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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交官回忆——出使波兰
时间:2020-09-29 来源: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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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余湛(1921年-1992年)生于英山县石头咀镇冯畈村,中国共产党同龄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92年逝于北京。在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为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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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政府协定签字场景。图为余敬东提供

  1949年10月7日,我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建交,1950年6月12日,波兰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布尔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进而向我国政府提出,希望我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彭明治将军能早日赴华沙莅任,参加波兰7月22日复兴节(即国庆节)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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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人为彭明治,后排(右三)为余湛。

  但那时我国政府刚任命了驻波兰大使,其他干部均未配备。于是我被改任命为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随彭大使先行飞华沙赴任。虽然行期匆匆,好在我们都是军人,叫走就走。只是大家均无出国准备,身上还穿着军装,仓促间,每个人都忙着做衣服、购买日用品,别的事情一概顾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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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

  离京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7月12日下午,在外交部东楼大厅接见了我们。总理习惯于对不认识的同志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和现任职务,边问边谈,和蔼亲切,有如一家人聚集谈天,令人毫无拘束之感。

  总理说,作为外交官,第一要站稳立场。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二要掌握政策。不仅要掌握总的外交政策,还要掌握国别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

  第三要钻研业务。打仗你们比较熟悉,外交则是一个新工作,这就要求好好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还要从工作中学。

  第四要遵守纪律。外交工作高度集中,集中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遇事要请示报告,不可自行其是,也不许隐瞒不报。对外说错话做错事,更要及时如实报告,以便设法弥补。绝不能隐瞒不报,否则错上加错,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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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 资料图

  总理还告诉我们,外交官在公众场合尤其要注意仪表,因为在国外,每个同志都被看成是中国的代表。谁出了洋相,人家不会说是张某人、李某人,而是说中国人。我一边听总理讲话,一边联想起以往见到总理时,他的仪表风度。

  总理在各种场合都是仪表堂堂,气宇不凡,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会后,总理还特地嘱咐外交部的领导,彭大使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准备又很仓促,而新华社吴文焘出国多年,对苏联东欧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些经验,可请他到华沙协助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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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驻华大使馆

  布尔金为我们举行的欢送宴会在波兰驻华大使馆举行。布尔金在门口迎接。由于两国大使的夫人都不在北京,所以这次虽是晚宴,却未请女宾,也无女主人出席,成了一次不多见的男士晚宴。

  长方型的餐桌摆在大厅里,宴会以主人致欢送辞和主宾致答辞开始,气氛十分活跃。我是第一次出席外交宴会,一切都感到生疏,只好先看别人动作,然后依样画葫芦。陪我的主人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罗甫曼,会说点速度很慢的汉语,他满面笑容地和我交谈,不断地找借口请我干杯。我们谈得很投机,但喝酒则采取他说话的方式——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来。

  我知道喝醉酒是外交人员的大忌,不论醉后失态,有伤国体,还是醉后胡言,有损国家利益,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轻则受处分,重则撤职。但我终究是新兵,对主人的殷勤相劝不善应付,以至回到外交部不久,便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昏昏欲睡了。朦胧中听见伍修权说,他没有经验,喝醉了,让他安静地睡一会,醒后上楼找我。

  谁知一觉竟到次日凌晨三点多,我急忙上楼,没有等伍修权开口,便主动做了检查。我相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外交宴会上醉酒。40年后再仔细回想一下,那次说的话是真正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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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14客机

  出发的那一天,我们乘坐的是苏制伊尔——14型飞机,布尔金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等同志到机场送行。我们的座机向西北方向飞去,预计航程二万余里。经过的蒙古和苏联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在飞机上,我联想起第一次出国的情况。那是1947年的元旦,我们身着便服,从朝鲜过境,既没有持中国护照,也没有朝鲜的过境签证,身上还携带着手枪和弹药等违禁品,只是由我党驻平壤办事处主任吴亮平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交涉,取得谅解,并派办事处副主任李盤民到港口迎接,也就顺利入境了……

  当许多往事在脑海里萦回的时候,我们的座机已在不知不觉中飞入苏联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市。座机降落时在伊市已是黄昏,因次日早晨又要继续飞行,便住在机场旁的一个旅馆里,大家稍事休息后到餐厅就餐。

  我们不懂俄语,叫菜自然成了两位俄语翻译的事情。可是两位翻译在学校没学过菜名,也没吃过俄国菜,看不懂菜单,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俩却一筹莫展。

  我问两位翻译能不能分清酒、汤、菜。他们回答:能。我说这就好办了。多叫几样菜,总有一两样能吃的,至少能用面包填饱肚子。实际证明,叫的菜多能吃,只是不大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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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后交换文本,立于桌旁的是时任政务参赞杨琪良。

  饭后,我们外出散步,杨琪良参赞突然发问,大使馆每天具体做些什么?结果不但我说不清楚,大使也不知道。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决定婉拒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晚宴,分头找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有关负责同志谈,向他们请教。他们出国已有半年,总有些经验。

  那时王稼祥大使和中将武官边章武都不在使馆,当晚便由彭明治大使找临时代办曾涌泉,杨琪良找文化参赞戈宝权,我找一秘张观,林放找少将副武官吉和分别交谈。

  他们介绍了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有关情况,并向我们提了一些参考性意见。次日我们在火车上集体听取了各人的汇报,感到收获很大,使我们对大使馆的工作知道的更具体,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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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萨克逊宫在二战中被摧毁 资料图

