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五年，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五年，也是外交工作迎难而上、开拓创新、大有作为的五年。”
“‘十二五’时期，国际形势有望保持总体和平稳定，我国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不会改变，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外交部长杨洁篪日前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受采访，向记者介绍了过去五年我国外交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了当前以及未来五年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并就中美关系、周边外交以及公共外交等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问：“十一五”期间中国外交成绩显著，您能否谈谈主要有哪些特点和亮点，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
答：“十一五”规划实施的五年，是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五年，也是外交工作迎难而上、开拓创新、大有作为的五年。外交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办好了喜事，办妥了难事，办成了大事，推动全方位外交取得新进展。
有五件大事影响深远：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建设性参与应对世界气候变化。这五件大事体现了中国有什么、给什么和争什么：中国有着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的积极意愿；中国给全球经济恢复增长注入信心和希望，给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中国争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五件大事将中国加速推向世界舞台的显著位置，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
具体来讲，主要做了七个方面工作。一是以首脑外交为统领，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我国领导人多次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等重大多边和双边活动，有力推动了国际体系改革和双边友好合作。二是以全方位外交为主线，全面推进与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拓展各领域外交工作，进一步完善了外交布局。三是以经济外交为着力点，以政促经，配合推动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促进能源资源等各领域合作。四是以安全外交为保障，稳妥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坚决打击和遏制“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活动，有力维护了国家稳定大局和主权安全利益。五是以“外交为民”为宗旨，稳妥处理撤侨、人质解救、劳务纠纷等重大突发事件，完善领事保护机制，有效维护了海外合法权益。六是以公共、人文外交为平台，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作为重要契机，积极推动软实力建设。七是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大力提高科学办外交的能力和水平。
五年来，外交工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不断推进，我们的重要体会就是要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坚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开展外交工作；坚持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充实和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宗旨和原则。
问：中美关系是我国大国外交中的重要一环。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答：近年来，在中美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确立了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定位，并就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稳步推进，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着有效沟通与协调。但两国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敦促美方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中美联合声明的原则和精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
中美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应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互信，妥善处理。中美之间的关系应是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全球化使中美利益更加广泛地联系在一起，双方应该在众多领域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我认为，新形势下推进中美关系有三点尤为关键：
一是要相互了解，增进互信。中国要了解美国，美国同样也要了解中国。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加强互信，就要学会尊重对方的核心关切，去除旧的思维定式，坚持相向而行。
二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应尊重中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发展阶段不同等客观现实。不应去谋求改变对方，更不应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对方，而应通过平等对话，妥善处理摩擦和分歧。
三是要扩大合作，互利共赢。通过把双方共同利益的蛋糕做大，使两国人民在扩大交往中获得更多实惠，使两国经济通过彼此合作得到更好的发展。采取保护主义，打贸易战、“货币战”等只能使双方利益受损，给双边关系带来更多麻烦。
问：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答：我认为，亚洲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亚洲国家成功抵御金融危机，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人文交流持续扩大，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同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亚洲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不时影响地区稳定，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与周边各国友好合作全面发展。政治上，我们同亚洲各国高层交往密切，互信不断增强。今年，我国同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实现了高层互访。经济上，我们致力于促进互利共赢，利益融合加深。我国与亚洲国家贸易总额年均增长超过20%，连续多年成为亚洲最大进口市场和日、韩、印等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亚洲已成为我国设立境外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安全上，我们主张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谈判解决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反恐、防扩散等合作也不断加强。人文交流上，我们大力推动教育、文化等合作，亚洲国家来华留学人数一直保持在10万人以上，我们在亚洲地区建立了100多所孔子学院和学堂。区域合作上，我们积极参加10＋1、10＋3、中日韩、东亚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合作，并为这些机制的发展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也欢迎有关国家在区域合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形成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地区合作格局。
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同各国一道，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亚洲。
问：您担任外长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公共外交工作，请问您怎样看待公共外交的作用，做了哪些工作？
答：公共外交不同于传统外交，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各界普遍参与，借助传播和交流等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和相关举措，以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的一种特殊外交形式。我们加强公共外交，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促进国内民众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外交工作，这十分重要。
这些年，我们不断加大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建立和完善了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如设置“外交部公众开放日”，在外交部新闻发布厅举办“蓝厅论坛”等。围绕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在全球掀起“中国热”。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公共外交工作将会取得更大成果。
问：请问“十二五”期间我国外交工作有哪些重要部署，重点在哪些方向和领域？
答：“十二五”时期，国际形势有望保持总体和平稳定，我国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不会改变，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外交工作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挑战，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继续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外交为国家发展服务的主线，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继续推进大国关系，构筑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不断深化周边睦邻友好，巩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有利周边环境。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夯实其在我国外交全局中的基础地位。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在国际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扎实推进经济外交，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服务。大力开展安全外交，维护好我主权安全利益。积极开展公共、人文外交，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建设。我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外交工作一定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