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情缘:毕业之后,我这样来到斯里兰卡
我于2010年6月,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之前在四川油建的川东北达州的宣汉那边的油气项目工作,后来在浏览招聘广告时,发现中铁五局集团公司在海外项目招聘,抱着试一下的想法拨通了电话。没曾想,这个阴差阳错的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拨通了招聘的号码,得知第二天早上要做个远程英语电话面试。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电话,对方评价说我口语很好,希望去贵阳公司总部参加笔试。我心里很兴奋,一方面因为自己家是贵州的,自己在贵阳也呆过四年,在那里念完了本科,感觉那里就是我的主场。我如期参加了笔试,当时的笔试题目还是很有难度的,主要是工程合同内容等翻译。结果公司人资部当天就告诉我通过了,要我准备一下,熟悉一下相关的工作,然后派到海外。
那时我对海外是没有什么概念,好奇心驱使我来看一看。面试公司商务部负责人说可能要派驻非洲加纳,因为非洲项目多。我当时无所谓,因为派驻到哪里,都是我概念中的“海外”,对遥远的大非洲没有啥概念,不排斥,也无所畏惧。
2013年贾夫纳NRRP/C7项目部合影
后面公司派驻的地方变了,说是去斯里兰卡,那时候我对斯里兰卡真是一无所知,但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听BBC或者VOA新闻,多多少少知道有个“泰米尔猛虎组织”。来斯里兰卡之前。我也没有任何兴趣去查询相关情况,因为去哪里都是工作而已。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地方竟然锁住了我十多年最美好的时光,甚至可能更多的岁月都要在这个印度洋岛上度过!
10个小时:从科伦坡坐大巴到战后的贾夫纳
2010年8月10日,我和同事周长春一起从广州出发,做南航直飞科伦坡的航班。到达科伦坡已经是晚上了,休整一天,第二天晚上就坐上去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的大巴车。那时斯里兰卡刚刚内战结束,北部的公路等基础设施因为战乱,30年没有维护,到处坑坑洼洼,道路状况相当差,从科伦坡坐大巴去贾夫纳几乎要花10个小时。
第二天天亮后才到达贾夫纳项目办公室。项目还没正式开工,我们当时只是租一个当地的民房做临时办公室。我还记得那个位置叫做Chundukuli,离贾夫纳市中心和贾夫纳城堡都非常近。临时办公室条件相当简单,只有风扇,浴室的水是咸的——因为太靠近海的缘故,每次洗澡后都有种黏的感觉。
当时还没有配备厨师等,我们自己几个员工工作完,需要自己做饭。这可相当难为我了,因为我不会做饭,直到现在也是。我最懂的烹饪方法就是“一锅煮”,简单方便快速。所以我就负责给其他兄弟洗菜切菜和洗碗等,他们做饭。一段时间后,我也居然神奇地适应了环境。现在想起来,10年前的我,根本没有挑剔任何条件,只要饭管饱水管足就行,没有其他的要求,其他员工都能承受,我也一样。
我起初是去做生活物资采购、熟悉项目的工程合同条款,也是项目经理要求尽快去适应和熟悉合同文件,然后是项目文件的收发和草拟归档等。然后要去给项目的监理方租房、找合适地方做项目营地、找项目的沥青搅拌站地点和其他租房及敲定协议等。这些事情现在看来相当简单,但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毕竟没有经验,好多事情都是有经验的领导带着做,之后慢慢的上手。
2013年贾夫纳Hartley中学篮球场重建公益活动
项目很快在2011年6月9日正式开工,最难做的数拆迁工作,因为我们公司当时做的北部公路改扩建相关工作,即贾夫纳城区四条主干道项目,分别叫做Jaffna-Palaliy公路、Jaffna-Kankasanthurai公路、Jaffna-Point Pedro公路及Puttur-Meesalai公路,共计约85公里。
贾夫纳作为猛虎组织的大本营,这些地方非常危险,我们有机械设备在施工时被地雷炸毁轮胎的,幸好没有人员受伤。因为长达近30年的内战,贾夫纳满目疮痍、弹痕累累,亟待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当时项目的拆迁主要涉及到斯里兰卡供电局、斯里兰卡电信局、斯里兰卡水务局以及公路两侧的民房、商店、围墙……好几公里是在军队管辖区里面等,工作量巨大。幸好当时的公路局委派的项目业主代表相当给力,加之地方的相关政府机构等和我们关系融洽,拆迁的速度虽然不那么理想,但还是艰难的完成了。
在整个北部贾夫纳项目期间,给我最大感受便是战争巨大的破坏。贾夫纳市区及路边好多民房那是满目疮痍,弹痕累累,让人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可以想象当时的战争残酷。长期的战争,造成很多泰米尔妇女成了寡妇、很多泰米尔姑娘没法嫁出去——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成年男子伤亡,战争双方的损失想必都很大。
