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重视公共外交。在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存在尖锐矛盾时应重视公共外交，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又要谨慎。
　　
　　中泰“乒乓外交”打开中泰关系的大门
　　
　　和中美“乒乓外交”一样，中泰两国之间的“乒乓外交”也打开了中泰友好往来的大门。我幸运地担任了1973年到泰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为庄则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访问泰国的第一个代表团，在泰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派乒乓球代表团访泰是在泰国派乒乓球代表团参加1972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邀请赛之后，是中方为进一步打开中泰关系采取的重大步聚。
　　
　　我们代表团于1973年6月17日抵达曼谷。从代表团抵达泰国开始，中泰“乒乓外交”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虽然我是以友协理事的名义参加代表团，但无巧不成书，泰方事先就知道我是中国外交部官员（亚洲司东南亚处处长）。其实，那年4月，我曾作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前身）。在会场外，我同泰国代表团成员、泰国外交部政治司东亚处处长德·汶纳等进行过友好的交谈。这样，东京的“走廊外交”就成了曼谷“乒乓外交”的前奏。
　　
　　泰国外交部得知我参加代表团访泰的消息后，在同我接触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主动。德·汶纳特地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我同他相见甚欢。当天泰国乒总主席在饭店举行晚宴，德·汶纳和泰国外长秘书阿沙·沙拉信和政治司副司长素提·巴讪威尼猜也来出席。这显然是泰方的友好表示。就在这次宴会上，为代表团访泰担任中间人的泰国乒总财务叶祥龙向我提出，泰国副外长差猜（原译“差提猜”，后曾任外长、总理）想见我，不知我是否同意。我表示，我此行主要是协助代表团工作，愿意同差猜副外长进行非正式接触，但我前往泰国外交部有所不便，希望能在泰国外交部以外的地点会见。
　　
　　6月18日上午，德·汶纳到饭店来找我，表示泰国外交部有关官员愿同我谈谈。我表示可以非正式接触。德·汶纳随即约阿沙·沙拉信和素提来饭店，在泰方预订好的一间房间内共进午餐。这是一次友好的“工作午餐”，也是中泰两国外交部官员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6月19日上午，泰国副总理、泰国奥委会主席巴博·乍鲁沙天在他的官邸会见了代表团。泰国外交部官员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6月21日晚，差猜副外长在他的私邸宴请了我，泰方阿沙、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气氛友好。在同差猜除就中泰关系交换意见时，我表示，欢迎他有机会到中国访问。宴会快结束时，外面已有记者等候。差猜提出泰方将发表一篇短消息，我表示没有意见。6月22日，泰国报纸刊载了泰国外交部新闻司就差猜同我会见发布的新闻公报。
　　
　　访问期间，泰方还给代表团出了一道难题，希望我们在离开泰国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同团领导其他同志研究，拒绝会见记者对中国的形象不利，但会见记者又会遇到中泰双方存在分歧的泰共、印支战争等问题，搞不好会影响中泰友好气氛。终于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同意举行记者招待会，但由于我们是体育代表团，只解答体育方面的问题，并要求预先把问题交来。我们当即将我们的意见通过国际长途电话请示国内，获得了批准。我们据此答复了泰方。
　　
　　6月24日，在即将离开泰国的当天上午，我们在饭店楼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泰方除登上将外，泰国外交部的素提、德·汶纳也来参加。会上由一位女记者宣读提出的问题，均属于体育方面，团长庄则栋解答。记者招待会进行得很顺利，约一小时结束。可以说，这次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泰打开了中泰关系的大门。同年12月，差猜副外长率领泰国贸易代表团访华。其后，中泰两国代表团互访频繁，并于1975年7月建交。
　　
　　在驻在国政府和人民存在尖锐矛盾时重视公共外交
　　
　　1988年8月在我担任驻缅甸大使期间，缅甸发生广大群众反对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干涉缅甸内政，对缅甸动乱始终采取不干预、不介入、保持超脱的方针。1988年9月18日，缅甸军队总参谋长苏貌上将接管了政权，成立了国家恢复法律和秩序委员会，逐步控制了局势。在缅甸军政府控制局势后，中国同缅甸逐步恢复友好接触和往来。
　　
　　鉴于缅甸广大群众对军政府存在强烈的不满，我们也需要在公共外交方面做些工作。在缅甸军政府成立后，已实行多党制，党派林立。我们同缅甸各党派都保持了一定的联系。当时最大的反对党是全国民主联盟，由昂山素季担任总书记。1988年10月6日，我到昂山素季家中拜会了她，就缅甸形势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她的丈夫麦克艾利斯也在家，谈到昂山素季整天忙于革命，他则无所事事，希望我能向他提供一些藏语(他会藏语)书籍，供他研修使用。根据我的建议，中国外交部很快寄来几十本藏语书籍，由我馆赠送给麦克。麦克给我复信表示感谢。1988年12月27日杜庆芝（缅甸国父昂山将军遗孀，昂山素季的母亲）病逝后，邓颖超给其儿子昂山乌和昂山素季发了唁电。我也去昂山素季家中吊唁，送了花圈，并参加了葬礼。由于1989年7月20日起昂山素季被军政府软禁，此后我们没有再见面的机会。1990年5月，全国民主联盟在大选中获得压倒优势胜利，在485个议席中获396个席位，我曾前往该党总部祝贺。由于缅甸军政府主张先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的宪法，大选后没有实现政府更迭。
　　
　　记得缅甸军政府执政后有一次我回国休假时，驻缅甸使馆报告称，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已向缅甸军政府建议，由中国驻缅大使和日本驻缅大使担任该党和缅甸军政府之间的调解人。正当国内准备研究这一问题时，驻缅甸使馆又报告称，缅甸军政府已拒绝了全国民主联盟的建议。我们对此事就不再处理了。在中国领导人会见缅甸领导人时也多次就缅甸国内问题友好地提出一些建议，希望缅甸实现民族和解。中国领导人的友好建议和我们同缅甸各党派的接触对于我们向缅甸人民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批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是十分有利的。
　　
　　在两国关系发生曲折时利用公共外交促进关系的恢复
　　
