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1年9月1日宝应中学高一新生入学的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走进641班的教室。这是一栋普通的连体平房,朝南的门口有一个枝叶扶疏的花圃,西北不远处是一泓碧水,虽已是夏末初秋,亭亭荷莲仍散发着沁人的清香,环境雅致怡人。坐在这间教室里求学的共有50位同窗,除了九位早逝者和少数因故疏于联络者外,这个班上的多数同学彼此都成了终身的朋友。1964年夏高中毕业后,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641班。如今50年过去了,641 仍与我们如影随身。它已不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而是一个相互抱团取暖、令其它班学友称羡的可爱集体。
641像一缕永不熄灭的灯火,长久地燃亮班上所有学子的心香一角。半个世纪以来,它所以能青春永驻,主要得益于我的同桌陆界平和韩光明等几位骨干同学的运筹帷幄以及秘书长陈锡强的精心组织。在他们的领导和协调下,641有一项延续多年的经典活动,像纽带一样紧紧地把大家系在一起:每年春节期间,由一位同学偕配偶轮流坐东,主持年度聚会。逢此场合,老同学昔日的诨名雅号又回到嘴边,嬉闹之中大家仿佛又回到了青涩无忧的青春岁月。
每当我们几位外地同学回乡省亲时,秘书长都会热情地招呼大家为我们接风洗尘,予远方的游子以无限温暖。老同学间一人有事,八方相助;你来我往,亲如家人。哪家有婚丧嫁娶或其它“大事”,同学们都会悉数到场。2005年9月我利用返京参加使节会议之便,回宝庆贺祖母的百岁华诞,老同学都前往祝寿道喜。2007年4月家慈仙逝,又承蒙各位去我家向故人告别致哀。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给我和家人以莫大的安慰。
我至今还印象深刻地记得这样感人的一幕:1967年中秋之夜,月白风清,部分同学借我家对门的城中小学教室聚会。在品尝过我母亲做的藕饼、藕合和其它佳肴之后,大家围坐在洒满月光的操场上,深情地追思20天前在越南光荣捐躯的邓林同学。在我们面朝西南为烈士默哀之后,当年的文娱委员翟立悟还唱了一首其时在高校甚为流行的越南歌曲《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眼望着北方的天,北方的天空阳光灿烂,啊盼啊盼,盼啊盼,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照遍全越南。”曲调委婉抒情,极富感染力,歌者声情并茂,把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带进对邓林兄弟的无限思念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长眠异国他乡44年的邓林兄已经走进同学们的记忆深处时,2011年夏,亲历中秋追思会的界平兄费了好一番周折,终于在网上寻觅到邓林位于越南安沛省安平县盛兴援越抗美烈士公墓11排10号的坟墓。墓碑上刻着:“邓林烈士,江苏省宝应县人,1942年生,中国援越部队后勤3支队11大队副班长,1967年7月31执行任务遭敌机轰炸牺牲,终年25岁。”
这场从1965年6月至1973年8月的抗美援越战争可能已被很多人淡忘,但是641班的同学们会永远铭记并怀念我们的邓林兄弟!
二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但成长之路却极其坎坷。1959至1961年,国家受天灾人祸的双重影响,发生了历史上最悲惨的大饥馑。宝应是全省乃至全国的重灾区之一,因粮食奇缺,城里大批居民得了浮肿病,乡村里的农民每天都有人在饥饿中丧生。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在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沉痛而又自责地说:“从1959年底到1960年4月这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宝应农村先后死亡35,391人,占农村人口的6.2%,绝大多数是因缺粮而饿死的。”
我们在641班读高一和高二时,大饥馑已进入中后期。有一段时间学校被迫取消了体育课,以保存学生难以支撑的体力。那时同学们整天枵肠辘辘,饥不可堪。班上那些来自农村的住宿生更是苦不堪言,他们因欠缴学校伙食费,不得不经常于周日徒步几十里路回家要钱。饥饿中的父母能保住性命就算万幸了,哪里还有钱?因此他们往往空手而归,带回学校的却是令人叹息的有家人或村民饿死的消息。
然而即使在如此艰难的历史时期,641的班风仍然充满正气,催人奋进。支部书记钱如苾等班上早期的团员将支部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衡步兰和许祖彭同学的介绍下,我不久也加入了共青团,后来还出任校团委宣传委员,经受了社会工作的锻炼。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但641的学习风气依然十分浓厚。同学们学习自觉性甚高,上晚自习课时,老师虽不在,但教室里针落有声。当时班上有一批文理科成绩较突出者,除了几位后来考入大学的同学外,还有陈锡强、万存中、朱永恕、梅方宇、程启人、徐法祖等。他们本也是读大学的人材,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或因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或因高考发挥失常而痛失机缘。他们中除朱永恕入伍外,其他人都在上山下乡大潮的裹挟下,被迫到农村插队多年。
“是金子总会发光。”上述几位同学随着新时期的到来,都凭藉自己的才华和能力改变了自己、子女乃至家 庭的命运。他们中有的后来获得在大学深造的机会,有的由子女圆了自己当年的大学梦。
最突出者莫过于万存中同学,他与我家住在同一条巷子里,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居。由于家庭成分不好,“万公馆”里的兄弟姊妹无论多么聪慧,待人多么谦恭,成绩多么优秀,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生态中,都注定会受影响。是改革开放给他插上了一双展翅高飞的翅膀,彻底改变了命运。如今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办了工厂,其产品注重科技创新。他践行一条原则:踏踏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他告诉我们,他的工厂从不以送钱物为手段获取产品订单,在民营企业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在和我谈及往事时,存中兄对641班的同窗和老师,甚至对街坊邻居都充满了敬佩与感激之情,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正是由于他们当年的善待与包容,才使他和家人享受到比生命更为珍贵的人格尊严。
