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澳大利亚推出了新科伦坡计划，旨在通过澳大利亚大学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学习与实习来实现其战略目标。该项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重要转向，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公共外交的重视。该计划实施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小的挑战，其在提出与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澳大利亚是大洋洲地区最重要的国家，也是国际政治舞台中不可小觑的中等强国。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公共外交。2013年，澳大利亚政府推出了新科伦坡计划。该项目的推出是澳大利亚对外援助的重要转向，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公共外交的重视。

　　“新科伦坡计划”提出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20世纪50年代，英联邦国家曾经发起科伦坡计划，该计划旨在通过以资金和技术援助、教育及培训计划等形式的国际合作，来促进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科伦坡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澳大利亚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当时还是在野党影子外长的朱莉•毕晓普提出设想，希望澳大利亚最优秀、最睿智的大学生能够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2013年9月，自由党—联盟党赢得大选后，该计划就成为联盟党政府的重要外交议题。新科伦坡计划包括两个项目：一个是奖学金项目（一般是长期项目），另一个是短期研习项目。其申请对象是年满18周岁到28周岁的在澳大利亚大学就读年以上的大学生。该计划中的奖学金项目可以支持学习、实习或者良师益友辅导项目，但是至少应包括学习部分，每个奖学金项目可以持续3到19个月，资助额度最高2万澳元一学年。该计划中的短期研习项目主要由澳大利亚大学提供资金，用来支持澳大利亚大学生在印度—太平洋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半个学期或者短期的学习、实习、良师益友辅导、实践和研修等活动，资助额度从1000澳元到7000澳元不等。

　　新科伦坡计划鼓励私人企业和部门参与该计划，通过新科伦坡计划实习和指导网络、短期伙伴计划以及商务精英计划三个项目，为学生提供在印度—太平洋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有价值且与课程联系紧密的实习和工作机会。新科伦坡计划还建立了完善的校友联系网络，鼓励校友保持联系，共享学习和工作经验，共同进步。

　　2018年，新科伦坡计划进入实施的第5个年头。在实施过程中，有超过17500名澳大利亚本科学生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40个国家生活、学习和工作。

　　新科伦坡计划的效果与不足

　　国际教育是实现公共外交的重要手段。这种方式是持久的，因为对知识的渴望和渴求是人类不变的本性，国际教育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产生持久的效果。这种方式也是十分有效的，能够持适应当今世界复杂的相互联系。

　　在历史上，澳大利亚参与的科伦坡计划吸引了大量来自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经历使得他们对澳大利亚产生了相当的认同感，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进入了各自国的精英群体，包括新加坡第一任民选总统王鼎昌、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布迪约诺、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长冯慧兰、马来西亚商界巨头阿南达等。

　　而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推出“逆向”的新科伦坡计划，其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亚洲，增强更多的澳大利亚学生和未来精英对亚太的认知。新科伦坡计划通过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海外学习、研修和工作的机会，帮助他们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极大地提升了澳大利亚学生的素养。当习惯从多种视角看待问题和具有跨文化背景的学生回到澳大利亚，他们能够更好地为澳大利亚服务。

　　根据澳大利亚官方评估显示，前往不同国家和地区学习和工作的学生，收获也各有不同。前往印度尼西亚学习的学生表示自己收获了语言经验，感受了跨国文化；访问香港的学生表示自己在研究发展和文化方面受益最大；在日本学习的学生表示在接触文化和研究金融发展方面收获不少；访问新加坡的学生反映在文化和工作发展上受益。

　　凯瑟琳•严（ Catherine Yen）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哲学的亚裔学生，她一直希望能够去印度—太平洋地区学习和工作。2016年，在新科伦坡计划的支持下，她来到了泰国，在泰国法政大学学习，并在曼谷的一家报社实习。刚到泰国，凯瑟琳觉得曼谷十分“混乱”，但她很快“爱上了”。在报社，凯瑟琳的工作是将报纸上的故事从泰语翻译成英语，不久她又就开始在街头进行采访。凯瑟琳希望将来能够成为研究泰国问题的专家，她在泰国的学习的经历以及人脉有助于她实现这一目标。凯瑟琳说：“学习泰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些经历只能用母语分享”，“新科伦坡计划让我获得了一份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原本无法进入的职业机会。”