　　1998年5月，印度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使整个国际社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中国在一开始表态十分谨慎，仅表示“关切”。但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印度以“中国威胁”作为借口，为自己辩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反应也迅速升级，对印度进行了强烈谴责。中印关系受到了新的重大挫折。实际上，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其核试验辩护是印度外交上的一次失误，并不能自圆其说。印度十分清楚，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对付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并非针对印度。其后不久，印方有意转弯子，中方则期待印方能公开表明中印互不构成威胁。1999年1月，我作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顾问率领中国学者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参加中印学者对话。期间，出现了一次难得的机遇。1月26日下午，我到总统府花园出席我的老朋友纳拉亚南总统的盛大国庆招待会。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奋力向前，终于同纳拉亚南夫妇握了手。我对此已深感满足。不料当晚，纳拉亚南总统办公室就给我驻印度使馆打电话，表示纳拉亚南希望在次日傍晚会见我。
　　
　　1月27日傍晚，我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周刚的陪同下再次前往总统府会客大厅，纳拉亚南和夫人乌莎出来接待，气氛十分亲切。纳拉亚南在谈话中表示，印度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印度一向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对于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极大的支持，对世界和平也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对印度没有威胁，印度对中国也没有威胁。他表示，希望印中两国能共同隆重庆祝印中建交50周年。纳拉亚南的谈话诚挚友好，富有感情。回到使馆后，我和周刚大使一起立即做出了一项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决定，召集我国驻印度的各新闻机构记者，向他们吹了风。他们连夜将稿件报回国内，国内各新闻机构做了显著报道。纳拉亚南这次谈话对推动中印关系走出低谷、重新恢复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后，中印两国的友好来往得到了恢复。2000年5月，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也可以说是他亲自参与培植的中印友谊之树的果实。
　　
　　开展公共外交，既要积极，又要谨慎
　　
　　1991年9月，我到新德里担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同年12月11日至16日，李鹏总理对印度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1960年周恩来总理访印后，时隔31年中国总理再次访印，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为了对印度新闻界做些工作，我于12月7日在大使官邸举行记者吹风会，介绍了李鹏总理访印的有关情况，然后解答了记者的问题。有记者问，西藏问题是否是中印关系中的严重问题。我表示，这是重要问题。他接着问，中国对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满意。我表示，我们赞赏已故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时印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所做的保证，即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问题是要将这一保证付诸实施。记者问有无未实施的例子。我指出，不久前中国四川省歌舞团在新德里的演出曾遭藏独分子登台破坏，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当时认为，我的解答还是掌握分寸的。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次日印度多家报纸以显著位置报道了我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说我对印度政府进行了“指责”。在印度人民院，印度反对党领导人瓦杰帕伊在发言中表示，在中国总理访问前夕，中国大使发表其观点是“不妥当”的，应避免提出有争议的问题。但印度官方在这一问题上态度谨慎，只在8日下午由印度外交部东亚司主管中国事务的联合秘书拉奥琦（后曾任驻华大使）给我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我做了解释。此事就此结束。
　　
　　在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度前夕，印度报纸和议会又就中国驻印大使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对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拥有主权的谈话，大闹了一番。根据我自己和这位大使两人的经历，我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管同志打电话建议，今后在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前，中国驻印大使以不见印度记者为宜。在2008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前，印度驻华大使拉奥琦也婉拒了中国记者采访她的建议。
　　
　　以上是我自己在公共外交方面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我感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公共外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大量正面的，也有某些反面的，对目前的外交工作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回顾和总结。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程瑞声（中国前驻缅甸大使、中国前驻印度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