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1月29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李肇星任期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虽说小型,但的确是颇为亲密的招待会。李大使将在这里与华盛顿的朋友们告别。也是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华盛顿市长威廉斯颁布文告,宣布1月29日为华盛顿市的“李肇星日”,借以表彰他任美国大使3年来的卓越贡献。参加者包括布什政府的劳工部长赵小兰、交通部长峰田、参议员史蒂文森、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内的一大批华府政界人士。
那首深情的歌幽幽地响起来:《肯塔基,我的故乡》。唱歌的是市长的母亲和李肇星夫妇。
人们在轻轻地应和着,轻轻地拥抱,为朋友送行。这是个深情的时刻,61岁的李肇星微笑着,向大家频频举杯。他说:“不管是欢愉的时刻,还是艰难的时刻。我知道我在华盛顿有朋友。”
这或许并不完全是外交辞令。中美关系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微妙、最复杂,同时也是最易影响国际关系未来格局的那种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之一。李肇星不论是作为外交部发言人、驻联合国大使、主管美洲大洋洲事务的副外长,还是驻美国大使,十几年来,一直在中美关系的第一线,他既是近年来中美外交的策划者之一,又是主要的执行者。在美国各界,他交了许多朋友,李肇星在不同的美国人眼里,有两种形象,一种是热情儒雅的、具有文人倾向的外交官;另一种则是咄咄逼人、不肯退让半步的斗士。
从1985年李肇星任外交部发言人开始,他可谓步步稳健,深得高层信任。他是有史以来任职最长的外交部发言人,他是有史以来驻外大使中惟一的一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又是中美建交以来最年轻的驻美国大使。
农家少年的文学梦
李肇星1940年出生在山东胶南县现为胶南市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如诗如画的年纪里,李肇星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与梦想,他想写书,当记者,当诗人。李肇星俨然是一位虔诚的文学少年。
1959年夏,苦读寒窗十载的李肇星高中毕业,遗憾的是,他的文学梦恰恰在此时被无情地击碎。
李肇星报考的学校是饱经世纪沧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是李肇星填报的第一志愿,西语系英语专业则为第二志愿。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北大却以他的第二志愿录取了他。这一让他当时颇感失落的“误会”倒成就了一个卓越的外交家。
尽管他师从鼎鼎大名的许国璋教授,尽管他成为许教授常常赞不绝口的得意门生,但他的文学梦并没有结束。
李肇星疯狂地写诗,他的诗文四处发表,甚至上了《人民日报》。1964年秋天,北大西语系高材生李肇星被分配到外交部,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原来许国璋教授的门下,也是外交官们的摇篮,大使级的学生就有十几位。李肇星是命中注定要吃“外交饭”的。
据当时接近他的朋友说,李肇星结业时已能毫无障碍、相当轻松地观看用古典英语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而在英美等国,这通常是英语专家一级的人员才能具备的水准。
岳父大人的乘龙快婿
北大完全可以说是李肇星后来全部生活最重要的起点。他在这里见世面,受教育,从这里走向他工作了30多年的外交界。就连他的夫人,也是在北大认识的,而且,他们还是西语系英语专业的同班同学。
李肇星是著名资深外交家秦力真大使的“乘龙快婿”,在泰山大人眼里,李肇星的脾气不错,有时还会抽空陪老人观赏京剧,虽然他对号称国剧的京剧一窍不通;在夫人秦晓梅眼里,李肇星虽然不大会干家务,却是位好丈夫……
秦力真,这位年届84、两度出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资深外交家一度还当过刘少奇的“小秘书”。秦力真曾亲眼见彭真的秘书邓拓15分钟“炮制”一篇《人民日报》社论,他感叹地说:“真是倚马可待的才子”并经常对初入外交界的女婿谈起此事。秦先生重文才的偏好使他对很有文学才情的李肇星颇为满意。
非常时刻与北京高层保持紧密联系
李肇星在3年的驻美国大使生涯中,他自己认为在任内最满意的是两国元首接触频繁,中美达成永久性正常贸易伙伴协定,最艰难的时候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就是在那一次危机之中,李肇星被美国传媒认为是“强硬派”,美国报纸形容当时的李肇星大使“脸上极具哀容与愤怒,让美国人印象极深”。
在轰炸大使馆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官方把它归咎于一次失误,但对中国人的无端遇难却没有丝毫内疚,反而要中国人保证美国驻华机构的安全,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克林顿等人在公开场合表示的“遗憾”、“歉意”是否出于真心。
美国媒体当时最关心的是在中国的美国人是否会有危险。ABC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的著名主持人、驻白宫首席记者唐纳森在采访中一上来就问:“你能保证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吗?”
