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环境公共外交通过有效克服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隔阂、国界线的政治分割和纸质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时空瓶颈，空前地增大了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国内组织、网民等在环境领域的互动能力与互动频次，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放大敏感环境议题，从而对一国、多国乃至全球环境政策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应当顺势而为，将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作为维护自身利益、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政策工具。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内涵与功能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是传统环境公共外交活动从线下场域向线上平台扩张和演进的结果，是国际环境问题激化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耦合的产物。从实践来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主要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扶持的学术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环保组织、智库、企业、专家学者、意见领袖、普通网民等多种行为体，按照本国政府的战略意志或既定目标，利用虚拟空间的信息流动、媒体传播、社会交互、数据共享、文化项目、思想渗透等手段，在他国影响生态环境领域的公众舆论、培植友好势力、催生政策压力，并进而对他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决策和国内相关公共政策产生特定影响的战略性干预活动，或对世界范围内、区域范围内的国际环境政策和公共舆论进行引导、塑造与管理的柔性战略管控活动。在一些国家，在线环境公共外交还具有对内沟通职能，即向本国公众传播、解读本国政府的环境政策、立场与行动内涵，从而为政府的对内、对外环境活动寻求广泛的国内支持。

　　从本质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在相当程度上是科学外交和价值观外交在虚拟空间的有机融合。它以环境科学作为跨国、跨区网际互动和心理渗透的重要基础，相关科技研究成果或结论是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活动及其产品获得合法性、话语权和说服力的根本来源，更是其制造相关国际舆论、影响全球环境政策走向的核心依据与动力源泉，科学证据的缺失或错漏将可能直接导致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体系遭受重创。同时，它以培养和处理社会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在环境事务上的关系为落脚点，基于相应的科学证据和事实，通过传播特定的价值理念和价值位阶理论，对国家的阶段性发展利益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干预和管控，动员公众力量以多种形式影响和塑造特定的国家环境政策。

　　从整体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具有三大功能：一是获取国际支持。通过以柔性方式向国外目标受众推介和阐释本国的环境政策主张，引导他国的国内舆论、培植当地友好势力，从而改善国家形象，降低国际互动难度和谈判压力，实现从民间到官方的互谅互让，为本国的环境行动减少和消除障碍。二是促进国际合作。通过网络平台传播特定的知识、理念、信息和支持相应的利益追求、制度设计，可以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跨国民意基础，构建国际环境关系中的认知共同体，进一步提高世界公众的环境意识，从而推动相关国家在重大环境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寻求合作共赢之道。三是进行国际较量。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已成为一国重要的环境利益博弈工具。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既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也针对制度设计领域的具体环境利益分配方案，开展了一轮又一轮在线舆论斗争，并采用了道义化的信息战、心理战手段，使得“碳正义”与“碳霸权”等环境理论与规则在实务中的公共外交价值不断放大。

　　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演进与趋势

　　历史地看，环境公共外交经历了从自发“触网”到自觉“上网”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进入民用化、商用化阶段之后，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具有环保传统或最先启动信息化进程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环保职能部门、环保组织和环保主义者开始自然而然地借助低成本的国际互联网， 传播其基于本国政府环境政策立场的环保理念，向国际社会发布相关环境数据和信息，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知识界、实务界逐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现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终端设备的逐步普及，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基础。而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所引发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使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公众获得了通过网络大规模介入环境议题的持续动力。进入21世纪，各国政府开始进一步认识到虚拟空间在环境议题上的战略价值，并逐渐有目的地将网络外交工具运用于环境公共外交领域。

　　在Web2.0风潮之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发展得到了“巴厘岛路线图”会议（2007年）、波兹南会议（2008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2009年）、坎昆气候大会（2010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等一系列事关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的重大环境事件的快速推动。在全球化信息网络的冲击下，许多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争夺话语权和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既需得到外国政府的认可，也需赢得外国公众的支持。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被动接受他方信息、承受舆论攻击，转向了积极运用信息工具进行话语争夺、利益博弈。金砖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由此，一个全球性、多维度、多层次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体系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和运行。

　　近年来，在全球信息流动不断实现即时化、移动载体化、智能化的背景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受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极大影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传统互联网平台向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跃迁。各类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主体纷纷采取了主动融入移动互动场域的传播战略，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交互需求和增强信息渗透能力。可以看到，当前各类主流社交网络平台已经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主阵地，而基于手机智能终端的社交与媒体APP平台正在快速超越传统的网站平台，成为覆盖各国公众的高使用频次信息传播载体。与此同时，社交网络也成为了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引领世界环境议题、向各国社会“垂直投放”政策信息、发起全球性或国别性政策倡议的重要工具。一些相对超脱于国家和政府的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更是积极投身在线环保领域，创造出了相应的新公共外交形态。而谷歌翻译、人工智能识别等网络工具的发展使得信息的翻译与传播更加迅速，极大地提高了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跨语言、跨文化传播效率，令社交网络乃至整个虚拟世界如虎添翼。

