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发展政策，“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并推动沿线各国重视民生建设，同时为加强各国治理水平和发展能力提供契机。中国倡导并实践新型“义利观”，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推动全球化的民生转向。

　　全球化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民生发展政策

　　按照国际关系演进逻辑，全球化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其中的殖民战争、争霸战争、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各国突破地理限制形成全球交融，但这一过程一直伴随着武力强权所带来的不平等，暴力与和平混杂其中。无论是“中心-边缘”模式，“霸权稳定论”，还是“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提出都证明现有的全球化及其实践在质上表现出明显的国际贫富与权势分层和递进式剥削，在量上难以持续，无法实现人类所追求的发展均衡和普惠。

　　“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全球化的新常态和制度话语权已非处于发达国家的绝对控制之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内涵发生了缓慢量变并推动质变。“一带一路”作为全球化深化发展的新思维、新方案顺应了新时期的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并基于共享包容发展理念，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实践。

　　全球化是一个不断酝酿和塑造自身对立面的发展矛盾体。如今，日益扩大的国内贫富差距和对于全球化前景的消极期许使得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各国对既有模式和道路进行反思或再设计，而蔓延全球的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却反映了一种逆全球化的思潮。全球化的转型需要新的领导角色与发展政策再设计。

　　“一带一路”服务中国民生事业发展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转型

　　外交根本上服务于内政服务于国家利益。在国际国内因素共同作用下，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发展模式由粗放型转向效率型、科技型、集约型；产业结构由低端产业链向高端产业链汇聚等为特征的新常态。供给侧改革关注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优化投资结构、产权结构、产业结构、流通结构以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型发展。投资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投资关联到就业，涉及到社会的稳定，是民生事业的根本，要保证国内产业工人的就业，就要放眼世界，发挥中国在产能、质量、管理和资金上的比较优势利用好对外投资，优化全球资源配置， 融入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是规模庞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的组 合，同时激发国内各省市开启各项投资建设。中国有实现东中西部经济平衡发展，实现城乡平衡助力经济转型的考虑。

　　“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充分发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民生福祉。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承诺，也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在统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中国政府高效调配资源，经济外交愈发活跃，中央和地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在中央统一规划下，各省发挥比较优势纷纷出台对接战略，2014年10月，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专门的投融资机构，丝路基金、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投等对接融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同走出国门大规模地参与国际投资贸易。形式上，公私企业合作的“PPP”模式，为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对外投资创造机遇。在理论上，中国所提供的服务贸易、商品贸易、加工贸易、金融信贷、劳务输出、技术贸易、人民币跨境结算等将为我国带来丰厚的投资利益，尽管这种回报周期较为漫长并且存在一定风险挑战，但是中国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投资的溢出效应会生成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为相应的国家利益实现创造机遇。“一带一路”是实现中国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伟大实践。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的民生改善和国家发展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重视民生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基建长期赤字其资金投入普遍低于世界标准，基建是经济发展、社会效益生成的基础。美国学者James Bond认为基建反映了一国GDP水平，和贫穷、发展有着紧密关联，一国电信基建，能源基建，交通基建发达的地方其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明显更低。

　　“一带一路”倡议赋予各国政府重新审视本国基础设施建设，重塑发展动力的机遇，解决国家发展瓶颈，建设好基础设施是各国发展面临的共同任务，这同西方援助那种“战略考量，培养利用”的现实主义逻辑不同，中国是国家发展成功的典范，中国累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商业链条辐射能力强，商业模式复制能力成熟，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巨量的国内储蓄量使得中国有能力提供区域公共物品。

　　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一国发展重要性不言而喻，基础建设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量大风险高但是其衍生性能够持续地为一国带来税收，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相当程度上是一国或地方的“民生工  程”、“脱贫工程”，“标杆工程，”承载着一国复兴和发展的梦想，关系到当地民众的民生福祉。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将推动各国政府注重本国的发展基础，夯实民生基础。中国政府倡导企业家树立新型“义利观”， 在可能的范围内更多的承担企业责任，开展公司外交和公共外交。“一带一路”带来各国在教育、卫生、通讯、旅游、医疗、金融等全方面的合作。比如在教育领域，2015年中国发起组建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在人才交流，提升各国智力竞争力上开启新的合作模式。“一带一路”项目覆盖全面，提升东道国就业，劳动者素质，整体工资水平并实质性地推动一国的民生事业发展。

　　“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加强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建设提供契机

　　国际问题学者Ash Amin指出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关乎个体的生存，还关系到社区福祉、民众团结以及认同，是一国弱势群体要求和城市居民同权的推动性力量以及政治媒介。“一带一路”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地缘， 为了保障安全以及避免政治风险，中国在投资中越发注重自身资产与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安全性并在国内形成投资安全优先的共识。营造对华有利的投资环境业已成为中国和东道国谈判的主要内容。东道国需要配合加强国家治理和发展能力建设，加强对电力等基础部门投入，改革投资政策、财政政策， 发挥地区潜能，提高公共服务，保护贫弱群体，打击腐败等。

　　作为“一带一路”成果橱窗的巴基斯坦，为保障中国工程和建设者的安全，为此调整国家安保力量，进行全国性的反恐，打击犯罪，改革税收和金融体制，调整政府行政职能等，这在客观上为国家治理和发展建设创造条件。

　　“一带一路”是中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带一路”冲击了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东道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为各国重新调适政策与市场边界，进行社会改革提供了机遇。“一带一路”创造了大量劳工蓝领阶层的需求方市场，这将有力重塑蓝领劳工的地位，提高一国就业率。“一带一路”在社会价值上致力于消除贫困缩 小贫富差距，开发民生基础设施帮扶最弱势群体，为东道国的持久发展筑造经济基础，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建立高质量和复原能力强的基础设施， 建设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开展能源基础设施。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实践中越发以企业价值和社会责任为导向，注重东道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注重和东道国一道预防风险，关注民生，防止项目本身引起或者加剧东道国的不稳定。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这是对旨在消除极端贫穷和饥饿为核心价值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该计划在2015年阶段性终结）的延续。仅2016年，中国对参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达到145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沿线20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增加了近11亿  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在建或者已经完工的工程比如中国和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卡洛特水电站”，“中亚天然气管线项目”，“印尼雅万高铁”，建设德黑兰至马什哈德高铁，老挝铁路全线开工，孟加拉国“希拉甘杰电站二期项目”等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在实质上为发展中国家民生基础的夯实做出卓越的贡献，一系列的项目服务民生，聚焦民生，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地。

　　“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

　　现有的全球化理论滞后实践中缺乏共识，未能反映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刻调整与变革未能体现新兴国家比如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全球竞争格局的新变化。新型全球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力的竞争，更是概念的创新能力乃至人心认同的竞争。“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经验走向全球，并适应了弱全球化的新周期，是中国在全球化中发展红利的再分配，也是中国经济外交、公共外交走出去，提升制度话语权，补充国际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塑造黏性实力，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外交，推动全球合作的新实践。

　　以民为本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的核心。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一带一路”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力图构建全球治理的新常态，发挥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所带来的纽带作用，使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了新机遇从全球投资的荒漠转变为投资“绿地”，使全球化回归到权力政治长期所忽略民生福利领域。“一带一路”的民生指向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轨框架，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关注人，发展人， 造福人，这是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国智慧和方案的体现。

　　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5级国际关系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