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中成长
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校门
吉雅泰,字岱峰,1915年进入土默特高等小学,结识了李裕智、乌兰夫等人,并称为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革命挚友。五四运动爆发后,吉雅泰等进步青年为北平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感染,积极地联络、组织当地各校学生上街宣传、示威游行。
中共绥远工委旧址——巧尔气召
1922年,他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绥远学生反帝运动。
1923年夏,他赴京求学,认识了中北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及邓中夏、赵世炎。于是,在中北北方局的领导下,吉雅泰等人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李大钊鼓励他们说:“好好干,在革命斗争的熔炉里锻炼才干,解放内蒙古的重任日后就会落在你们身上!”
1925年3月,吉雅泰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归绥土默特地区,担任国民党绥远区党部执行委员。在归绥巧尔齐召以组建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下设土默特旗工委、归绥县工委、萨拉齐县工委。同时,组建绥远国民会议促成会。6月上旬,以吉雅泰主持的中共绥远工委为核心,在归绥成立了五卅爱国运动委员会。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第一批蒙古族中共党员。
1925年10月,他参加了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执委,同年冬参加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初,又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担任国际班党支部委员和民族班班长。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天津、内蒙古、东北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中共包头工委旧址——福徵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吉雅泰受党组织指示,动身前往蒙古向共产国际代表汇报工作,之后他被留在蒙古做华侨的政治领导工作。共产国际安排他在中国工人俱乐部担任剧团导演,化名“王西”,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在此期间,他为团结华侨、弘扬民族文化、宣传马列主义、激发广大华侨的抗日热情,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他还自编自导了4幕歌剧《新花木兰从军》,用花木兰的形象号召广大爱国华侨关注、支持祖国的抗战,歌剧上演后,受到了当地华侨和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又先后编导了《卢沟桥》等多个剧本。
除了导演的身份,他还担任着《工人之路》报社总编的职务。他的大女儿吉元还珍藏着1941年12月的一期《工人之路》影印件。在这期报纸上,有一首名为《播种》的歌曲,词作者便是署名“王西”的吉雅泰,由于杰出的工作成就,1941年他获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战胜希特勒金星勋章、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25周年纪念章。
1946年回国后,他历任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内蒙古共产党工委候补委员,中共呼纳盟委书记,中共锡察盟工委书记,中共中央内蒙古副局宣传部长。
就任驻蒙古首任大使
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抽调了10多位党政军领导干部作为共和国第一批派出国的大使。在首批14位大使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少数民族大使。
吉雅泰(左一)出使蒙古
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0月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乔巴山照会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决定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10月16日,周恩来复照表示热忱欢迎,两国由此正式建交。
1950年6月,他被任命为首任驻蒙大使。启程当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约见吉雅泰谈话。在外交部同志的陪同下,吉雅泰大使、符浩参赞等一行人来到了周恩来总理办公的地方。周恩来总理望着他亲切地说:“吉雅泰同志,你从苏联回来,懂得俄文,又是蒙古族,懂得蒙古文,又在乌兰巴托多年熟悉情况,很好,工作方便!”
蒙古国家乐团在中国演出
接着,周恩来认真地审查了将递交蒙古人民共和国元首的国书,并对其中的某些地方进行了修改。随后,他又叮嘱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近邻,又是兄弟国家,你们要谦虚谨慎,要同人家讲友好,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遵守外事纪律。蒙古是苦地方,对艰苦的环境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1950年7月11日,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为了能赶在此前到任,中央要求吉雅泰大使尽快启程。然而,当时北京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尚未修好,他又患有高血压,不能乘坐飞机,所以唯一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从陆路乘汽车赴任。于是,告别了周恩来之后,他和家属、随行人员搭乘两辆吉普车日夜兼程地赶往乌兰巴托。
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他们一行到达中蒙边界,这时蒙方派了外交部东方司司长、礼宾司副司长及东戈壁省省长前来迎接并设宴招待。一路劳顿的中国外交官经过几天的风餐露宿后终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饭菜。稍事休息后,吉雅泰大使等换乘蒙方提供的汽车继续赶路,在还剩下一天的路程时,蒙外长特派他自己的座车前来迎接这位共和国大使。
一天后,他们一行终于安全抵达乌兰巴托。吉雅泰大使立即与蒙古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的有关事项,第二天就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曾迪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书。
到达乌兰巴托当晚,吉雅泰便出席了蒙古国国庆庆典。在随后3天的“那达慕”庆祝大会上,他和其他外交官广泛地接触了蒙古国党政领导人和社会各阶层群众。当时,不仅是蒙古国人民,就连在乌兰巴托的苏联人、华侨都以新奇的目光和亲切的态度接近中国的外交使节。吉雅泰也积极主动地宣传共和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共和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赢得了蒙古国党政领导和各阶层群众对共和国的好感和信赖,扩大了共和国的影响。
吉雅泰大使
1951年秋,吉雅泰夫妇接到乔巴山元帅举行家宴的请帖。当宴会开始,乔巴山夫妇祝吉雅泰生日快乐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家宴是蒙古方面特地安排祝贺他生日的家宴。这次家宴给他们夫妇留下了美好和难忘的回忆,它体现了蒙古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与良好祝愿。
1953年夏,由于身体原因,吉雅泰奉调归国。在他任期内,中蒙两国有过几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吉雅泰以及全馆人员都全力以赴配合国内同志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中蒙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互相信任。
为援助蒙古做贡献
冬天的骆驼商队
中蒙建交之后,当时蒙古国国内劳动力短缺,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到任不久的吉雅泰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1952年10月10日,“蒙中友好旬”在蒙首都乌兰巴托和蒙古全国18个省的省会宣告胜利闭幕。我国驻蒙大使吉雅泰、驻朝大使金龙镇、苏联驻蒙临时代办诺维克夫及各使馆人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代表团团长周立波及团员、中国歌舞团团员、中国工业展览会工作团全体人员参加了闭幕典礼。
1923年时的乌兰夫
吉雅泰回国后,何英于1954年9月就任我国驻蒙第二任大使。11月16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率团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30周年国庆活动。临行前,周恩来就致电何英,让他与蒙方接洽,希望了解蒙古在轻工业、手工业和劳动力方面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
20世纪50年代末,援助蒙古国的中国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做操。
12月8日,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蒙方对中国的提议深表感谢。蒙古国总理泽登巴尔在会见乌兰夫时说:“蒙古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工人非常缺乏。因此,希望中国在轻工业、手工业、农业技术及劳动力方面给予帮助,大约需要1万工人,最好在1955年春耕前来一批,并携带家眷,居留期越长越好。”一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近40个工种,同时提出要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2月16日,中蒙在北京为劳动力援助问题开始谈判。经过14次会谈,两国于4月7日正式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的协定》。其间,蒙方组成了以政治局书记杜固苏伦为首的工人接待委员会,负责中国工人来蒙事宜。
1955年,我国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半数以上在乌兰巴托,其余遍及蒙古各省,分别在200多个企业里同蒙古人民一起参加劳动,并主动传授生产技术,提出合理化建议。中国工人忘我的劳动让蒙古人民感激不已。泽登巴尔专门来找何英,夸赞中国工人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工作甚努力。泽登巴尔还道歉说,蒙方对他们的各方面照顾都不够。
在援助蒙古和发展中蒙睦邻友好关系方面,吉雅泰和何英先后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1968年3月12日,吉雅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逝世。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