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PE领域，对于跨国公司的研究由来已久，基本上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追溯IPE的发展历史，最早期的研究就是关于跨国公司的。IPE的大师级人物，《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的作者——罗伯特·吉尔平，写的最早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是美国国务院委托他专门去研究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角色，而且他在那本广为人知的教科书里的基本观点在那份报告里都有了。20世纪70年代IPE的兴起和跨国公司的兴起，时间点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国际跨国公司的发展在这个是企业是比较快的时期。
　　
　　根据罗伯特·吉尔平当时的概括，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角色，大体分三类：一类是自由主义的，就是主权困境论，就是说这个世纪已经进入了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的世界，国家的角色已经被侵蚀，甚至都可以把主权关到门里，让市场自由运行，社会的福利就增加了。第二个是罗伯特·吉尔平个人比较推崇的，他称之为 “跟随旗帜论”，他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是跨国公司主导的，还是国家主权主导的。20世纪70年代以及冷战后的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就是有美国的霸权。因为美国的霸权提供了基本公共产品，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做生意。所有跨国公司的发展是和国家的实力，尤其是霸权过的力量是密切相关的。国家的旗帜插到哪里，跨国公司的力量就遍布到哪里。第三个观点是依附论的观点，认为跨国公司拥有帝国主义的细胞，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前殖民主义国家吸取营养。这和第二个观点类似，只不过从不同的观点去强调。
　　
　　跨国公司在公共外交中决策的作用是很显然的，也就是说国际关系跨国公司参与外交行为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跨国公司越多世界越和平。这当然有很多的理由，比如说跨国投资有一个巨大的成本，它要把几百万、几千万、几亿资金投到一块领土上，但是如果像伊拉克那样的地方，肯定不会投的，风险太大。投资不像贸易，贸易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顺利可以完成，投资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段，所以它本身就对外部安全环境要求很高。
　　
　　另外，跨国公司还有其他的能力，比如说在信息沟通方面的能力，因为做跨国经营一定要对当地市场有很深的理解。另外跨国公司还会影响本国政策议程的能力，所以它有很大的能力。
　　
　　跨国公司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跨国公司的角色是什么？跨国公司的角色有两类：一类是跨国公司要运用国家力量为它的利益服务，另外一类是跨国公司为国家服务。这点很明显，跨国公司是一个私域的存在，而外交是公域的存在，外交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跨国公司追求的是公司利益，这两者如何交叉？现实中两者确实有交叉，但是一味强调这个交叉的意义、价值，或者说鼓励进行交叉，可能会带来更糟糕的结果。比如说，公司需要国家的保护，但是反过来也有公司主导、误导了外交的现象，这是存在的。比如说在跨国公司研究里面，70年代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ATNT，美国电话公司隐忧CRA，然后引导美国国务院去颠覆了智利在阿连德的右派政府。这是在跨国公司研究里经常被拿来作为一个负面的例子。
　　
　　跨国公司能否承担外交功能
　　
　　最近在中国外交里面，外交学界经常有人批评中国的石油外交，说我们的大石油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也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我国前些年对伊朗的政策、对中东国家的政策，受石油公司利益影响很大。这样的话，公司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平衡？当年福特汽车的总裁有一句名言：“我们福特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就是福特的利益。”那时候他能这么说，同样的逻辑是不是被现在的市场基本规则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另外一方面讲，跨国公司承担国家的外交功能，可以通过外国授权的方式或者事后追认的方式来实现。这方面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2011年的利比亚撤侨事件，当时中国远洋正好有很多船在那个地方，积极帮助撤侨。虽然有这些例子，但同样也存在着风险和问题。
　　
　　如果说最牛的承担国家外交功能的公司，其实就是东印度公司，它是17世纪英国殖民的一个最重要的桥头堡。东印度公司的存在，当时是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国家授权，公司在一定程度代表国家的功能去外面帮国家挣钱，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现代的市场规则之下，一说重商主义是一个负面词。大家都说需要去保护自由市场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国家在市场里面的这只手，是唯恐被人发现，要藏起来的。如果这时候强调“公司要帮国家做事”，这就麻烦了。中兴、华为尽管不是国有企业，但是在美国被盯得很紧。
　　
　　中国国企承担外交功能面临的挑战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美国现在盯中国，前几年是人民币，这几年很大的一个抓手就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这些国有企业到底是属于国家还是属于企业的？我们中国人说我们是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是市场主体，但是高管又是中组部任命的，资金又是国资委管理的，到底是国家机器还是市场主体？这就是现在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公司的外交决策，以及公司在国际上所发挥的作用。毫无疑问能量是很大的，但是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从规范的意义上来说，需要更深入的思考。（来源于“公司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论坛）
　　
　　作者：余万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与外事管理学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