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有一个俄裔美国记者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e Vltchek)在土耳其离奇死亡。
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2日凌晨,现年57岁的弗尔切克与妻子乘坐出租车抵达伊斯坦布尔预定的酒店门前,下车时,妻子就发现弗尔切克已在出租车内死亡。
目前,尸体已经被送到土耳其法医机构,虽然检查结果还没出,但警方认为,弗尔切克是“非自然死亡”,死亡原因非常可疑。
有不少人甚至怀疑,弗尔切克的死,和美国CIA有关系。
因为最近几个月,在西方媒体疯狂攻击中国香港和新疆的政策时,弗尔切克是少有的敢说实话的记者,他直言西方媒体对新疆的攻击就是有计划的假新闻。
而且,弗尔切克虽然是一个美国记者,但这么些年,他一直在猛烈地抨击美国的所作所为。
他生前走访过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认为,这个世界数十年来的灾难,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造成的,在西方国家的管理下,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中国,是打破这一切的唯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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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尔切克是前苏联人,但他年轻,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度对西方媒体构建出来的世界有着盲目的崇拜。
弗尔切克196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他的母亲是中俄混血,父亲则是一名捷克裔科学家。
弗尔切克3岁的时候,全家从列宁格勒移居到捷克一个叫比尔森的工业城市。
青少年时期,宣扬西方文明的思想在比尔森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广播里,还是电视节目中,都充斥着大量西方节目和西方媒体的影子。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弗尔切克和不少东欧的孩子一样,主动或者被动地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收听VOA,BBC,自由欧洲电台等一系列西方媒体的宣传报道,并对这些报道内容深信不疑。
那段时间,弗尔切克被西方这些宣传机器彻底“洗脑”,对于那些被西方媒体歪曲的各种政治事件,弗尔切克也选择无条件相信。
比如西方国家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各种歪曲解读,以及在苏联阿富汗战争的报道中对苏联的过度丑化,导致弗尔切克在青少年时期一度认为自己的祖国苏联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国家。
正因为接受西方思想很深,成年之后,弗尔切克就义无反顾移民到了美国,拿到了美国国籍,如愿以偿成为了美国人。
在纽约安定下来之后,弗尔切克开始学习拍摄电影,同时利用自己掌握多国语言的技能,偶尔做做口译兼职赚钱。
但是,弗尔切克很快感觉到,如今他面前这个真实的美国,跟西方媒体所宣扬的形象,简直大相径庭。
美国政府并不像媒体宣传中那样崇尚和平:因为在美期间,他亲眼见证了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发动的惨绝人寰的空袭。
美国社会也并不像他听到的那样自由平等和尊重人权:在主要居民为非裔和西裔的纽约哈林区,毒品、贫困、暴力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美国政府却放任他们自生自灭。
一个偶然的机会,弗尔切克结识到了他的第一任妻子——一名来自休斯顿的钢琴家。
弗尔切克这位太太家里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从事石油生意。
因为这层关系,弗尔切克是近距离地了解到了资本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事实让他对西方世界的迷信开始动摇。
后来,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在各大关于苏联解体的重要闭门会议上担任了翻译。
在这些会议上,弗尔切克亲眼见证了苏联解体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贪婪地对苏联进行掠夺的。
当时,苏联各大城市的电话交换机,通通被“私有化”,苏联引以为傲的科学考察船被迫贱卖给跨国食品公司,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智利和秘鲁海岸为资本家捕捞深水龙虾。
那些出卖了国家利益的高层一个个变得脑满肠肥,而那些为了祖国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工人们,却晚景凄凉。
血淋淋的现实让弗尔切克的世界观彻底扭转。
从那时候起,弗尔切克就开始游历各国,他走遍了地球的各个角落,游历过的国家多达140多个,去仔细探寻这些国家苦难的根源。
因为他去的地方很多是战区,处在动乱之中,所以他经常碰到危险,有时候他刚走没多久,他的伙伴就被恐怖分子杀害了。
在满世界采访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已经有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一边走,弗尔切克也一边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拍成电影。
实践出真知,在走访了如此多的国家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地球上唯一的问题根源,就是西方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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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过世界各地,热衷于观察和记录人类苦难的导演、摄影师、作家记者,实在是数不胜数。
然而这些内容生产者和他们的受众之中,很少有人去探索人类苦难的根本原因和解决途径。
但安德烈·弗尔切克一直在认真思考:究竟什么造成了这些人类的苦难?又该如何结束这些苦难?