李肇星表情严肃地回答说:“你们一直在谈你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我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不问我在南斯拉夫受伤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情况,为什么不问在贝尔格莱德杀害中国人的行为?”
李肇星说:“过去两天,每一分钟对我和我的同事以及全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整个中国都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沉浸在悲伤之中,全国人民都很愤怒。”
不待李肇星讲完,唐纳森就急着追问在华美国人的安全。李肇星说,你们从电视上已经看到中国武警如何努力保卫你们大使馆的安全。现在的事实是,这么多无辜的中国人在自己的使馆内被炸死炸伤,我们要求展开调查。
唐纳森接着问,你听到克拉克将军北约最高指挥官刚刚说过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误吗?
李肇星毫不含糊地回答:“我听到他谈这个问题,如果他或任何人试图掩盖这一暴行,那他就错了。我还要提一句,如果某些国家领导人认为,这种解释就可避免承担责任,那也是错误的。”
此时,另一位非常善于咬文嚼字的专栏作家维欧开始发问,他首先咬住中国政府声明中指出北约的轰炸是肆意践踏国际关系准则这一段话不放,反复问李肇星“肆意”是否是指中国认为北约有意轰炸中国大使馆。李肇星的回答是:“中国政府声明中的每个字都是事实,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件,而是令人发指的暴行,在世界外交史上都很罕见。”他反问维欧:“你怎么解释三枚精确制导的导弹会从不同角度击中中国大使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实?你怎么能说服中国人民相信这是‘失误’?怎么能让世界舆论相信你的解释?”
在那段李肇星自己都称之为艰难的日子里,从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到普通的美国市民,都一直不断地听到中国大使悲忿的抗议之声。李肇星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他频繁地奔走于华府、媒体及民间各界,严正交涉、大声疾呼。
除了与美方交涉以外,李肇星还时刻与北京的最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提出一系列有关在这一非常时期处理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的策略,他作为熟悉美国问题的专家和站在第一线的驻美大使,利用他的经验和老到的外交智慧,为决策层调整和重构对美关系的未来框架,对解决在那一时期相关的其他问题如世贸谈判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一些报道称,李肇星在由中国大使馆被炸引发的中美危机中,颇有成效的努力和审时度势的建言建策,深得中央高层的首肯。
宣传中国
李肇星在美国的三年期间,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促进中美贸易交往,扩大中美经济合作的努力。只要有贸易、企业、经济界的论坛、会议,李大使都尽量出席,推销中国的市场,促成中美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多、更广泛的合作。当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利用所谓“人为的问题(artificialissues)”试图延缓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时,李肇星立即发表讲话,认为这项有利于中美两国利益的法案之所以被延缓,完全是美国大选之际两党政治斗争的产物,对中美贸易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后来,当这项法案终于通过时,李肇星又在里根国际贸易中心发表演讲,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在促使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议案得以通过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李肇星对美国的企业界人士说,除美国以外,中国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正常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国家间互相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不是一件礼物,更不是恩赐,而只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平等安排。