  火车于17日上午抵达特列斯波尔特。这是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波兰边界火车站。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巴尔托乘专列到边境火车站迎接。专车当天抵达华沙,吴文焘和姜治芳把我们一行接到太阳街前国民党大使馆。

  这是一座独立的两楼一底的私人寓所,房间很少。每层都是两室一厅,平面布置不同。我们看后决定:两个厅都做会客室;楼上厅里间小屋做大使的宿舍兼办公室,侧间稍大,做参赞、一秘和副武官三人的宿舍和办公室。室内三床一桌,以床作椅。一楼两间做翻译和会计等的宿舍兼办公室。其余同志都住地下室。

  有的同志说,大使的房子太挤,后面来的同志无法居住。姜治芳说,这也算是好的了。战前的华沙是一座繁华美丽的城市,被称为“小巴黎”。战争时期,惨遭希特勒法西斯的破坏,85%的房屋被毁,全城瓦砾。最富庶的犹太人集聚区,全被夷为平地。

  姜治芳说,我们来时,生活条件比现在还困难。我们住在一间厕所里,白天把一块木板放在洗澡盆上做办公室,晚上收拾一下文件就在木板上睡觉。要想洗澡就把木板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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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吴文焘(右二)在办公窑洞前

  一天,姜治芳拿来一叠伪大使馆的文件交给我们。他说,伪大使馆只有三人,代办、主事和我,我决定起义后,他们两人拿着密码、印章、现金跑到拉丁美洲度晚年了。留下的只有这点领事部文件,没什么密件,现在交给你们。此外就是这所房子,是租的,还可用几年。

  吴文焘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以及他在国外工作的经验。他特别谈到,虽然我们和欧洲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思想上共同的东西很多,感情上也很亲近。但是由于彼此情况不同,文化传统各异,革命经历也很不一样。因此如何增进相互理解,是我们搞好关系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他举了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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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途中。

  1947年,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这支唯一可以机动的大军,并相机消灭之,宣布主动撤出延安。

  布拉格不明真象,也弄不明白我们的解释。闻讯大为震动。新闻界的朋友把我包围起来,纷纷指着我的鼻子质问:“你们天天宣布打胜仗,怎么突然把延安丢了呢?”我当时正拿着一卷新华社社论,其中说到我军撤出延安,标志我军的胜利。谁知他们更气愤了。

  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记者带着蔑视的表情,两眼直瞪着我:“哼!把中国的‘莫斯科’都丢了,还说什么胜利?真是大言不惭!”

  过了不久,我军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他们又振奋起来,见了我喜气洋洋。他们说,我们眼看你们要失败了,怎么又转败为胜了呢?我说,中国的情况和你们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和你们的战略战术也很不一样。相信你们会慢慢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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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7月20日,呈递国书后离开波兰总统府。

  离波兰国庆仅有五天了。我们当时的第一要务便是呈交国书,否则我们的大使按国际惯例还不能参加外交活动。

  7月18日上午,彭大使如约拜会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商定拜会波兰代外长的时间,接着拜会外长斯克列夫斯基,递交国书副本和颂词副本,并商定递交国书的时间。

  是日下午,礼宾司长约见杨琪良参赞谈递交国书程序。杨琪良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记得特别详细,回馆后转达得也特别详细。为了不出差错,我们在馆内预演三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彭明治大使向波兰贝鲁特总统递交国书的时间定在7月20日上午,参加的人中国方面有杨琪良参赞、林放副武官和我,郭洁、南舒礼担任翻译;波兰方面有总统府文官长,武官长,外交部礼宾司长和远东司代司长。我们一律穿中国外交官的礼服中山装,波兰文职官员均穿燕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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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波兰总统府

  巴尔托按预定时间乘总统专车到达中国大使馆迎接大使,车前悬挂着中波两国国旗,稍坐片刻,即请彭大使乘总统专车由他陪同前往总统府——贝尔维代尔宫,我们乘车紧随其后。进总统府大院后,我们陆续下车,列队一旁。礼宾司长陪同大使检阅仪仗队,仪式和接待外国元首一样,颇为隆重。

  阅毕,我们排成两行,跟着大使步入总统府大门,举行递交国书仪式。礼毕,总统请大使到自己办公室交谈,我们留在大厅内和其他波兰同志谈话。事后彭大使说,总统态度友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评价很高,希望发展两国关系,将尽力帮助我们的工作。

  总统和大使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后,又和我们稍作交谈,然后握手告别。总统态度慈祥,谦虚友好,给我的印象很深。

驻波兰使馆第一个国庆招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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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波兰朋友的合影。

  我们有幸参加了波兰人民胜利的节日——7月22日“复兴节”,这是波兰共产党人组成的波兰工人党联合波兰社会党左派、激进的农民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民主组织共同建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联合政府宣言的日子。此后,这一天便成为波兰的国庆节。

  国庆招待会设在波兰政府的后花园内,我们一出现即受到波兰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也引起全场的注目。我们和波兰同志为友谊和健康干杯,互相祝贺胜利,祝贺今后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