　　阿玛利娜•史密斯（ Amarina Smith）是来自格里菲斯大学的原住民学生，主修法律、政府和国际关系。阿玛利娜在罗克汉普顿高中学习了普通话，一直对亚洲感兴趣，因此申请奖学金。2016年她获得科伦坡计划资助在中国香港大学学习，并在香港的一家法律公司实习。回顾其在香港的学习和实习经历时候，阿玛利娜指出：“我期待着扩展我的文化知识，特别希望能够研究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在香港的经历使得我学到了知识，了解到其他国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将这些知识和理解带回澳大利亚，帮助当地的原住民改善生活环境，享有其权利。”

　　促进与该地区社会、文化和组织之间的广泛联系是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核心要素之一。大量的数据表明，新科伦坡计划促进了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教育和商业目标。尽管在项目实施初期，大学受到能力的限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新科伦坡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学之间寻求合作、增进了解的平台和催化剂。

　　不过，在肯定新科伦坡计划取得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该计划也存在着不少值得思考或者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学生感兴趣的国家和大学与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目标国家与大学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新科伦坡计划学生的目标国分布越广泛、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越多越符合其预期的战略目标，但是澳大利亚学生的兴趣和选择往往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以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最后提名的学生为例，当年该计划的目标国和地区有印度尼西亚、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理想状态下，去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比例应该大致相同，而且去印尼的学生应该更多一些。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奖学金项目的40名学生中，去印度尼西亚的只有5人，而去日本的有11人，去香港有12人，去新加坡有12人。近年来，这种地域不均衡的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学生们的目标国集中在该地区最发达的个别国家的优选倾向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次，新科伦坡计划中的短期和长期项目在实施中存在矛盾，学生们相对更愿意选择短期项目。尽管亚太地区对澳大利亚学生的吸引力在持续增加，但是他们热衷的更多是短期留学或者实习项目而不是长期项目。2014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40人，实习项目1300人，而2018年新科伦坡计划资助奖学金项目预计120人，实习项目13000人。从2014年和2018年的数据来看，短期的项目人数大大超过长期项目的人数。一般说来，对语言的浸淫和文化的体验需要在目标国生活较长时间深度融入才能实现，而短期的蜻蜓点水往往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最后，新科伦坡计划在年龄和学业成绩等方面严格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要的，也因此备受争议。新科伦坡计划的遴选对象是澳大利亚“最优秀和最聪明的学生”，并致力于培养未来澳大利亚的领袖。这种定位或者标签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将普通的澳大利亚大学生排除在外，而且给人造成该项目仅仅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印象。对年龄的限制也不利于不同年龄段的澳大利亚人的体验。从实现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目的和手段来考虑，增加对年龄和学习成绩考量的灵活性，同时综合考虑不同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因素，更能够实现澳大利亚的战略目标。

　　新科伦坡计划对中国的启示

　　就新科伦坡计划从提出到运行的过程来看，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中国应该更加重视“一带一路”的框架下针对周边国家的专项双向交流项目。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派遣本科生出国留学，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学生出国留学。但是，中国学生首选的留学地多在西方发达国家，而去周边国家（尤其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留学相对不足。要改变这一状况，仿照新科伦坡计划，建立周边国家专项计划是一个抓手。这个专项计划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鼓励中国优秀大学生到周边国家学习和工作，另一方面也提升周边国家大学生来华进修的力度。2016年，教育部就公布了“一带一路”教育计划，宣布未来3年，中国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2500人。未来5年，建成10个海外科教基地，每年资助1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但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大。

　　重视企业参与，强调实践，注重校友会的功能。鼓励企业参与，特别强调在目标国的实习是新科伦坡计划的鲜明特点之一。而相对来说，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实习（尤其是踏踏实实在目标国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鼓励学生去周边国家的外国企业和中资企业短期实习，增强与当地民众的互动和交流，将是未来留学生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此外，新科伦坡计划重视校友会建设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校友会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是校友之间互相沟通的桥梁，可以打造一个创业者带创业者及就业者的可信度极高的小圈子，共谋福利。

　　最后，更加注重宣传，提升优质项目的知名度。新科伦坡计划实施五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外交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在亚太国家演讲以及与各国领导人会面时必谈该计划。澳大利亚政府专门设有项目计划办公室，负责宣传和协调。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在大学举行展览会，举办研习学生欢迎会、校友联谊会及新科伦坡计划论坛等方式提高知名度。他们还通过新媒体及时推送相关信息和动态，让公众熟知这一计划。这些措施，我们在实施类似计划的时候，可以借鉴。

　　江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严倩文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