交之所以被提上重要日程，正是因为当前中国在外交层面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公共外交的实质就是解决问题，在政府层面外交之外寻找到解决途径。他同时强调公共外交的主体一定是公众，一定要让公众唱主角。

    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特色的东西

    凤凰网：您上午提到我们一直对外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崛起等，但国际社会并不信任。为什么没能达到实现预想的效果？是不是本身的表达和思维有问题？

    庞中英：其实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已经是一个国际术语了，而且是最近25年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话中用的最好。

    西方学者也觉得这个提法很好，大家能听懂了，但你的主观想法和别人的感受是两回事情，别人肯定有自己的感受，并不完全是根据我们解释就相信，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看法、观察、体验、判断、分析，所以这里有一个落差，但至少我们的意图表达出来了。

    从公共外交角度来讲，这个其实非常重要，至少是一种承诺，中国是承诺和平的。以和平崛起为例，这是一个可以说比较成功的公共外交案例。从这概念的提出，到概念的规范化，到走到世界被普遍推广。

    凤凰网：就我个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跟你们这一辈可能多少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更切身感受到中国这30年的快速成长和巨变，我们的理念也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国家有一个传统的思维，在描述中国的时候，仍旧用一套很老的话语体系，宏观层面的话语体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等这种表述，但具体是什么其实是很模糊的。在传播国家形象方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是很清楚很能接受，怎么能指望国外人接受呢？

    庞中英：比如像中国特色这个概念，现在关键是中国已经开放了，和以前的中国不一样，尽管外国人能看懂翻译，也是一个国际通用术语，但一些外国人现在并不管这个概念本身，外国人其实更关心中国，是根据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对中国的体验和与中国人打交道过程中的感受，然后他们才明白原来中国特色其实跟你们说的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我们现在好多人在理解中国特色的时候，其实没有把普遍性的东西与中国自己的东西很好地结合起来。包括现在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接受了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我们改革开放的初衷也是这样子，这个都是大家自然理解的。

    但是我们现在又有一套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的东西，我认为现在外国人已经没有办法理解了。

    公共外交本质是解决问题

    凤凰网：我自己可能对这个概念已经很模糊，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我可能更关心具体的东西，我的生活怎么样，我的幸福指数，我在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度，我觉得如果说这些具体的东西可能更好让人理解。而一个概念的东西如果说自己的国民都不相信，怎么让国外的人相信呢？

    庞中英：是啊，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每个人的中国观是不一样的，他的处境不一样。因此，不管我们做多少官方的宣传，其实这种差异都没办法消除，就是说个体的人，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环境、不同行业的这些人，他对中国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和官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肯定愿意要更好的生活，更多权利的保障，更多的机会，更多的交流，他们也希望能够更多体现个体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这些东西已经忽略了，比如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是世界的联合体中，人的自由、人的解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现在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

    尤其80后、90后，新一代中国人，对自由和权力的要求可能会更高，现在社会进步了，所以我对下一代充满了信心。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不要让外部将自信的下一代解读为民族主义。

    我们不要辩护得太多了，不要为自己的国家做过度的辩护。举一个例子，马克思当年在欧洲，就讲那个时代的经济学被庸俗化，马克思说大家背叛了亚当斯密，背叛了古典经济学，背叛了科学。因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要批判要批评要反思的，要思考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但后来因为资本主义有了矛盾，一些经济学家就为资本去辩护，马克思说你们变成了庸俗经济学。

    如果你真正特别爱国，特别想为国家的公共外交做一些贡献的话，要向外界说明中国，但要说明是一个真的中国，就不能一味为别人的一些批评进行辩护，这种辩护会适得其反，人家不会轻易相信，人家也会思考，也有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们要和他去交流，对于一些批评，我们要从善如流。另外，我们也要反思，不能说是人家的批评就是错的，上来就跟人家对抗性的辩护。这种辩护就会使中国外交庸俗，借用马克思的这个模式，就会庸俗化。

    公共外交其实是民间的外交行为体，我们大家都是外交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是21世纪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话题。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我们的作用一定不能是政府有什么口径，我们就说什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表达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比如我们的自信，80后、90后年轻一代的自信，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对社会的自信，就告诉他们，我自信但并不代表我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咄咄逼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讲，自信不好吗？一个独立的人不是很好吗？我们要跟他去交流、沟通，这其实是民间的谈判。

    外交的核心是谈判，我们现在好多人谈了半天公共外交，其实不知道外交是干什么的，外交其实就是谈判，谈判分为狭义和广义，公共外交其实就是当国家面对许多外交挑战和外交问题时的重要表达。

    公共外交是为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强调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在全世界面临着许多、重大的外交挑战，太多了，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这个民族，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和世界其他文明是有摩擦的，是有分歧，有差异的。这些问题到底怎么解决，有好多挑战。比如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美国政客就会提出美国的失业是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中国的工人怎么谈这个问题？中国的民间会怎么谈这个问题呢？怎么去和美国的民众沟通呢？其实这就是问题。人民币汇率也是这个问题，好多涉及到公众与公众之间的这种问题。

    当然公众是分为组织的，有各种非政府组织，还有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有企业的、有媒体的、有大学的、那些明星等。让他们树立一种意识当然很好，但最关键的一条是大家一定要知道这是外交。外交其实就指的是国与国的互动、民族与民族的互动、社会与社会的互动、文明与文明的互动中出了问题了，而且问题很大，现在是怎么通过公共外交去解决问题，要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这是公共外交的实质。现在为什么谈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面对着危机。

    凤凰网：中日钓鱼岛事件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

    庞中英：这里头其实还是民众，民众是铁打的营房，官员是流水的兵，今天菅直人首相，明天不知道是谁，但民众社会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所以说公众是公共外交的基础，公共外交其实是所有外交的基础，做好民间的工作，做好公共外交的工作，外交工作的好多困难其实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公共外交中公众应该唱主角

    凤凰网：我们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主导的更多更强。

    庞中英：我觉得这是对公共外交的一个误解。公共外交关键在公众，必须要公众去唱主角，而不是官方唱主角。让中国公众参与外交，然后帮助解决外交问题是会很好的，有的时候官员那套话语体系人家未必能听懂，也可能有一种抵制的心理。

    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国际体系里，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里，我们是世界经济体系里的一部分，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我们之间又有分歧，这就是外交。

    外交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变成我、我不愿意变成你，但是我们之间要打交道，我们之间要解决问题。而且不愿意使用武力、不愿意通过强硬手段解决问题，我愿意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话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就就谈判，就政治解决，这就是外交。

    在这个过程中，有影响的个人、有影响的机构，能不能在和平解决冲突中发挥作用，这就是公众在外交中的作用。公众就是关键词，我一再强调Publican最好不要翻译成公共外交，而是公众外交。

    不光重视政府对政府之间的外交，还要重视中国政府对国外公众的外交。公共外交的核心、目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文明之间、社会之间、经济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因差异导致的摩擦和冲突，所以公众公交和其它外交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为了化解冲突、解决问题的。（文/陈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