比如,弗尔切克制作了一个纪录片——《卢旺达式开局》(Rwanda Gambit),讲述了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
这场大屠杀的凶手表面上看是卢旺达、乌干达政府及其代理人,但是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为了地缘政治和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博弈。
在这场持续100天的屠杀中,一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西方媒体甚至完全失语。
在东刚果,一些西方的跨国集团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矿产,利用民兵来屠杀当地的人民。
但西方媒体会告诉你: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死这么多人是值得的,而且我们西方人已经是白莲花,手上一滴血也没沾。
而且,这些国内各派由西方支持、为西方利益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给人民带来无尽战乱苦难的国家,却往往被西方认为是“热爱和平”、“热爱自由”的“进步国家”。
这些西方虚假的“和平”区域里,健康、人均寿命、强奸和犯罪等多项指标,甚至还不如战争时期。
相反,真正想要独立自主有尊严地发展、企图挣脱西方霸权统治的国家——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中国、俄罗斯、叙利亚……无一不遭到西方不遗余力的刁难和制裁,乃至直接的武装入侵和干涉。
在弗尔切克看来,我们目前所生活的世界,从来都是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一切事物的中心都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
他借用了奥威尔在描述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时候创造过的一个术语,“非人”——世界被划分成重要的人和无足轻重的“非人”两种。
在西方眼里,自然只有西方人算作“人”,而其他都是被自己统治的“非人”。
人们普遍以为,殖民时代在二战后,至多到上世纪70年代就已经宣告终结了,但弗尔切克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发现,殖民主义不仅没有终结,甚至没有削弱,反而是加强了。
1990年3月21日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宣布独立,然而西方殖民主义并没有就此结束
西方不甘心“丢掉”曾经攥在手里的世界,在放弃了旧式直接殖民之后,换了一种更聪明的方法殖民,那些被殖民国家背负的包袱,甚至比以往更加复杂和沉重。
“不仅面临着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而且还有西方意识形态、精神和文化的控制”。
这就导致直至今日,这个世界的政治结构仍然是“一个西方国家——也就是北美白人、欧洲白人等的国家——美国等西方霸权主义国家统治下的世界,其余的都是被统治的”。
而西方人自己由于舆论宣传的影响,也几乎对自己国家曾在殖民时代犯下的罪孽一无所知,那就更谈不上什么反思了。
在他同世界知名的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的讨论后,他们共同创作了一本《以自由之名》一书。
弗尔切克和乔姆斯基
其中,弗尔切克说,在目睹和分析了世界各地无数残酷的冲突、侵略和战争以后,他确信,几乎所有的这些都是由西方出于地缘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所策划和煽动的。
弗尔切克做了一个统计,二战结束之后,大约有5500万人直接死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数以亿计的人则间接遭到屠杀。
但是有关这些残酷的事件以及那些帝国主义毫无顾忌地残杀人类的“信息”,却稀少和扭曲到了近乎荒诞的地步。
相反,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下的过错,他们却不断地在大众耳边一遍遍地重复。
正如马克·吐温那段经典的话所说的: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
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越是看得多,弗尔切克就越是觉得,这个世界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人类创造了那么多的财富,世界上却还有那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我们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了如此高的地步,穷人和富人却看起来越来越像两个物种。
他认为,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只有中国。
3
对于敢于反抗西方“安排”的国家,西方总是会利用自己强大的舆论机器,极尽抹黑之能事。
而中国作为被抹黑最严重的国家,应该勇敢地起来反击,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己,也是为了全人类。
在《论美国》里,在谈到言论自由的时候,弗尔切克说:
“在中国、伊朗等国家,未经剪辑和审查的新闻内容其实比我们国家(美国)要多得多,相比我们国家,中国的电视台和报纸对自己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批评要多得多。
我们无法想象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或者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在播出的时候会对资本主义或是西方议会制度的基础提出质疑。”
而且,即使不简单粗暴地禁止发言,西方国家也有很“机智”的手段让你说不出反对他们的话。
比如说,当嘉宾被邀请发言的时候,他们会被限制说话的时间,比如要保证说的话可以加到两段广告之间,那嘉宾就只能说三个句子。
而三个句子是说不明白什么问题的,所以导致他们要么说中国是一个极权国家,迎合观众的刻板认知,要么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国家,但这句话在西方观众眼里就是扯淡,而三句话又使得嘉宾根本没时间解释自己的观点。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要么跟他们一样骂中国,要么你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个满嘴胡话的疯子。
弗尔切克还被邀请过去参加BBC的一个叫《世界由你说》栏目,话题是讨论“中国应该被尊重吗?”
BBC邀请了十多个人,但是在这些人发言之前,BBC就把弗尔切克划分成了“亲中国的知识分子”,让他先听其他人怎么骂中国。
等到轮到他时,他们就连线上了弗尔切克,但是是单向的连线,他只能听不能说,结果就是从头到尾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还表现得像是“参与了连线”一样。
最后他气愤地说,他们这就好比主题是“英国是否应该被尊重”,但讨论却只限于英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是怎么杀人的一样,毫无客观性可言。
西方舆论这些小动作黑技巧,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深有体会。
前段时间,张维为教授就和BBC主持人有过一段关于中国香港和新疆问题的对话。
结果BBC的人就和弗尔切克说的一样,信口开河,一旦你说的不是他们想要的就粗暴打断你,一个话题不对就转移话题,毫无素质,说是要讨论问题,但他们有一万种办法让你说不完话。
只要你的观点不表述完,就无法动摇他们对民众的洗脑。
如果仔细观察他的思想轨迹的话,就不难发现,弗尔切克对中国的认可和赞赏,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事实的验证中不断提高的。
从他各个时期的各种著作、访谈、文章中,都不难看出,弗尔切克最认可的国家,其实是古巴,对于整个拉美的革命力量,他的评价也非常之高。
在早年间到中国接受访谈时,他甚至还直接了当地表示,希望中国跟拉美学习,走更纯粹的共产主义。
当时,他对于“中国模式”还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和信心,他认为中国的模式对中国人适用,但不知道是否具有推广意义。
后来,他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
在西方对中国的舆论包围中,他勇敢地为中国辩护。他时常劝告中国媒体:“使用数字,数字在你们的手里!”
