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6年，中韩两国关系遭遇了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韩国方面执意部署萨德系统，给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和平造成了困扰。如何应对和化解这个危机，考验着两国领导人和智库专家的智慧。季刊专访了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金相淳教授。
　　
　　马文生：金院长您好！作为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您和您的团队近年来在东亚和平和国际交流方面都做了哪些富有成效的工作？
　　
　　金相淳：早在2011年我们就以东亚和平研究会的形式开展相关研究，直到2016年筹建东亚和平研究院并获得韩国统一部认可，正式成立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并相继主办了首届韩中首尔和平论坛（首尔）、首届韩中封闭式安全对话（上海）、韩中封闭式安全对话兼国会早餐座谈会（韩国国会）、韩中公共外交对话兼国会午餐座谈会（韩国国会）、韩中专家座谈会（北京）等。
　　
　　我本人也应邀在凤凰网大学问节目里开设了“金相淳东亚和平系列讲座”，已讲过“朴槿惠的未来和韩国的政治斗争”“韩中对朝核困境和萨德困境的出路”等话题。
　　
　　我们也在韩国首尔出版了韩文版的《习近平新全球战略与半岛的未来》等书籍，向韩国社会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和国家政策。
　　
　　2017年，我们将继续主办韩中封闭式安全对话和韩中公共外交论坛，并主办东亚和平研究院四大论坛“韩中首尔和平论坛”“韩中日首尔和平论坛”“东北亚首尔和平论坛”“东亚首尔和平论坛”以及与察哈尔学会合作进行“韩中封闭式安全对话”和“韩中开放式”公共外交论坛等，还要继续将中国领导人和专家智库的观点介绍到韩国，帮助韩中两国政府、学界和人民增进相互了解，为中韩两国友好、东北亚和平夯实基础、找寻新的途径。
　　
　　对接“欧亚倡议”和“一带一路”
　　
　　马文生：中韩友好是两国及人民共同珍视的，感谢您和您的团队为中韩友好积极做出公共外交努力。东北亚和平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意义非凡，中国政府也十分重视东北亚和平问题。您认为在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利益冲突频仍的当下，如何才能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金相淳：如果韩中两国主导并与其他国家合作，能够在东北亚地区建立能源开发合作机制，将会推动东北亚地区产生新经济共同合作发展模式、缓和东北亚安全环境的效应，其关键主要在于韩国“欧亚倡议”和中国“一带一路”两种倡议的切实对接。
　　
　　马文生：这与中国政府倡导的“共同现代化”“命运共同体”是相符的。
　　
　　金相淳：2013年10月，韩国政府提出了“同一个大陆”“创新的大陆”以及“和平的大陆”为核心的“欧亚倡议”：“同一个大陆”，主要指的是扩大交通、能源以及通商的网络；“创新的大陆”，主要关注推动欧亚大陆的创新增长动力，扩大人员和文化交流；“和平的大陆”，是指基于“半岛信任进程”和“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并谋求东北亚和平安全。
　　
　　2015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为了“一带一路”的成功发展，中国还提出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
　　
　　2003年8月中国第一次主动介入和大力推进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即“六方会谈”，这次中国又向世界主动提交了“一带一路”与“亚投行”这样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这大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
　　
　　马文生：中韩两国可以说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同处一块大陆，一衣带水，完全可以通过合作，在区域友好和平的环境下，实现共同现代化。
　　
　　金相淳：是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特征就是“共同现代化”，其特质在于：第一，其目标在于实现“共同利益”；第二，其主体是多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第三，其原则在于“共商”“共建”“共享”的“三共合作共赢”；第四，其内容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最后，其实现方式是国际合作为核心。
　　
