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元节”那天,收到一篇短文,照录于此。
文章是我的第四个妹妹发来的,也是她写的。连读数遍,很多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敲击着我的心。边读边忆,激动、骄傲、豪情、仿效的决心,还有自责,油然而生,渐次扩展、延伸,完全无法自己。
我妹妹的母亲,当然也是我的母亲。但是,从20岁离家求学,还有后来的服从国家安排,我和母亲聚少离多,对她的许多往事缺少了解,有些还毫无所知,个中原因无疑有她对我的“刻意隐瞒”。
从母亲那里,我领悟最深的是她对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和感恩。一个农村女性,一个基本上的文盲,却在一生中的重要环节始终把共产党放在首位,很简单,也很不简单。她的自觉举动无形中再次重重、深深地触动着我的灵魂,启示我思索。
我母亲一生中为人的许多细节我都不了解,她对待家人、亲眷,甚至许许多多不认识人的自发行动,彰显的是中国女性的传统和本质,确实感人肺腑,发人深省。
我骄傲,因为我有如此一位伟大的母亲;我自责,因为我对母亲的许多优特点全然无知,在她活着的时候对她的关爱还缺少主动,远为不够。“距离”,是原因之一,但绝不是全部,后悔已经无济于事。
浮想联翩,但不想碎语。希望看到附文的亲朋好友认真读一读它,体会一下,相信也会深受感动和激励。
附:《母亲》
我70岁生日后的几天连续失眠,头脑就想母亲年轻时长啥样?竟想不出。
母亲大我34岁,在我之前有4个姐姐(1个姐姐生病夭折)和1个哥哥,在我后面有2个弟弟。她瘦小的身躯40岁前孕育了8个孩子。
母亲是娘家长女,18岁嫁到婆家又作了长媳。娘婆两家都很穷,没有读过书。母亲此前虽然没见过父亲,但毫不影响他们的感情。
父亲1940年参加抗日,1942年入党。母亲1944年随父亲参加革命,负责乡妇女工作,1945年入党。为了夺取全国胜利,父亲坚守地方游击战。1946年秋,母亲怀着身孕,携三个孩子和公婆随军北撤,历时两年多,用双脚往返淮阴——东北——淮阴,几千公里啊!我们从城里走到王营都难。
北撤的队伍为了躲避敌人追杀,只能在山东连绵的大山里行走,没有交通工具,缺吃少穿,担惊受怕,遇山爬山遇水涉水。1947年农历二月行至大沙河边,母亲在路边生下我三姐,咬断脐带,托举着她,趟过凛冽的河水,跟上队伍。大哥当时9岁,大姐6岁,二姐3岁,母亲不顾自己的身体,拼着命保护着子女,一个不能少!
乘船过威海封锁线时,敌人的探照灯扫来,为了不被发现,党支部号召:不能有半点响声,不能落入敌手,万一敌人劫船,共产党员要准备带头跳海。和父亲早就失去联系的母亲面对危险,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危难之际海上突起的浓雾,掩护了这支北撤的队伍。
前排左一为作者
母亲没有文化,她一辈子坚信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解放初期全国只有四亿人,国家号召学习苏联多生孩子,她又连续生了我和两个弟弟。生洪兵时没有奶水,组织上还配了一位奶妈(谢玉兰);母亲工作忙,组织另外给我们家配有保姆(徐兆英);父亲还有通勤员(陆永亭)。
那时淮阴的银行、石油等单位就是最好的部门,母亲被派往石油公司担任司务长,“每天去银行交款的钱用麻袋装了,放三轮车上”,母亲一人还负责出纳兼押运,没有出过一点差错。
1958年全国经济困难,政府号召人员退职以减轻国家负担,母亲响应号召主动辞职。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爸当时是行政15级干部,我不带头行吗?”“我要不是退职,现在也是离休干部,也能拿几千块钱,一个月看病全报销,逢年过节也能有组织上来慰问慰问。”
1960年遇自然灾害,国家更困难,号召无职家属回乡种田,母亲又响应了。当时除大哥在北京上大学、大姐在无锡申新纱厂做工、二姐读初中随父亲留城外,把奶奶和幼年的我们姐弟四个连同母亲6人的户口全部迁下农村,停止口粮供应,自种自吃。当时三姐13岁,我9岁,两个弟弟更小,母亲身体很差,哪里能种田?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是从寒冬到春末每天只能吃两顿粗粮稀饭,稀得照见人影,太阳没落就让我们睡觉,饿的哪里睡的着?母亲积劳成疾又要省给我们吃,她去干活时病饿交加,从没有栏杆的桥上摔到干涸的河里。
1963年左右吧,父亲月月提前借支工资养家度日,有一个月被扣除借款后只有几分钱。淮阴地委某领导看我们家实在困难,特许将5人户口(奶奶户口不给迁回了)重新安到城里,我们得以陆续返城读书。1964年,我考取清江中学。母亲在地委东大院担任居委会主任,一分钱工资不拿仍干得挺认真,好像又回到党的怀抱。我们姐弟揣着考大学的目标自己做饭、上学。
1966年,我和三姐刚升初二,文革开始,停了两年课,全部毕业按知青下放。1969年,父亲在淮阴地区劳动局长位子上被造反派冠以“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也下放农村,母亲带着最小的儿子随行迁离东大院,我和三姐从楚州南闸迁来和父母一起……
母亲一生吃尽辛苦,晚年拿到微薄的一点生活补助,连忙去交党费;
母亲一生为别人着想,乐于助人,甚至被人撞断了股骨还安慰对方;
……
往事越想越多,我仍旧竭力想母亲年轻时的容颜啥样?想不起来。
母亲娘家张刘庄几十户人家,成子辈、秀子辈的都叫她“大姐”,晚辈叫她“大姑”,倍受尊敬。她也曾是外祖父母最牵挂的女儿。母亲也曾如花似玉过,她90岁以后的身材都很标准。
我们姊妹七个逐个离巢,老宅只有年老的父母。两人偶有争执后,母亲每向我们诉说,我们总偏向年纪大一点的父亲,母亲不服气:“他不就比我大一岁吗?”
现在我和三姐回想,真对不起母亲:我们为什么拉“偏架”?为什么不能哄哄母亲?她更需要安慰和理解啊!
母亲养活培养了七个子女;她身体力行,影响教育了七个子女和他们的配偶;她平易近人,与谁都能和睦相处。
母亲很自律,即便请了阿姨,晚年她的贴身内裤都是自己洗,便盆、洗脚水自己倒。
2007年,父亲住院需接受次日早晨的检查,母亲问我能不能不走陪她住。坚毅果敢的母亲,第一次给我感觉她害怕。我睡在她右侧父亲的卧位,黑暗中母亲轻轻地给我拉上被子。
我现在常后悔:为什么没和母亲多嚓嚓呱?听听她的故事和心声!
印象中,母亲没有向子女索要过什么,儿女买东西送去,母亲总问多少钱或变换方式返回。
父母结婚70周年纪念日,我带他们去王营大华照相馆。母亲随我们摆布地留下几张正规的照片。
年轻时从没拍过照片的母亲只有一张画像:梳着流行的头发,穿着女式列宁装,白衬衣领翻在上衣外面,左边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这可能是当时女干部最时尚的标配,也是母亲留给我们唯一年轻时的相片。
辛丑年秋日于苏州
(本文作者徐贻聪,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公共外交网特邀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