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余湛(1921年-1992年)生于英山县石头咀镇冯畈村,中国共产党同龄人。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加拿大大使。1992年逝于北京。在他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为党、为国家作出了贡献。
中波政府协定签字场景。图为余敬东提供
1949年10月7日,我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建交,1950年6月12日,波兰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布尔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进而向我国政府提出,希望我国驻波兰特命全权大使彭明治将军能早日赴华沙莅任,参加波兰7月22日复兴节(即国庆节)纪念活动。
签字人为彭明治,后排(右三)为余湛。
但那时我国政府刚任命了驻波兰大使,其他干部均未配备。于是我被改任命为驻波兰大使馆一等秘书,随彭大使先行飞华沙赴任。虽然行期匆匆,好在我们都是军人,叫走就走。只是大家均无出国准备,身上还穿着军装,仓促间,每个人都忙着做衣服、购买日用品,别的事情一概顾不上了。
位于外交部街31号的新中国外交部东大门
离京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7月12日下午,在外交部东楼大厅接见了我们。总理习惯于对不认识的同志逐一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经历和现任职务,边问边谈,和蔼亲切,有如一家人聚集谈天,令人毫无拘束之感。
总理说,作为外交官,第一要站稳立场。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二要掌握政策。不仅要掌握总的外交政策,还要掌握国别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
第三要钻研业务。打仗你们比较熟悉,外交则是一个新工作,这就要求好好学习。不仅从书本上学,还要从工作中学。
第四要遵守纪律。外交工作高度集中,集中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遇事要请示报告,不可自行其是,也不许隐瞒不报。对外说错话做错事,更要及时如实报告,以便设法弥补。绝不能隐瞒不报,否则错上加错,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周恩来总理 资料图
总理还告诉我们,外交官在公众场合尤其要注意仪表,因为在国外,每个同志都被看成是中国的代表。谁出了洋相,人家不会说是张某人、李某人,而是说中国人。我一边听总理讲话,一边联想起以往见到总理时,他的仪表风度。
总理在各种场合都是仪表堂堂,气宇不凡,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会后,总理还特地嘱咐外交部的领导,彭大使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准备又很仓促,而新华社吴文焘出国多年,对苏联东欧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有些经验,可请他到华沙协助几天。
波兰驻华大使馆
布尔金为我们举行的欢送宴会在波兰驻华大使馆举行。布尔金在门口迎接。由于两国大使的夫人都不在北京,所以这次虽是晚宴,却未请女宾,也无女主人出席,成了一次不多见的男士晚宴。
长方型的餐桌摆在大厅里,宴会以主人致欢送辞和主宾致答辞开始,气氛十分活跃。我是第一次出席外交宴会,一切都感到生疏,只好先看别人动作,然后依样画葫芦。陪我的主人是大使馆的文化专员罗甫曼,会说点速度很慢的汉语,他满面笑容地和我交谈,不断地找借口请我干杯。我们谈得很投机,但喝酒则采取他说话的方式——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来。
我知道喝醉酒是外交人员的大忌,不论醉后失态,有伤国体,还是醉后胡言,有损国家利益,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轻则受处分,重则撤职。但我终究是新兵,对主人的殷勤相劝不善应付,以至回到外交部不久,便不由自主地呕吐起来,昏昏欲睡了。朦胧中听见伍修权说,他没有经验,喝醉了,让他安静地睡一会,醒后上楼找我。
谁知一觉竟到次日凌晨三点多,我急忙上楼,没有等伍修权开口,便主动做了检查。我相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外交宴会上醉酒。40年后再仔细回想一下,那次说的话是真正算数的。
伊尔-14客机
出发的那一天,我们乘坐的是苏制伊尔——14型飞机,布尔金和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等同志到机场送行。我们的座机向西北方向飞去,预计航程二万余里。经过的蒙古和苏联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
在飞机上,我联想起第一次出国的情况。那是1947年的元旦,我们身着便服,从朝鲜过境,既没有持中国护照,也没有朝鲜的过境签证,身上还携带着手枪和弹药等违禁品,只是由我党驻平壤办事处主任吴亮平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交涉,取得谅解,并派办事处副主任李盤民到港口迎接,也就顺利入境了……
当许多往事在脑海里萦回的时候,我们的座机已在不知不觉中飞入苏联境内的伊尔库茨克市。座机降落时在伊市已是黄昏,因次日早晨又要继续飞行,便住在机场旁的一个旅馆里,大家稍事休息后到餐厅就餐。
我们不懂俄语,叫菜自然成了两位俄语翻译的事情。可是两位翻译在学校没学过菜名,也没吃过俄国菜,看不懂菜单,我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他俩却一筹莫展。
我问两位翻译能不能分清酒、汤、菜。他们回答:能。我说这就好办了。多叫几样菜,总有一两样能吃的,至少能用面包填饱肚子。实际证明,叫的菜多能吃,只是不大习惯。
签名后交换文本,立于桌旁的是时任政务参赞杨琪良。