　　“一带一路”在现代化内容方面强调“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依我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典型的新外交，包括“亚投行”都是中国新常态外交战略。“一带一路”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合作共赢的新经济秩序，同时创建共同安全的新安全秩序。
　　
　　在新的安全秩序下，中韩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将更具有发展动力和竞争力。
　　
　　萨德问题是挑战也是机遇
　　
　　马文生：韩国去年决定部署萨德给中韩关系甚至东北亚和平造成了较大的困扰，您怎么看待目前的矛盾？焦点在哪里？
　　
　　金相淳：萨德问题不仅是中韩之间的问题，还要考虑美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因素，从中美韩三边关系来看问题。我认为萨德问题只是中韩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朝鲜半岛无核化才是更关键的问题。不管是美国的意图还是其他，在坚持无核化的原则下，部署萨德都只是一种战术和手段，并不是目的。因此中韩通过有效的沟通是可以解决的。
　　
　　马文生：请您再细说下。
　　
　　金相淳：韩国在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为了确保安全和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市场。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韩建交，虽然两国政治体制不一，两国仍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关系直到现在。但在美国的裹挟之下，韩国跟中国的安全关系没有得到发展，现在韩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要与中国合作，从而陷入了困境。
　　
　　现在中国与韩国站在不同的国家利益立场上，需要多层次的对话沟通。可以两种对话同步进行：一方面，技术问题让军事专家谈一谈；另一方面，政治问题让决策部门谈一谈，进而再进行综合对话总结。中韩之间先进行这两种对话交流，在这样框架之下再跟美国、朝鲜等影响东北亚和平的国家进行多方沟通。
　　
　　马文生：绝不应该让萨德成为中韩友好关系的终结者，更不应该让它成为半岛和平的绊脚石。
　　
　　金相淳：是啊。韩国是在受到国内外各种压力下被迫部署萨德，导致中韩关系受到严重挑战。但中韩在该问题上都是被动的受害者，某种程度上，美日朝才是坐收渔利者。此次中韩关系的确遭遇严重挑战，但切忌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中韩都应冷静思考，如何合作才能摆脱当前被动局面，打造新的合作模式。反之，如果双方相互进行各种报复或反击，结局很可能沦为最后的输家。困难时刻，中韩反而更应保持有效沟通，尤其是高层的互动，因为中韩无法相互放弃。
　　
　　韩国是由于四种被动因素而决定的，第一是美国的压力；第二是由于韩国“朝小野大”的国内反对派舆论的压力；第三是朝鲜的核武发展速度太快；第四是中国对韩国安全需求的冷淡。
　　
　　马文生：如此分析，萨德问题是挑战也是机遇。
　　
　　金相淳：是的，如果中国积极推动中韩关系的深层发展，有利于中国抵制美国以美日同盟或美日韩联盟压制中国的战略，还会获得在东北亚格局中的话语权。因此，希望中国能和韩国密切探讨如何解决朝核问题和萨德问题，建构新的东北亚和平秩序。这个新秩序一定要实现对朝鲜核研发的零容忍，也要排除美国对中国的施压战略，以中韩和平发展的模范案例创造新的和平机制。当然，这需要中韩双方克服许多困难。
　　
　　马文生：有破解的方法和途径吗？
　　
　　金相淳：中韩关系无疑是影响东北亚和平的重要关系。中韩建交的时间并不长，仅25年，许多人并不知道，两国在建交前曾进行了严格保密下的谈判，背景还要从冷战说起。
　　
　　开拓新思路 被动变主动
　　
　　马文生：回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世界局势，很难想像中韩两国能够在那个时期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难想像两国关系二十多年友好。
　　
　　金相淳：冷战时期，中韩站在相反立场上，长期敌对。但从1983年“北京亚运会”开始，两国民间交往日益增加。由于涉及中国、朝鲜、韩国以及中国台湾之间的多方利益和关系，最初的中韩建交谈判事宜只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并最终在1992年8月24日完成。我常常把这次保密性谈判比喻为“第一次中韩大交易”。
　　
　　中韩需继续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紧密沟通必不可少。而为了推动两国的再次紧密合作，双方应主动邀请对方进行“封闭式安全战略对话”。
　　
　　马文生：“六方会谈”停滞后，关于半岛和平的磋商机制各方都比较被动，目前面临挑战和机遇的情况下，双方或多方的主动沟通磋商，特别是在安防领域尤其重要。请详细解说下您提出的这个战略对话机制。
　　
　　金相淳：这个进程需要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2.0安全对话机制”阶段：先从中韩两国智库开始，设计大体框架，并通过充分沟通，构建中韩智库联盟关系，共同推动“1+1安全对话”，把两国战略对接从“经济对接”扩大到“安全对接”。
