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吴思科，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司长；2000年至2007年先后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埃及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全权代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2009年至2014年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地位重要、文化独特的阿拉伯国家，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同沙特的合作关系。
1955年，沙特阿拉伯王储、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出席万隆会议。
早在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同当时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这位中东地区的风云人物就进行了长谈。1990年，中沙两国正式建交。
沙特风景
2000年至2003年，我作为中国驻沙特大使，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尽管在担任驻沙特大使之前，我也曾经去那里访问过，但是以大使身份常驻，这还是第一次，因此去之前多少做了一些思想上的准备。
毕竟，在这样一个文化独特的王国里去同“王爷”们打交道，得十分注意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关系，增进彼此了解，顺利开展工作，这也成为我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几年里，从和“王爷”们打交道的一些经历和趣闻中，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中沙两国不断加深的友好关系。
2009年12月13日，沙特王储苏尔坦（中）在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我在沙特见到的第一位“王爷”是时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2005年被选立为王储）。
2000年9月我刚赴沙特履任的时候，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不巧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因此无法向他递交国书副本。沙特明确规定国书副本必须由外交大臣接受，没有履行递交手续，大使就不便参加外事活动。可是苏尔坦亲王很快就将于10月上旬赴中国访问，我希望在这之前能见一下他。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沙特方面后，他们表示这件事可以灵活处理，于是苏尔坦亲王殿下就成为我履新后见到的第一位亲王。
见面后，我和苏尔坦亲王直接用阿拉伯语交谈。一开始，我还比较注意称呼他为“殿下”，可是聊着聊着，随着现场气氛越来越轻松，以往外交场合常用的“阁下”这个称谓就习惯性从我嘴里冒了出来。
这时，陪同我一起参加会面的武官就在旁边轻声提醒我，于是我赶忙改口。这一来，苏尔坦亲王就明白了，于是会心地笑着对我说：“都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不用太在意。”
第一次同“王爷”打交道，得到了善意和友好的回应，我觉得同“王爷”的距离一下就拉近了。因为有了这一次铺垫，今后再同他们接触，就显得更加轻松自如了。
纳伊夫
我与时任内政大臣纳伊夫亲王（2011年被选立为王储）也有多次交往，除了谈双边合作事宜外，还常常谈及文化、宗教、习俗等话题，就像聊家常。
有一次去拜会他的时候，沙特方面的礼宾官告知我，纳伊夫亲王接下来还有别的公务，因此最好把见面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可是我们一聊起来后非常投机，亲王谈兴很浓，最后大大超出了约定时间。
清真寺 夜景
记得一次纳伊夫亲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穆罕默德四大接班人之一的奥斯曼在清真寺里常常看到一个年轻人非常虔诚地做礼拜，于是就问他怎么生活。
年轻人回答：“我有个兄弟打柴、务农，养活我们全家。”
奥斯曼听后说：“你的兄弟离真主比你近。”说完转身就走了。
纳伊夫亲王接着说道：“宗教既劝人向善，也劝人勤奋。天天只在形式上做文章，那不叫信仰，而是走偏了。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典故来教育青年人真正理解宗教。”
他还曾对我说：“会见其他使节的时候，谈话往往要经过翻译，枯燥无味。可是咱俩一聊起来感觉特别好，所以我愿意跟你聊。”纳伊夫亲王也很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常常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交流非常默契。
现如今，两位王储虽已先后故去，但他们为发展中沙两国友谊而付出巨大努力的那一幕幕生动场景，却始终鲜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阿卜杜拉
在驻沙特大使任期内，我给自己定了外交工作的两个重点目标：一是注重同沙特王室的交往，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二是下功夫推动中沙两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为此，我同时任王储（1982年选立）、前国王阿卜杜拉也有一段难忘的交往。
那时候，法赫德国王已经病重在身，实际主政的就是阿卜杜拉亲王。因此，当时中沙之间大量的顶层外交工作就是同他打交道。
记得有一次，我遵照国内指示去拜会阿卜杜拉王储，商讨中沙石油合作的相关事宜。我带着使馆商务参赞和翻译一共三个人前往。
一开始，阿卜杜拉王储一方也带着两名助手，可是刚刚谈了不过两句话，他就让他的助手退场，然后也请我让助手离开，只剩我们两人单独交谈。
每当谈及需要马上落实的事宜时，王储就招手让他的办公厅主任过来交代一句，然后还是我们两人接着谈。
会见结束后，阿卜杜拉王储说：“和中国合作，我觉得放心、踏实，请转告贵国领导人，我们愿意同中国进行合作。”他接着又说：“你看我俩这样交谈多好，像兄弟一样。以后有什么事就直接找我。”
阿美石油公司总部
在中沙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心下，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此过程中，我还曾多次拜访沙特石油大臣并到位于沙特东部胡贝尔的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参观考察，会见公司高层领导，介绍我国石化产业发展的情况，推介中国石油工程队伍进入沙特，推动沙方参与我国的重大石化项目包括储油项目建设。
对此，阿卜杜拉王储给予积极响应，明确支持在石油领域与中国的合作。沙方有关官员也表示，沙特作为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需要稳定的市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也需要稳定的能源供应。因此，两国在这方面具有互补性，可以建立长期战略性合作。应当说，中沙双方都是从战略层面看待能源领域的合作，而坦诚的沟通和彼此的尊重，在推进合作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
2010年6月，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在红海港口城市吉达会见沙特国王阿卜杜拉。
近些年来，中沙关系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阿卜杜拉国王于2005年登基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充分显示了他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
2010年，我受命担任中东问题特使后曾再次造访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专门在红海港城吉达接见了我。老朋友见面，彼此都非常高兴，我说：“国王陛下这么忙，还能够抽空接见我，我非常感谢。”
阿卜杜拉国王听后笑着说：“你是为沙中关系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老朋友来了我哪能不见呢。”
萨勒曼亲王
2013年3月，我以中东问题特使身份再赴沙特，会见了王储、国防大臣萨勒曼亲王，并向他转达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对阿卜杜拉国王和萨勒曼王储的亲切问候。
我在沙特任大使期间，萨勒曼亲王是利雅得省埃米尔即最高行政长官，对华非常友好，经常会见到访的中国代表团，因此我常有机会见到他。这次萨勒曼任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也是同我打交道的第四位沙特王储。
会见中，萨勒曼王储对我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们高度重视发展沙中战略性友好关系，并希望这一关系不断得到提升。”
听到这些亲切入耳的话语，联系到我国多年来的外交实践，我感触颇深：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外交的坚定基础，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publicwinter@fox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