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2日上午10点，第五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在日内瓦万国宫准时开幕。使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193个成员国的代表们意想不到的是，大会主席步履沉重地走上讲台后，首先宣布的竟是令人震惊的噩耗：两天前因开会时突感身体不适, 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并立即接受脑血栓手术的WHO总干事韩国人李钟郁博士于当日清晨不幸逝世。闻此消息，包括中国卫生部长高强在内的所有与会代表都惊呆了，当大会主席宣布全体起立默哀两分钟时，他们才清醒过来。
李钟郁于2003年5月21日正式当选为WHO总干事。他1983年加入WHO，曾先后领导南太平洋区和西太平洋区的麻风病和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1994年，他又全力投入小儿麻痹症的防治，使其发病率降至万分之一以下，被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誉为“疫苗大王”。
李钟郁去世后，深受各界人士怀念。我国温家宝总理曾发去唁电，深切缅怀他为世界卫生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破常规加快选举总干事程序
李钟郁的猝然逝世使WHO陷入了领导真空。由于人类正面临着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的威胁，总干事职位不宜空缺太久。WHO决定打破常规，搁置总干事提名过程需经6个月的规则，加快选举程序：自6月1日起，由WHO各成员国开始推荐总干事候选人，截止期限为9月5日午夜。9月6日，WHO将候选人名单知会各成员国。11月6日至8日，由34个成员国组成的WHO执委会将在日内瓦开会，以无记名方式逐轮投票，最终遴选出一名总干事人选，于11月9日提交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审议批准。
可以看出，要想成功获任WHO总干事，有关成员国除了要确保推荐的候选人之优秀资质外，还须做到三点：一是要获得有投票权的34个执委会成员国半数以上的支持；二是要多争取铁杆支持者，获其在各轮投票中的支持；三是要把握投票进程，在从第二轮投票后开始的“转票战”中有效收获新的支持者。所以，WHO新任总干事的选举既是候选人间的能力博弈，更是有关国家间外交实力的角逐。
9月6日，WHO正式宣布了竞选总干事职位的候选人名单。去掉两位退选者后，共有11名候选人参与正式选举。他们分别来自亚洲的中国、日本、土耳其、缅甸和科威特，欧洲的法国、西班牙、芬兰和冰岛，拉美的墨西哥以及非洲的莫桑比克。
我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是时任WHO助理总干事、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女士。其他10位候选人包括实力不俗的日本的WHO西太平洋区主任尾身茂、墨西哥的卫生部长弗伦克、西班牙的卫生大臣萨尔加多和法国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库施纳等。
为陈冯富珍助选世卫总干事
2006年7月下旬，时任中国驻牙买加特命全权大使的我接到国内指示，我国政府决定提名陈冯富珍女士参选WHO总干事职位。由于牙买加是世卫组织34个执委会成员国之一，国内指示大使亲自做牙政府及关键人物的工作，力争牙方在WHO总干事选举中投票支持陈冯富珍。
时年59岁、生于香港的陈冯富珍女士拥有在加拿大安大略大学获得的医学博士学位，以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的理学硕士学位。她于1978年加入香港卫生署，并于1994年6月成为香港卫生署首位女署长。供职期间，陈采取果断措施有效防止了禽流感向香港境外蔓延，其后在管理和控制“非典”疫情中也出色地发挥了领导作用。2003年8月，她应李钟郁之邀出任WHO助理总干事。李坦言“WHO有许多纸上谈兵的专家”，但他需要的是像陈冯富珍这样“具有管理公共卫生危机能力的将军。”
WHO是联合国属下最重要的专门机构之一，这个拥有8000名员工、年预算高达22亿美元、关乎全人类健康福祉的机构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历来为各国政府所瞩目。
以前中国人从未出任过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一把手，更遑论由香港人担任。此次我国政府提名香港人士参选，更具重大政治意义。然而要争取到牙买加的支持，难度确实很大，因为早在两个月前，竞选呼声颇高的日本、墨西哥和西班牙等国已先于我国提名候选人参选；国际上还有一潜规则，各国通常首先支持本地区的候选人。而牙买加与墨西哥同属拉美地区，指望牙转而支持亚洲的中国谈何容易。
我立即紧急约见了牙买加卫生部长达利和外交外贸部长希尔顿，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牙政府从中牙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同时也出于对牙买加和加勒比国家自身利益的考虑，支持中方候选人陈冯富珍竞选WHO总干事职位。
我和牙两位部长平时保持了顺畅的工作关系，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交，他们是我重要的人脉资源，尤其是卫生部长达利，届时将亲赴日内瓦投票，是我做工作的关键人物。起初，他甚感为难，称早在中方宣布参选之前，就已承诺支持同为拉美国家卫生部长的墨西哥候选人了。我则从多方面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着重指出陈冯富珍的独特优势：具有香港、加拿大和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背景，医学专业知识丰富，拥有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的领导能力，熟悉WHO机构运作特点，深谙WHO的未来发展目标等。
应我邀请，陈冯富珍于9月中下旬访问了牙买加。我陪同她分别拜访达利和希尔顿两位部长，并主持了由他们携主要官员出席的工作晚宴。陈冯富珍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卫生事业的关注以及个人优雅的气质等，给牙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从达利等人发自内心的的赞许声中，明显感到了他们对陈冯富珍的支持。
我又抓紧做牙女总理波西娅·辛普森—米勒的工作。在米担任总理之前，我就与她有较好的私谊。在一次酒会上，我见缝插针，向其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牙方能支持陈冯富珍竞选WHO总干事。米笑答已知此事，并会意地和我碰了一下酒杯，好像一切尽在不言中。面对中、日、墨、西等国陆续派人来牙密集游说，牙内阁于10月底开会决定，在WHO各轮投票中均支持中国推荐的陈冯富珍。我国成功地确保了牙买加支持中方候选人的宝贵一票。
11月8日，达利部长从日内瓦传来消息：继西班牙、科威特和日本的候选人先后出局之后，在同日进行的最后一轮投票中，陈冯富珍获得24票，淘汰了获得10票的墨西哥卫生部长，成为下任总干事的唯一候选人。
11月9日清晨，清脆的电话铃声将睡梦中的我惊醒，我从电话里听到了达利部长激动的声音：“大使阁下，陈冯富珍女士刚获世界卫生大会的批准，正式当选为WHO新任总干事！”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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