　　
　　第二步，“1.5安全对话机制”阶段：两国退役退休的原决策部门人员参与，加强沟通，建立半官半民智库联盟。人员构成应包括五个领域的专家群：退役和现役将军的军事专家群、高级外交官（总领事以上）和中央政府行政部门专家群（副部长级以上）、政治部门专家群（前、现职国会议员）、智库专家群（高校和研究机构重量级学者）、媒体专家群（总编辑级以上）。
　　
　　第三步，“1.0安全对话机制”阶段：两国政府决策部门直接沟通协商。如果在政府之间进行安全对话意见仍不一致，则把该冲突的内容和项目退回“2.0安全对话机制”，重新进行第一、二步阶段的两国“封闭式安全战略对话”。
　　
　　在此封闭式对话中，中韩两国参加人员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外交、安全等一切问题上都可以提出任何问题，敞开心扉地全面交流。其中，尤其关于安全领域的内容必须要谈，但不需对外公开。通过这种封闭式的安全对话，中韩都能获得“主动权”，彻底改变之前的被动局面。
　　
　　这就是我认为有利于缓解和预防中朝韩美四国之间的各种冲突和矛盾，维护半岛持久和平的新思路。
　　
　　马文生：从外部因素造成的被动局面转到主动格局，通过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沟通磋商，萨德带来的危机应该会有很大的转机。
　　
　　金相淳：我之所以主张“第二次中韩大交易”，就是主张双方或单方通过沟通寻求转机，主要目的在于，中韩两国应在追求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同时，构建未来东北亚和平机制的基础。中韩进行此“大交易”的首个目标即在于而颠覆因外部因素长期被动的局面，恢复主动，共同构建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最后实现的目标可能是比现在“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紧密、更成熟的一种“同盟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可能是“战略性政治同盟”。
　　
　　马文生：这是个很大胆、很有建设性的构想。
　　
　　金相淳：谢谢。
　　
　　以公共外交互动合作增进互信
　　
　　马文生：您对中-韩、韩-中公共外交有什么好的建议？
　　
　　金相淳：我认为两国需要在中央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以及两国智库之间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公共外交合作，这样才能够降低由朝鲜或美国引起的外部因素的影响。
　　
　　建交以来，韩中在“低政治领域”即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是全球外交历史上的典型成功案例，但在“高政治领域”即政治、外交、安全领域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其中，韩中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存在一种“未来的希望”或是一种“梦想”。
　　
　　韩中关系在经济问题、社会和文化交流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有可以合作的地方。但在安全领域方面，两国很难摆脱两国关系“外部因素”的逆向影响，如朝鲜因素或美国因素所造成的一些难题，即朝核问题、萨德问题等。加强两国沟通机制和加深对对方的理解，主要还是积极利用各种“公共外交”交流的平台。建议建立“韩中高校教育公共外交互动”平台。
　　
　　马文生：在高校教育方面，中韩两国已经长期进行了各种学术性教育互动，比如两国著名大学之间进行了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为主的双学位交流，教授等研究者为主的访问学者、博士后学位以及研究项目的共同研究等等……
　　
　　金相淳：但这是以学术性交流领域为主，并没有包含民间部门尤其缺少对对方决策部门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民间领导阶层”之间的互动。我比较关注韩中两国著名大学里现有的“继续教育学院”。目前两国“继续教育学院”的培训对象大多是两国各部门中级以上的干部、各种企业的理事或董事级以上的高层经营者、社会领导级的著名人士等，他们都是主流领导阶层。但这种教育范围也只是以国内为主，还没有做充分的国际交流。
　　
　　韩中两国高校教育在社会教育方面需要国际化、跨国化、跨领域化的新思维。应利用现有的高校继续教育机制，进行两国高校合作，开展“公共外交教育”和“培训互动”的尝试。
　　
　　这种国际合作会加强两国不同阶层人士对对方国家的理解、加深相互沟通、帮助建立两国战略互信，为打造韩中和平发展之路发挥重要作用。
　　
　　马文生：感谢您接受本刊访问，贡献您的智慧和研究成果，相信您关于建立安全磋商机制和公共外交互动的建议给中韩两国友好、为半岛和平都带来积极的启示。
　　
　　金相淳：韩国东亚和平研究院院长，PEACE-KOREA政策理事。
　　
　　马文生：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