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鲁培新，中国驻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大使，前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曾参与安排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同志等领导人的外事活动。
2015年9月3日，抗战老兵乘车方队。
2015年9月3日，我很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大阅兵庄严时刻的到来。这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所举行的盛大阅兵庆祝活动。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见证了人民军队阔步跨越的磅礴力量。从1949年到2009年，新中国先后在这里举行了14次国庆阅兵。从1949年到1959年，每年10月1日都会举行国庆阅兵。1999年和2009年分别举行了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历次阅兵式都显示出中国军队60多年来武器装备的深刻变革。
大阅兵结束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而自豪。
2015年的大阅兵也勾起了我的许多美好回忆。我是一个有阅兵情节的人，是历次阅兵的见证人，我个人的成长见证着国家的发展和壮大。
开国大典中的一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记得我那年12岁，8月份上初中一年级。开国大典在即，学校被分配组织学生在广场充当群众队伍。虽然没能参加游行，但大家心情十分高兴。我们中午便出发走到了广场中央，即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大家席地而坐。下午3时，庆典开始，新的国歌奏响，礼炮轰鸣，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开国大典阅兵是新中国第一次军事盛典。
这时，我们听到毛主席洪亮的讲话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红旗的海洋，大家欢呼、跳跃，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阅兵式结束时已是傍晚，天安门广场上的华灯齐亮，数万支礼花射入天空。
那次开国大典庆祝时间很长，我们回到学校已是晚上10点，但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一点没感到疲倦。这次参加开国庆典，给我这个刚刚步入少年的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懂得要爱祖国，爱人民，要努力学习，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上少先队员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少先队组织很快在中小学中建立起来。我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而且每年国庆都参加游行，有时还站在广场中央作为群众队伍中的一员。
当最后一个方阵——少先队方阵通过天安门后，广场上的少年儿童涌向天安门金水桥前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天安门上空布满了气球和鸽子，情景十分壮观。这时，毛主席分别走向天安门东端和西端，向群众招手致意。每次参加国庆庆祝活动，我的心情都无比愉快、幸福。
见到了毛主席
1963年8月，我已开始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参与了接待外宾的工作。1964年国庆15周年，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应邀前来参加观礼。我有幸作为礼宾工作人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早上，我十分激动，心想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
我随同外宾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俯视天安门广场，太壮观了！广场成了国旗、红旗、彩旗的海洋。阅兵和群众游行进行了2个多小时，我睁大眼睛不放过每个精彩的场面。群众游行中间，毛主席到会客大厅休息，利用这个时间会见了参加观礼的各国总统等主要外宾。这时，刚果（布）总统被引进会见毛主席，我也随着见到了毛主席。他离我咫尺之远，身材高大，气质非凡。我度过了十分高兴、十分幸运的一天。
登上红色观礼台
2009年10月1日，空中受阅梯队的领队梯队从天安门上空飞过。
在国庆庆典上，外宾观礼主要有两个场合，一个是天安门城楼，另一个则是红色观礼台（即天安门城楼东侧下面那个台）。
城楼上的是各个代表团的团长，此外也会有一些国外知名人士。而红色观礼台上则是外宾的另一个重要集中场所。能登上这里的外宾主要是常驻北京的外国使节及其夫人、各国家代表团的随团人员等。礼宾司主要负责这部分工作。
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北京天安门前观礼台的特约代表观看阅兵式。
当阅兵开始后，外宾们是舍不得离开看台的，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都不停地拍照，记录那些激动人心的瞬间。很多人告诉我，能参加国庆观礼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荣誉，能在任期中赶上一次大阅兵和游行，感到非常幸运。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把请柬当作纪念品收藏起来，因为那是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间最有意义的日子。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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