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岁的资深外交官、外交部前发言人孙玉玺成为诸多“中国特使”中最新的一位。他在7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首任阿富汗事务特使后,随即启程前往被选举疑云笼罩、政权和平过渡面临挑战的阿富汗开展为期一周的斡旋。
　　
　　外交部此前表示,设立“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旨在加强与阿富汗及有关各方的密切沟通,维护阿富汗及地区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
　　
　　在阿富汗期间,孙玉玺与阿现任总统卡尔扎伊以及两名总统候选人分别晤谈,还同美国、欧盟驻阿富汗大使及联合国援助阿富汗使团团长会面,了解当地情况,传递中国声音。他在阿富汗接受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在国内和解和发展经济方面给予阿富汗更多支持。
　　
　　作为一种非传统的外交方式,“特使外交”正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我国的外交事务中。
　　
　　中国特使:从象征到常设
　　
　　“特使”在我国并非新生事物。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聘使就频繁往来；张骞、甘英、玄奘等受命于帝王的使者身上都有特使的影子；曾与乾隆皇帝在是否行“三跪九叩”大礼问题上交锋的马嘎尔尼就是英女王遣来中国的特使。
　　
　　1956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作为中国特使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的就职典礼,新中国特使外交正式起步。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志永副教授将新中国的“特使外交”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特使外交更多地具有临时性和象征性,特使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友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就职典礼或葬礼等礼仪性活动；
　　
　　从改革开放到海湾战争爆发,我国的外交特使在继续开展已有的礼仪性活动之外,也开始承担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双边谈判,比如1984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在莫斯科参加了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四轮磋商；
　　
　　从海湾战争爆发到“9·11”事件发生前,中国特使外交开始从双边议题扩展到特定区域性问题,比如,1991年,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作为中国特使在叙利亚、土耳其、南斯拉夫和伊朗访问期间,表达了我国政府对海湾战争的基本立场,并与各国交换了意见；
　　
　　“9·11”后,中国特使外交日益活跃,逐步走向成熟,开始设立常设特使并关注全球热点问题。比如2002年9月,在巴以冲突升级之际,我国引人注目地派出首位中东问题特使———时年66岁的退休外交官王世杰,从而使特使外交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常设特使(常设外交代表)还包括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现为吴思科)、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现为武大伟)、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现为钟建华)、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现为杜起文)等。
　　
　　这些奔波于战火频繁或矛盾冲突激烈地区的特使们,代表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和斡旋国际事务,捍卫国家利益,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构成了中国外交新的风景。
　　
　　据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前驻英大使马振岗介绍,除了常设特使外,临时任命的特使一般承担的任务主要包括:参加他国重大纪念活动或国际会议,协调国际事务、调解国际纷争,亲善修好访问等。
　　
　　仅今年,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出席外交活动的官员就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外交部长王毅、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等。
　　
　　可以发现,礼仪性特使外交与政治性特使外交贯穿使用、政府特使外交与首脑特使外交相互配合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
　　
　　设立特使为了“重大相关利益”
　　
　　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次新设立的阿富汗事务特使并不以“中国”或“中国政府”打头,而是作为外交部特使。这种情况并非首例,已经设立的类似职务就包括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现为高风)和主要参与处理中缅有关事务的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现为王英凡)。
　　
　　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名称上的差别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对所涉外交事务紧迫程度与相关性的判断。
　　
　　查找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被任命为常任特使的外交官,一般都对相关地区和事务较为熟悉,具有相对丰富的地区外交经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精通当地语言和风俗文化,而长期以来建立的地区和国际社会人脉关系更是优势。
　　
　　“一般而言,中国派出常设特使的地区都是我们有重大相关利益的地区。”刘贵今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他介绍,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特使的主要任务是劝和促谈,要了解各方立场,传递中国声音,提出自己的建议。
　　
　　2011年,刘贵今曾作为我国政府首任非洲事务特别代表调解南北苏丹冲突,他与南北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与各方协调立场,施加中国影响,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
　　
　　与主要处理派出国与驻在国之间双边关系的大使不同,政治特使一般处理已经国际化的问题,在涉及各方的多边外交场合代表派出国。全球化触发的当代外交不断复杂化、多样化和专门化发展与传统外交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推动了特使外交的快速发展。
　　
　　专家介绍,由于特使外交派遣方的权威性和特殊性,可以得到对方的重视,受到较高礼遇,外交特使通常可以见到往访国的政府首脑甚至是国家元首,具有一般外交官所不具有的外交优势,可以更加直接地传递中国的信息,增强斡旋的分量,推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
　　
　　此外,特使自身的灵活性可以保证在发生突发事件或地区形势发展突变时,迅速介入,保护和争取本国利益。
　　
　　“叛军领导人老婆漂不漂亮都知道”
　　
　　“特使外交”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方式”。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西方国家在设立特使上拥有较长的历史与丰富的经验。
　　
　　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特使外交”一直是美国独立、扩张和霸权外交主题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冷战后,美国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地区冲突或重大突发事件等,多依靠特使外交。其特使外交活动内容广泛,或敦促停火,或推动会谈,或协调立场,或调停内战,或监督选举,或推售美国价值观。
　　
　　美国对特使外交应用娴熟,在特使的管理体制、职权待遇等方面均有明确的规定。目前,美国总统特使由总统派遣,直接对总统负责；美国国务院特使由国务卿任命,受国务卿管理。
　　
　　此间政治观察家认为,美国总统特使外交的强弱与频率与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空间的扩展大小相一致,美国特使外交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刘贵今在作为中国特使出访苏丹期间就发现,欧美特使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与政府、叛军等各个方面都有频繁接触。“他们甚至连叛军的某个领导人的第几个老婆长得漂不漂亮都能掌握。”
　　
　　据介绍,目前我国常设外交特使均为外交部主管领导,也没有像西方国家特使那样配备一个单独的班子。虽然中国近年来在特使外交制度方面不断摸索、创新,但在特使的级别、待遇、出行等方面的规定还相对模糊,特使外交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规范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