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曾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讲不好中国故事，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为什么这三句话重要？因为它说明故事驱动一个国家。”4月28日，在出席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比较文学与公关外交对话会”时，中国“公共外交”理念首倡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这样说明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一同参与对话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王宁、旅加作家贝拉，他们以对话的方式向交大师生解读公共外交与比较文学的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出席并致辞，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齐红主持仪式。

　　在赵启正看来，外交需要跨越文化障碍，包括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等方面，公共外交的开展能更好地架起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桥梁，而比较文学恰好可以成为其支撑力。

　　王宁认为，最近“文科无用论”再起，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并非总是虚的，它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一旦有用，就是大用。”

　　旅加作家贝拉的新作《幸存者之歌》正是这方面的范例。在这本书中，她向世界讲述了二战期间，上海人民接纳并帮助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故事，展示了善良包容博爱的上海形象、中国形象，外国人爱听，也听得进去。

　　赵启正比较文学可以帮助打破文化障碍今日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然而，世界上对中国的发展怀有疑虑的国家和人群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经常由于舆论的误导而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敌意。中国的发展仍然需要冷静地面对疑虑和化解敌意，妥善地应对由于无知和偏见造成的歪曲和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赵启正表示，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公共外交”引导国际舆论界正确认识中国。公共外交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政策回答外国人的不解之处。如何做好公共外交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我们要用心跨越文化障碍，需要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艺术性，也就是“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用国际上能理解的方式。

　　过去，因为语言、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障碍，导致我们在表达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外国人听不懂，不爱听。

　　比如在语言上，中国龙如何翻译实际上事关中国的形象问题。在西方文化里，龙（dragon）是凶猛、邪恶的化身，与中国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由于晚清中国在进入世界的时候，并没有对中西文化差异理解透彻，沿用了这一翻译，给现在中国的形象和表达造成了很多障碍。再比如“韬光养晦”翻译为“收起爪子，等待时机”，意思上没有错，但却让人感到可怕。这些都可能给“中国威胁论”发酵的土壤。

　　而在生活习惯上，赵启正以最近印度的情况为例表示，因为信仰等传统因素，印度政府允许了集会庆祝，导致4月15日印度单日新冠确诊人数新增超过20万。中国国内舆论对此大加批评，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在赵启正看来，从科学角度来说，当然应该批评，但是从政治正确上来说，这时候就应该沉默是金。他提醒，在国际交往中，我们要尊重各国的生活习惯，切忌好为人师。

　　以上种种都是没能跨越文化障碍。赵启正表示，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故事，知道他们的选举政制，知道他们的科技，他们的好莱坞，而对拉美一无所知？原因不仅在于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相近基因，更在于他们会讲故事。

　　他的弟弟赵启光是美国卡尔顿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数十年。他在学校开设老子课程，前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把老子介绍给美国人，才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其课程讲义《Do Noting & Do Everything》（中译本为《无为无不为》）已经翻译成中日韩三种语言。

　　赵启正认为，中国的文化要让外国人听懂是不容易的，这就需要更多的民间力量参与进来，“我们已经进入公共外交时代，但相比于政府外交，我国的公共外交处在起步阶段，其发展潜力更大、空间更广。希望高校做好跨文化培养，有更多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加入到公共外交的领域，用言行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比较文学学者赵启光的老子研究“人文学科一旦有用，就是大用”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便想到要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的声音，甚至提出要建构中国的学术理论话语，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即使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人文外交依然在默默地进行。通过中美学者的共同努力，一些原来并不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一些学术或公共媒体上发声，建议美国的人文教育增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课程。

　　“年逾九十的已故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米勒甚至在公开演讲中说，‘假如我年轻二十岁，我一定要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一位长期担任权威人文学术刊物主编的学者邀请王宁为该刊编辑一期主题专辑，王宁曾问，你不担心被美国同行指责亲近中国吗？对方表示，“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对中国文学有自己的认识。”

　　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王宁认为，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中国人文学者的使命和抱负。”

　　“在过去一百年里，中国大量引进了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以至于一些二三流的所谓汉学家都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相比之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一流人文学者的着作都无法走出去，只有极少数可以用英文直接写作的学者，经过严格的评审和多次修改才勉强能跻身国际学界，但发出的声音依然十分微弱。

　　在王宁看来，语言障碍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过去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传播媒介无效或传播途径不畅，那么越是民族的就越是难以走向世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不少人仍然在宣扬“文科无用论”。在王宁看来，人文学科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其重要性往往体现在对人们的认识观念的影响，以及对人们世界观的改变，而受这种潜移默化影响的人们可以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尤其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一旦观念发生改变，就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变革。一旦有用，就是大用。人文外交就是如此。”

　　旅加作家贝拉就是以人文之力推动西方加深对中国认识的一个良好示范。她早年出国，接触的犹太人知道她来自上海，都会跟她讲述他们的祖辈的“上海故事”，“眼里满是感激之情。”

　　在贝拉看来，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走上国际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她愿意站在世界主义的高度，以“故事外交”文化使者的身份，向世界传递一个个真实的故事。

　　“展示中国人道主义精神是我文学创作的意义。”贝拉说道。

　　去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幸存者之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作品。贝拉在世界各地搜罗资料，以文学的方式，向世界讲述了二战期间上海人民接纳、帮助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故事，把上海的海纳百川，包容与博爱通过文学的方式展现出来，向世界传递了二战时期上海人民、中国人民的一种大爱。

　　“文学与外交的契合点或制高点似乎更多的在于人道主义精神——成人之美、美美与共，文学创作富有极大的使命，那就是不仅仅是文学本身，而是架起一座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贝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