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吴钟华，1989年在驻斐济使馆工作，1990年2月被派往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任临时代办，1994～1998年任驻美国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
每个人对祖国的情和爱，因经历不同，感受也各异，但最能代表祖国的莫过于国旗、国语和国歌。
当你飘洋过海，在异国他乡看到五星红旗时，眼睛准会发亮，当你听见乡音时，准会驻足，而当你听见庄严的国歌时，炽热的感情肯定会达到高峰。对此，我更有特殊的感受。
我的小狗金娃陪伴我在使馆栽树
1990年2月，我一人在基里巴斯共和国建立大使馆后，对内对外一切工作都从零开始，而这一切的一切又都由我一人去做，其工作量之大，头绪之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工作之多倒在其次，内心的孤独更是令人难以忍受。当时，我是多么希望有人跟我说句中国话呀！但是，这只是我一己的愿望，没人跟我说话，伴随我的只有小狗一条。
一个人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就这样，我一天天默默无声地工作着。直到6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工作，突然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响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错，确实是有人在断断续续地演奏我们的国歌。
我急忙放下工作，朝着乐曲发出的方向飞奔而去。在警察局的玛尼雅巴（当地土语：大棚的意思），我看到十几位警察手持乐器正在那里演奏。
像其他岛民一样，他们都认识我，或叫我吴先生，或叫我“奇那”（当地土语，中国的意思）。见我到来，他们都停了下来。我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为的是在7月12日他们国庆庆典时演奏。
原来，基里巴斯有一特殊礼仪，在庆祝他们国庆时，会邀请驻基使节参加，当一国使节入场登上检阅台时，乐队便要演奏他所代表国家的国歌。
1990年3月，刚建馆时，在临时使馆馆牌和带国旗汽车前的留影。
当时，驻基里巴斯使馆只有四家，即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我新建的中国大使馆。那三家使馆，除馆长外，还有多名馆员，唯有中国使馆，仅我一人。
他们十几个人仅有两张我国国歌的曲谱，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搞来的。因为只有两张，排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我听到的是断断续续的旋律。我请他们等我一下，我给他们拿几张中国国歌的谱子来。
我们在外新建使馆时，国歌、国旗是必备的材料之一。我离开驻斐济使馆时，从那里带来了国歌曲谱，以及使馆门口挂的大国旗、汽车上用的国旗、签字仪式上用的小国旗等，都已派上用场，没料到国歌曲谱今天也派上了用场。
国内考察组成员来基里巴斯时，在驻基里巴斯大使馆门前合影。
我赶紧跑回使馆拿来几份曲谱，他们可以每两人一份。这样练起来就方便多了。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对中国国歌更是一无所知。不可能知道中国国歌的来历、创作背景及作者情况。我觉得必须给他们讲讲，讲着讲着我还满怀激情地唱给他们听。
人的感情是相通的，他们听了之后，对我国国歌有所了解，我又一遍一遍地教他们练，他们逐渐进入“角色”，感情融进了音乐，逐渐能表达中国国歌特有的内涵了。
他们彼此用土语相互交流，对我笑。而我呢，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言表。半年了，没人跟我说话，今天我虽然还是跟他们用英语加一点当地土语交流，但我这次跟他们讲的是我们如此神圣的国歌，我们的国魂，我还用国语唱，能不兴奋、激动吗？此时此刻，半年来我要对祖国说的话，全都倾诉在国歌声之中了。
我的朋友警察局长尤萨先生在基里巴斯国庆庆典上检阅警察队伍。基里巴斯只有警察，没有军队。
阴雨连绵几天之后，7月12日这一天，天空格外晴朗。基里巴斯独立11周年的国庆庆典在一个大草场举行。这是他们最大的节日，总统、政府内阁成员和贵宾坐在主席台上。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不知道入场程序和有关事项，所以我事先向我的朋友警察局局长尤萨先生作过了解。他告诉我，我的车应开到主席台前的检阅台旁停下，他会在那儿等候我，届时有人给我开车门，之后他陪我走上检阅台。
听了局长的介绍，我还有个疑问，我是自己开车，把车开到主席台前，下车后没有人把车给我开走怎么办？他说那好办，他在草场入场处专门安排他手下的一个人，我坐在后面，由那个人开车，这样车开到检阅台，我只管下车，他会把车开到停车场。
我说：“最好事先见见这个人，万一人接不上头，误了事可不得了。”警察局长笑笑说：“用不着事先见面，全岛的人没有不认识你的，你完全可以放心。”
基里巴斯总统塔巴依在国庆庆典的检阅台上。我就是登上这个检阅台时，警察局的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那天，我身穿正式服装，打上领带，只是按要求没有穿上西装上衣。我按时开车到入场处，有个年轻的警察见我开车过来，他笑着示意让我停下，我猜他就是为我开车的人。
9点40分，我的车开始启动，徐徐驶向检阅台，我见警察局长已在那里等候我。车停下后，两个少年儿童为我开车门，我和局长四目相对，他先向我行致敬礼，之后便引我走上检阅台。我一站定，就看见我熟悉的乐队站在我面前，他们身穿警服，目视着我。
顷刻间，乐队高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演奏得那么庄严，那么气派。霎时，我感到身后主席台上的人都在看我，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因为这是在这个仅27公里长、一两百米宽、地处天涯海角的小岛国上第一次响起中国国歌，也是几万岛民第一次听到中国国歌。
此时此刻，我的眼睛湿润了，并感到热血激荡，我为之骄傲，为之自豪。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是我们强大的祖国，她就在我心中，她就在我背后，她是我强大的靠山，她是我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开拓我国最小的外交前沿阵地的力量源泉。
这国歌不是为我个人而奏的，是为我们伟大的中国而奏……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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