在2013年初弗尔切克的文章中,他讽刺地指出:
伊拉克、阿富汗、巴勒斯坦和利比亚沦为废墟,被西方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但西方却告诉人们,不该害怕他们,而该害怕中国。在西方犯下如此多罪孽的情况下,他们告诉我们,该被遏制的不是西方,而是中国。
2015年,当中国提出并开始在国际上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他彻底站到了中国这边。
弗尔切克心中有一个终极问题,他试图找到一个答案,一条能够结束人类苦难、走向光明的道路。
而这个答案,西方给不了。
弗尔切克通过观察,得出结论:西方人是这个世界上最教条、消息最不灵通和最缺乏批判精神的一个群体;但同时他们却相信自己是消息最灵通和最自由的人。
西方不渴望了解世界,他们的世界是单极的,不会比较不同的观念、理念和意识形态。
这样无知、不懂反省的西方,由他们主导的人类未来,是没有希望的。
更不要说那些跪拜在西方脚下的边缘世界了。
而少数独立自主、对抗西方霸权的国家,诸如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利比亚、叙利亚、东南亚诸国等,虽然也付出了很大努力进行抗争,但它们都太小,实力不够;巴西等拉美大国仍在观望(也许他当时也没想到巴西会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吧);俄罗斯也没有下定决心。
“只有中国”,弗尔切克如今对中国的期望极高:“中国,是一种平衡力量,是世界上惟一有能力,可以平衡和抗衡西方霸权的国家。同时,也是惟一的可能和希望。”
“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也许没有之一”。
就像暗夜中唯一的火光。
而这样的国家,注定是要被西方针对的。
他说:“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西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西方最难以接受的。”因此中国也必然会受到西方世界最极致的打压和攻击。
所以,他认为,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他有责任为中国说话,保卫中国。
香港事件的时候,他去了现场,努力地劝那些废青,试图坐下来和他们讲道理,但那些废青却对西方在阿富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地制造的罪行一无所知。
他试图告诉这些暴徒,美国曾推翻过好几个拉美国家政权,谋杀了数百万人,让整个大陆都陷入血腥之中。
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暴徒把他当成了疯子,暴徒认为“善良”、“民主”、“温和”的西方国家,不会干出他嘴里说的这种事。
黎智英被抓的时候,他发了这样的推特:
就在最近几个月,西方国家疯狂地攻击咱们新疆的时候,弗尔切克又去了新疆。
7月3日,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西方媒体为了攻击中国在制造假新闻,除了他还有认真研究的记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弗尔切克不断地大声疾呼,提醒中国一定要注意西方的敌对行为。
他认为中国的确是热爱和平的善良的国家,但“友好善良的中国面对的,可不是类似中国的国家,而是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奉行双重标准的霸权国家”,友好相处并不是凭中国单方面的良好意愿就能实现的,“一定要读懂西方的强盗逻辑”,“自强和斗争才是解决方案”。
比如说,中国越是倡导“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对中国的敌意越不会好转,这不是因为西方不明白中国的好,而是中国这种模式的推广,团结了世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让他们不再轻易地被西方收割,那就是断了西方的财路,人家怎会善罢甘休?
再比如中国在外交中提出的“合作双赢”,似乎从任何角度都是好的事情,无可指摘,但为什么美国为首的西方不认呢?
弗尔切克觉得这道理很简单,因为西方只想“单赢”,跟你“双赢”那不是还要被你分走一半,那不就亏了?所以哪怕你要“双赢”,西方也会认为你是要从它口里夺食,不弄死你弄谁?
所以他提醒中国,面对只想“单赢”的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中国要面对对方设置的各种陷阱,而处于危险的情境之中,务必警醒。“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认清西方,自强不息,斗争到底”。
可以说,弗尔切克的一生,都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一直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就在他遇害前4个月,弗尔切克表明了自己为什么是一个“永不停歇”的工作狂,他说出了一段非常保尔·柯察金的话:
如果自己没有在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将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无法面对自己。
在被问道这样揭露事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时,他说,他想要活到90岁,但他不会为了能够苟活到寿终正寝而丢掉原则,即便是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也不会闭嘴不言。
“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不害怕死亡。”
这句话不幸一语成谶。
到目前为止,他离奇的死亡还没有被调查清楚,但弗尔切克生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一定会激励不少人,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正如闻一多先生在他最具代表性的演讲中所说的那样: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弗尔切克今年5月的专访视频评论区,部分港人的留言对得起他生前的努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