三
641班同学的成长离不开宝中那些栽桃育李的老师们。当时在641班讲坛上执教的都是宝中的一流名师,这些可敬的师长对我们默默无闻的培育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杜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对他们高尚师德的最好诠释。
班主任孙秀琳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英语系,是我们的英语老师。苏北一个普通县中从上海一所知名大学引进一位高材生,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是难以想象的。据说孙老师是张汉文校长慧眼识珠亲自挑选来的。更令人称奇的是,当年宝中是用花轿把她迎进学校的,足见孙老师在著名教育家张汉文校长心中的份量。
回溯自己的外交人生,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在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42年,固然得益于在上海外语学院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但我首先要感恩中学时代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初中的英语启蒙老师朱衡轩;另一位是高中的英语老师孙秀琳,她为我早年的英语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短短的一篇课文中,她善于把重点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教会我们掌握语法、语音、词汇、阅读、翻译等基础知识,并要求我们举一反三。我进入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在高中学到的基本功比多数同学扎实。更重要的是,孙老师培养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传授给我们英语学习的方法,使我受益终身,对我后来报考外语学院,并从事外交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一直比较重视英语学习,在国外任职期间,很多演讲稿和重要外交照会,都由我亲自动笔或定稿。出于从中学时就养成的兴趣和爱好,上世纪80年代,我还翻译出版了《大唐狄公案·柳园图》、《白衣女郎》和《黑骆驼》等三本小说。
如今孙老师已88岁高龄,除了听力较差和行走不便外,身体并无大碍。去年9月底,我们部分同学去拜望她时,欣喜地看到孙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回忆往事时仍谈笑风生。临别时,她执意要送我们出门。我们已快到巷口了,回望孙师还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同学们心里都荡起一股暖意。
在老教师中,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有教导主任邰让之和副主任朱九成。他们既是辅佐张校长抓教学的得力领导,又是活跃在讲坛上的一线教师。641班曾荣幸地由邰、朱二位主任分别教授历史和代数,使我们获益匪浅。邰主任讲课从不看教科书和教案,更不照本宣科,一些历史知识与典故自然地从他口中流淌出来,既生动活泼,又脉络清楚。他喜欢固定地站在讲台上,与坐在各个方位的同学不时进行目光交流。他那深邃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眼镜片,显得格外睿智与慈祥。邰主任讲课就像一道人文的精神美景,深深地吸引着641班同学。
另一位德隆望重的教育先贤是教我们高三语文的陶金如老师。他长期担任宝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在师生中口碑极佳,因为他的人品、学识和敬业精神都是人所共仰的。听韩厉观老师介绍,1956年宝中开始创办高中部时,知人善任的张校长将高一到高三两个班的语文老师人选只锁定陶师一人,可见他是一位语文学养深厚、堪负大任之人。三年后即1959年,先生教的首届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被高校录取。
641班是先生接手的第六届高中毕业班。他不愧为全县语文教育界闻名遐迩的良师,不但知识渊博,而且教育得法。先生上课时长于引经据典,增加教学的趣味性,引人入胜。他还喜欢与学生互动切磋,力避由其一人唱独角戏。他提倡学生加强课外阅读,向我们推荐了《中华活页文选》上若干篇古文。我有时积攒了几个问题去就教于陶师,他总是悉心指点,耳提面命,其诲人不倦的精神令学生至今难以忘怀。
先生平时言语不多,不喜张扬,暇闲时沉浸在古籍中。听说退休之后,他深入研究清康熙42年的宝应籍状元王式丹,出版了后半生心血之作——鸿篇巨著《王式丹年谱》。
回想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641的学子从他淡定儒雅的气质和博古通今的讲授中真切地体味到: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
执教641的老师中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以物理老师吴锦国和化学老师曹舜宝为代表的几位青年教师。吴、曹二位是毕业于江苏师院的高材生,在教师队伍里虽是初出茅庐的后学,但专业水平精湛,课也教得好,深受学生爱戴。他们比我们稍长几岁,朝气蓬勃,与学生亦师亦友,对宝中多彩多姿的校园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教过641的老中青教师很多,像朱静、郭子忠、陈袭、孟汉应、白懋乐、房善民等师长,他们用诲人不倦的态度、冰清玉洁的师德和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培育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641的同学们永远感谢他们。
2007年秋,我曾为宝中校庆80周年写过一首小诗。为纪念别离宝中641班,即高中毕业50周年,我以此旧
作为基础,草就一首感怀诗。现抄录于下,作为本文的结束:
昔日师生聚华堂,宝中校园添芬芳。
五秩荣庆忆旧事,一座畅叙话沧桑。
恩师贤徒义尤重,同窗学友情更长。
当年韶华立大志,而今迟暮续华章。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