李肇星说,就他所接触到的美国有远见的人士,无论是从政者,还是企业家或农场主,都表示无条件支持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认为这对美国也有好处。他们说,少数政客企图吹毛求疵,无事生非,为通过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制造麻烦,恰恰伤害了美国的商业利益。
在即将离任之际,李肇星还专门前往硅谷参观访问,为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开发考察调研,并广泛接触了当地企业界人士,显示出对硅谷高科技行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高度兴趣。此外,华裔在硅谷高科技业员工中的比例之高、成功创业的范例之多,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肇星虽然过去几次到过旧金山湾区,但正式访问拥有“全球高科技心脏”之称的硅谷,却还是第一次。
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文专业的大使,口才好,有幽默感,讲话时善于熟练地引用统计数字,也喜欢引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原文,被一些华府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奉为“从革命家转为职业外交家的当代中国外交官的典型”。李大使与前总统布什和新总统小布什父子都很熟稔,关系良好。在硅谷访问时,他向中文媒体透露,几天前他在德州休斯顿访问时,曾与前总统聚会,相见甚欢。从李大使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中美两国今后的关系充满信心,对中美双边的经贸合作,更是持相当积极乐观的立场。
在美国商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李肇星还表示:在和平互惠的基础上,中国当然欢迎美国高科技企业在中国投资和发展。他还风趣地说:“我是第一次到硅谷的心脏圣荷塞,在这里,我没有看到硅,也没有看到山谷,但这里高科技发展的水平却使我无法忘怀。今后,如果有人问起我对美国什么地方印象最深和最好,我的答案就会是圣荷塞。”
即使是对美国的广大中小型企业主,李肇星也没有忘记游说他们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他告诉纽约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年会的与会代表:美国中小企业在中国同样大有作为。在中国大陆,实际上很多美国的中小企业做的是大生意,合作和投资都有很好的回报业绩。他以美国加州为例。这个州在1999年对中国的出口就增长了94%,而加州地区对亚洲国家的贸易惟有在中国出现了增长,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尝到了合作的甜头。
永怀青春中国
“万千佳丽中/惟有你不施脂粉。/一片纯情/光采照人……/你是青春。百十山岳间/惟有你天开地阔。平等中寻觅挚友/以诚实营造自我……/你是中国!”
这是李肇星在国外思念祖国时写下的一首深情的诗,诗的标题就叫“青春中国”。这也是他外交生涯中广觅知己、以诚信待人的真实写照。他忘不了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小镇,一位纯朴的美国人对他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不要烦心什么。华盛顿的政客太多了,别管那些人。”
李肇星离任时,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为他举行隆重的欢送会,在会上他说,我曾经说过一句发自内心的话:“听不够,唐人街的乡音。大家的厚爱、鼓励永远给我鼓舞和力量。”他接着又说:梁冠军主席希望我“步步高升”,这个比较难(笑声,全场活跃)。但我会永远鼎力为祖国效劳,为各位侨胞、朋友服务。
一片纯情觅挚友,以诚实营造自我的李肇星,被外国友人称为“真正的朋友”,被侨胞视为“贴心人”。在当晚欢送会上致辞的中西人士,包括他的同事沈国放大使、邱绍芳代总领事和李学海、朱海风等十多位侨领,几乎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常回来看看。
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顾问刘忠生代表该委员会向李肇星颁发了最佳领导奖、最佳服务奖。多个侨团向他赠送了纪念匾牌。
一位女作者以一篇散文诗为李大使送行,她深情地写道:“请代我们向长安街边的绿柳树,未名湖畔的迎春花拜年,问声祖国好”其殷殷挚情,令李肇星夫妇不禁动容。
2000年5月,李肇星给自己正在美国留学的儿子禾禾写了一首诗,这也是李肇星自己的心声:
别忘了你是谁?
你是朋友的朋友,
你是亲人的亲人。
你是祖国的儿子,
这是一切的根。
(摘自《中国高层智囊》 作者:张晓霞)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