饭后,我们外出散步,杨琪良参赞突然发问,大使馆每天具体做些什么?结果不但我说不清楚,大使也不知道。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决定婉拒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晚宴,分头找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有关负责同志谈,向他们请教。他们出国已有半年,总有些经验。
那时王稼祥大使和中将武官边章武都不在使馆,当晚便由彭明治大使找临时代办曾涌泉,杨琪良找文化参赞戈宝权,我找一秘张观,林放找少将副武官吉和分别交谈。
他们介绍了半年来的工作经验和有关情况,并向我们提了一些参考性意见。次日我们在火车上集体听取了各人的汇报,感到收获很大,使我们对大使馆的工作知道的更具体,更清楚了。
华沙萨克逊宫在二战中被摧毁 资料图
火车于17日上午抵达特列斯波尔特。这是我们到达的第一个波兰边界火车站。波兰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巴尔托乘专列到边境火车站迎接。专车当天抵达华沙,吴文焘和姜治芳把我们一行接到太阳街前国民党大使馆。
这是一座独立的两楼一底的私人寓所,房间很少。每层都是两室一厅,平面布置不同。我们看后决定:两个厅都做会客室;楼上厅里间小屋做大使的宿舍兼办公室,侧间稍大,做参赞、一秘和副武官三人的宿舍和办公室。室内三床一桌,以床作椅。一楼两间做翻译和会计等的宿舍兼办公室。其余同志都住地下室。
有的同志说,大使的房子太挤,后面来的同志无法居住。姜治芳说,这也算是好的了。战前的华沙是一座繁华美丽的城市,被称为“小巴黎”。战争时期,惨遭希特勒法西斯的破坏,85%的房屋被毁,全城瓦砾。最富庶的犹太人集聚区,全被夷为平地。
姜治芳说,我们来时,生活条件比现在还困难。我们住在一间厕所里,白天把一块木板放在洗澡盆上做办公室,晚上收拾一下文件就在木板上睡觉。要想洗澡就把木板拿下来。
1944年8月吴文焘(右二)在办公窑洞前
一天,姜治芳拿来一叠伪大使馆的文件交给我们。他说,伪大使馆只有三人,代办、主事和我,我决定起义后,他们两人拿着密码、印章、现金跑到拉丁美洲度晚年了。留下的只有这点领事部文件,没什么密件,现在交给你们。此外就是这所房子,是租的,还可用几年。
吴文焘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情况以及他在国外工作的经验。他特别谈到,虽然我们和欧洲的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思想上共同的东西很多,感情上也很亲近。但是由于彼此情况不同,文化传统各异,革命经历也很不一样。因此如何增进相互理解,是我们搞好关系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他举了一例。
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途中。
1947年,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开始反攻,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这支唯一可以机动的大军,并相机消灭之,宣布主动撤出延安。
布拉格不明真象,也弄不明白我们的解释。闻讯大为震动。新闻界的朋友把我包围起来,纷纷指着我的鼻子质问:“你们天天宣布打胜仗,怎么突然把延安丢了呢?”我当时正拿着一卷新华社社论,其中说到我军撤出延安,标志我军的胜利。谁知他们更气愤了。
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报》的记者带着蔑视的表情,两眼直瞪着我:“哼!把中国的‘莫斯科’都丢了,还说什么胜利?真是大言不惭!”
过了不久,我军胜利的捷报不断传来,他们又振奋起来,见了我喜气洋洋。他们说,我们眼看你们要失败了,怎么又转败为胜了呢?我说,中国的情况和你们有很大的不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和你们的战略战术也很不一样。相信你们会慢慢明白的。
1950年7月20日,呈递国书后离开波兰总统府。
离波兰国庆仅有五天了。我们当时的第一要务便是呈交国书,否则我们的大使按国际惯例还不能参加外交活动。
7月18日上午,彭大使如约拜会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商定拜会波兰代外长的时间,接着拜会外长斯克列夫斯基,递交国书副本和颂词副本,并商定递交国书的时间。
是日下午,礼宾司长约见杨琪良参赞谈递交国书程序。杨琪良是个办事认真的人,记得特别详细,回馆后转达得也特别详细。为了不出差错,我们在馆内预演三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彭明治大使向波兰贝鲁特总统递交国书的时间定在7月20日上午,参加的人中国方面有杨琪良参赞、林放副武官和我,郭洁、南舒礼担任翻译;波兰方面有总统府文官长,武官长,外交部礼宾司长和远东司代司长。我们一律穿中国外交官的礼服中山装,波兰文职官员均穿燕尾服。
今波兰总统府
巴尔托按预定时间乘总统专车到达中国大使馆迎接大使,车前悬挂着中波两国国旗,稍坐片刻,即请彭大使乘总统专车由他陪同前往总统府——贝尔维代尔宫,我们乘车紧随其后。进总统府大院后,我们陆续下车,列队一旁。礼宾司长陪同大使检阅仪仗队,仪式和接待外国元首一样,颇为隆重。
阅毕,我们排成两行,跟着大使步入总统府大门,举行递交国书仪式。礼毕,总统请大使到自己办公室交谈,我们留在大厅内和其他波兰同志谈话。事后彭大使说,总统态度友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意义评价很高,希望发展两国关系,将尽力帮助我们的工作。
总统和大使从总统办公室出来后,又和我们稍作交谈,然后握手告别。总统态度慈祥,谦虚友好,给我的印象很深。
驻波兰使馆第一个国庆招待会,
华侨与波兰朋友的合影。
我们有幸参加了波兰人民胜利的节日——7月22日“复兴节”,这是波兰共产党人组成的波兰工人党联合波兰社会党左派、激进的农民活动家和知识分子的民主组织共同建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联合政府宣言的日子。此后,这一天便成为波兰的国庆节。
国庆招待会设在波兰政府的后花园内,我们一出现即受到波兰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也引起全场的注目。我们和波兰同志为友谊和健康干杯,互相祝贺胜利,祝贺今后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