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于7月5日至7日在天津举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王笑频就中医药走出去，以及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传统医药合作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王司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访谈的采访。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183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中医药在开展国际合作上有哪些规划，在中医药走出去方面有怎样的顶层设计？
王笑频：我们的顶层设计应该说已经逐渐成型了，它体现在去年12月份，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颁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这个《规划》秉承着我们“一带一路”的倡议，它明确了中医药走出去的目标、原则，以及如何调动资源和它的主要任务和未来主要的重点的项目。体现我们在5月份“一带一路”峰会上，王国强副主任兼局长他在民心相通论坛上做了成果宣布，就具体的行动来说，我们未来要在沿线国家建30个中医中心，在国内支持建设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医药合作基地，我们还进一步和国际上专家、学者一起制定、颁布一系列的中医药的国际标准，我们也支持企业走出去，进行中医药产品的注册等等，是非常丰富的。这就是我们这个《规划》所体现出来的顶层设计。
记者：大会通过了《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金砖国家之间如何加强合作和沟通，共同推进传统医学的发展？
王笑频：这个《宣言》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大家知道金砖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40%多，它对世界经济总量的贡献超过50%。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体，又是一个新兴国家（联合体），那么它的一举一动，特别在卫生政策方面对全世界都有非常大的示范作用。而金砖五国都是传统大国，他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传统，也有丰富的草药资源，还有建立在这些资源基础上长期应用传统医学的历史。像巴西的生物多样性，印度阿育吠陀学（Ayurveda）、西达（Siddha）、尤纳里（Unani）等等，这些传统医学种类丰富，南非、俄罗斯同样。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共同发展的传统背景和工作基础，五国坐下来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第二个十年开启之年，在中国做东道主之年，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共同推进传统医学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传统医学发展的宣言，意义是非常大的。各国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纷纷表示，一定要遵循《宣言》所达成的共识，建立好政府的合作机制，同时推动传统医学纳入到各国的医疗保健政策系统。印度还提出要主流化等等，还有开展这方面的人才培养、教育培训，开展科学研究、分享经验，同时共同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实施传统医学的战略，联合其它国家，其它有兴趣的国家的政府和相关机构一起推进传统医学发展。
记者：金砖国家都有本国的传统医学，我国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四国均开展了传统医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您怎么看待目前传统医学在医学领域的影响力和独特的作用？
王笑频：传统医学是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人类走到今天，从健康、种族繁衍到文化传承，传统医学功不可没，它的价值是巨大的。但是在现今，因为现代主流的医学体系是建立在现代医学体系上，因此，大家又有共识，认为传统医学的价值是被低估的。我们首先要还原，要认可我们祖先这种灿烂的文化和对人类健康、文明的贡献。
第二，我认为传统医学还蕴含着很多解决人们当代卫生问题的智慧和诀窍，比如说新发传染病、老龄化，还有持续上涨的医疗投入、医疗成本，传统医学疗效确切，使用方便，价格低廉，它都可以解决。而且传统医学是一种整体观念，它强调治未病，在疾病发生之前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做，更是有助于人们树立健康的生命观、健康观，提高整个国民的健康素质，发挥巨大的作用。
记者：我们了解到的数据，目前国际中医药产业的市场规模在500亿美元左右的，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准确的，在2015年中国中医要出口额仅37.3亿美元，成长的空间是非常巨大的。下一步如何更好的开拓国际中医药产业的市场？
王笑频：500亿美元这个我很了解，我们在两年前开展了一个中医药服务贸易的课题研究，估算的是一个服务市场，中医药的服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医诊所、针灸诊所，中医师提供针灸服务、中医服务，这些服务的量大概有500亿。产品不在其内，在国际上跟中药产品比较类似的是植物药补充替代、保健食品等等，这个数额更高，一些不同口径的计算。我们的产品走出去，既看到它有巨大的潜力，也看到它面临的一些壁垒和困难，要进行技术转换、话语转换，我们要适应各个国家不同的（需求），好在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些政府合作平台以及活跃的学术交流合作（平台）。像国际的植物药市场、中药市场、保健食品等等，多方去合作、开拓，呈现我们中医药特色的工艺产品。另外，大量的中医技术人员走出去，甚至请进来开展中医服务，这种服务带动产品，服务本身产生价值，未来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
记者：成为中医药标准的制定者才能牢牢的掌握住在中医药发展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目前中医药标准化的进程如何，下一步如果如何更好的去牵头，去主导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制定？
王笑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要感兴趣，就会关注到7月1日刚刚实施的《中医药法》，其中关于国际交流与合作有两点表述，一个是中国支持开展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国际交流与合作；另外就是是推动建立中医药国际标准体系，因为公共产品它一定有它的标准体系。而现行的国际上主流的现代医学的标准体系和中医药，和传统医学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发挥传统医学大国的作用，团结世界上所有的专家、学者们一起制定这个标准。
现在很高兴的看到，第一，中医药在国内发展的标准体系是健全的，而且不断的完善，这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中国是大国，还有实践基础，实践经验，这是一个前提。第二，国际标准迈出了非常可喜的一步，它的标志是我们在国际标准领域主导、推动建立了中医药标准的工作机制。一个是，我们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疾病分类代码，在推动一系列国际标准制定，比如针灸标准、按摩标准开展了合作，也陆续出版了一些标准，这个体系在不断的丰富和健全。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关于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在2009年成立了中医药技术委员会，这个技术委员会现在工作非常有成效，汇聚了全世界大批的中医药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各行各业的人，已经出版颁布了中医药产品、中医的诊疗设备以及名词术语等等，陆续颁布了十三项标准，已经进入标准的审批阶段，还有大量的储备。
确确实实，这个体系已经逐渐的在健全，中国和国际上欧盟药典、美国药典等等一些草药制定的权威机构建立了经常化的工作。我们有40多个中国的中药标准，也纳入了《美国药典》、《欧盟药典》，我们这些专家还在不断的开展国际研究，推动更多的进入国际药典的这个体系。这一切都为轨建立起来，符合中医药，符合传统医学发展规律的轨建立起来，都迈出了非常坚实的步伐。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于7月1日刚刚实施，中医药法的实施对于中医药走出去和国际合作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笑频：影响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因为《中医药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它明确了国家发展事业根本的取向、原则以及重点的发展领域，法理对走向国际，对于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化都有明确的内容。所以我们下一步按照这个法来全面推动，不断的把顶层设计完善起来，要把具体的项目落到实处，而且还要秉承丝绸之路精神，共商、共享、共建，和全世界有志于发展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让传统医学造福人类健康。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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