　　当前，各国通过虚拟空间参与全球气候政治博弈、介入重大海洋环境问题，已成为在线环境公共外交的重要战略行动方向，凸显了网络在敏感环境问题上的舆论战和信息战价值。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全球互联网上生成和传播特定环境信息，选择性地传播科学理念和政治价值，设置在线环境议程，从而争夺话语权。例如，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后，相关主体通过网络社区、社交网络和智能手机APP等强力推送北极冰架融化、小岛国家生存危机等敏感信息，进行国际舆论动员。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后， 网络上风云雷动，全球网民口诛笔伐，媒体、官员和公众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密集的在线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主动通过推特（twitter）账号为其环境决策辩护、试图引导舆论。实际上，在线平台成为了各国试图干预美国新时期环境政策的重要渠道，虽然其对特朗普政府产生的效果并不明显，但依旧在美国社会内部引发了持续的舆论涟漪，这势必会对特朗普政府的具体行动构成牵制。另一方面，相关主体通过在线曝光、披露敏感和虚假的环境信息，对特定目标进行舆论攻击，力图破坏其国家形象和降低其政策与行为的合法性。近年来西方国家刻意利用自身的网络和文化优势，宣扬“中国环境威胁论”，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公共外交压力。在南海仲裁案中， 国外智库、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频繁公布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信息，通过夸张解读与恶意炒作，煽动国际舆论，对负责该案的国际仲裁庭施加持续影响，并通过微信、新浪微博等平台将信息输入国内，试图误导中国网民、制造社会舆论分裂。这类进攻性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行动，在环境领域和政治领域、法律领域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政府和公众的积极应对。

　　中国的战略选择

　　首先，应当组织制定明确的、有中国特色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国家战略。环境治理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热点议题，并在公共外交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话语权竞争。从形成机制上看，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是世界各国和公众以“互联网+”推进现代环境保护、开展环境博弈的必然选择，对国际环境合作演进和国际关系中的环境道德标准演化具有潜移默化的持久性影响，其本质是多层次的国际环境利益相关方在虚拟空间里开展的正向或负向的生态环境对话与利益分配谈判互动，动态地、连续地反映了全球环境挑战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PM2.5事件”等表明，环境公共外交在虚拟空间里的兴起和发展，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理念、国家安全乃至国家主权正在产生日益巨大的冲击。当前，中国应当基于维护国家环境安全与经济利益、深度参与国际环境权力竞争的总体战略目标，结合全球气候谈判的现实需求，充分发挥网络外交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干预与动员作用。通过建设和抢占虚拟阵地，主动利用网络空间影响国际认知和舆论生成，有效争夺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对全球性、区域性、国别性环境事务采取有差异的、有针对性的在线公共外交策略，为国家环境行动发挥有效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其次，加快建设在线海洋公共外交队伍和相关能力。一是基于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问题科研机构、智库、高校、媒体等行为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搭建环境行动协同网络和环境公共外交项目实施平台，激发社会力量和热心公民通过虚拟空间积极参与国际环保公共议题、维护国家利益的巨大活力，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类公共外交主体介入国际环境公共事务、推动国际环境交流的整体能力。其中，应特别注重加大学术话语权的塑造力度，围绕我国生态环境权益维护和拓展需求，发展和传播新的、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色彩的全球环境治理新理论，引领国际环境法制的发展、促进国际环境义务的履行，为探寻国际环境合作新途径、国际环境冲突管控新渠道，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坐标系和价值规范体系。二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提升中国环境战略与政策法制、环境决策、环境保护具体工作的透明度和综合化传播水平。应紧跟技术发展步伐，有机结合国际传播、网络传播、环境传播三大规律，不断运用国内外新兴的信息工具创造有效的环境公共外交形态。对涉及中国利益的相关国际环境问题，应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性的基础数据准备，通过合理运用大数据手段，掌握全球和各地区环境舆情与政府决策发展态势，分地区、分类别进行推演，在此基础上收集、生产、分发、推送题材新颖、具有公信力的相关信息，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短片、电影、动漫、在线电台与音频、纪录片、电视剧、视频直播等载体，以柔性的方式、多方位的角度乃至娱乐化的策略，向国外目标受众推介和阐释本国的环境政策主张，寻求广泛的跨国民意基础，为我国环境政策持续性地获取国际上的政治合法性，有效支撑国家间环境外交谈判。

　　再次，站在人类道义高度，推动建立全球环境治理新秩序。当前，美国政府在生态环境重大问题上已摆出脱离多边主义的姿态，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下降所导致的“战略减负”外交政策，凸显了“国家利益优先”狭隘战略思路下的经济利己主义和环境孤立主义对人类共同利益和道德义务的威胁。面对这一问题，全球范围内的在线环境公共外交活动，正在对以美国“特朗普环境学”为代表的极端环境政治哲学理念发起持续的道义性攻势，并尝试针对美国“退约”引发的生态与政治风险，推进气候治理领域的预警性合作。中国可以借助这一趋势，积极利用在线环境公共外交与线下环境公共外交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以道义的力量引领全球环境发展。特别是可以依托清洁能源技术的国际扩散机制，联合其他国家在虚拟世界里开展环境公共外交，在目标国家内部推动地方政府和公众的绿色行动，突出强调全球面临的结构性环境风险。最终，通过以非正式方式在目标国家的社会舆论领域引导设置环境治理议程，有效狙击相关发达国家“随心所欲”的“碳霸权”，为全面构建“共同但有区别”      的国际环境责任体系、满足新兴大国的发展需求提供重要依托，不断增强中国在环境经济等方面的柔性领导力和影响力，确保“一带一路”倡议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战略框架下的顺利实施。

　　白续辉：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

　　陈惠珍：中山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