说到贾夫纳好多女孩无法出嫁,这里还有一个深层的宗教文化因素,那就是等级森严的印度教文化。印度教种姓制度对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影响很深,认为人生来有等级之分,婆罗门和刹帝利等属于高种姓,生来地位高,与其他低种姓的印度教不通婚。男女不能自由恋爱、自己决定婚嫁。有部分男女自由恋爱,但因为家庭、宗教、种姓不同而被迫分手,据说殉情的也有。
2014年与贾夫纳当地员工合影
另外一点也是南亚比较普遍的文化,也就是这边的婚嫁中女方家需要给男方大量彩礼,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民族尤甚。我在北部的时候,经常听说泰米尔男女结婚时因嫁妆问题而闹矛盾,有的泰米尔男孩由于自己种姓高,或者职业好(比如律师、工程师或医生),听说还会给女方家提出黄金、房产和现金的要求,尤其在包办婚姻里面,这种男方家明码要求嫁妆的情况相当普遍。当然,爱是神奇的,自由恋爱的也不少,也能在宗教文化的框架里喜结连理。印度教这样的遍及生活各个角落的宗教文化,对斯里兰卡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深刻的影响。
抵达战后的贾夫纳:工作充实,也曾差点丢了小命
在北部项目期间,让我感受最为深刻的还是项目的艰苦。项目繁琐枯燥的生活姑且不说,项目工期紧张,只有32个月,必须在规定的合同工期内完成近85公里公路的设计、施工并完成移交。在艰巨的任务下,项目加班加点地干,我刚刚毕业,对加班的这个安排没有任何概念,对什么事情都是感觉相当新鲜,需要学习积累的知识相当多,也是乐此不疲。当时白天八小时上班,晚上六点吃饭,之后开个吹风会,大家一起聊聊当天的工作和下一天的计划,然后晚上从八点加班到十点。
贾夫纳AB32公路(Puttur-Meesalai公路)
幸运的是,整个项目团队在常务经理徐经理的带领下,乐于吃苦,差不多整个项目期间都是如此,只有星期天下午,我们喜欢一起驱车到项目公路Jaffna-Point Pedro公路(AB20)末段的Manatkadu那里去玩耍,放松一下心情和释放整周累积的压力。
说起这个海滩,我印象相当深刻,因为在这里我差点儿丢了小命。那又是一个周末,我们大家都比较好奇那里和印度非常近的距离,据渔民说可能半小时左右就能做快速的渔船到达印度,我们很想想坐船出海去看看。所以我们找到渔民商量好价格后一起出去兜了一圈,但看不到尽头,折返回来。回来的途中我看到岸边离我们乘坐的渔船非常近,然后就和船上的兄弟们吹牛说我能游回去岸边,兄弟们也是看热闹。
我说完真的信心满满的跳到海里准备游回去岸边。可是印度洋这样的大风大浪,将我渐渐的推向大洋中心一样,感觉使尽全身吃奶的力气也无济于事,总感觉有股力量把我慢慢的推向大海深处。我使劲挣扎着,但始终无济于事,没有任何改观,感觉海岸离我越来越远。最后我筋疲力尽了,感觉这次要葬身印度洋,第一次在我生命中绝望的感觉!幸好渔船的兄弟们及时赶过来,我已经累的没有力气爬上船了!渔船操作手把一根粗绳子扔给我,我使劲抓住,渔船把我往岸边拉过去,期间裤子都被渔船快速行驶下海水冲走了!不过这条小命是保住了!上岸后我后悔了好久好久!从此对海洋越加的敬畏。
收获满满,和心爱的姑娘喜结连理
在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项目工作期间,我也是收获满满。刚派驻项目时我任职项目商务助理为,在2012年成为项目商务主管,然后在2013年升职为项目商务部长,旋即成为分公司商务部长。2014年11月,我被调到南部高速项目。
我于2014年10月和现在的媳妇结婚,媳妇是斯里兰卡北部贾夫纳当地的姑娘,当时她在项目监理办公室的做文秘,我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我告诉她,想办法接她去南部高速项目,媳妇同意了。后来有好几次,媳妇给我电话,提到她家亲戚的闲言碎语,说我“把她扔在那边不管她了”,她也很焦虑。我想也是:毕竟是不同文化的结合,免不了有亲戚朋友的各种关注和疑问。我安顿好后,接媳妇回到南部高速项目马特拉,在项目附近的一个熟人家租了一个房间,暂时住在那里。现在想起这些,我媳妇也是相当能够吃苦和理解我的,工作上非常支持我。她也非常的不容易,我相当地感激她。
由于斯里兰卡的巨大变动和大环境原因,2014年年末到2016年1月之间,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公司准备调我去非洲项目,我知道后相当紧张,因为我媳妇怀孕了,我肯定不愿意抛开媳妇去非洲。我去了其他中资单位面试,如果公司决定调离我,我就只能离职。幸好领导马上和公司打了报告,说明了项目需要商务,处理对外联络和协调的工作。我对项目经理管总和总工詹总充满感激。
2017年马特拉Dressmo购物大厦游乐园
话说2015年也真是非常奇异的一年,我印象中,南部高速项目马特拉整年都在淅淅沥沥地下雨。2015年项目没有正式启动,我们相对比较轻松,相当于闲置了近一年。后面我孩子出生了,是个儿子,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但倒霉的是,我儿子出生不久后,我签证到期,按照当时政策,需要回国重新办理签证入境,这可难为我了!我只好安排我丈母娘到马特拉项目照顾媳妇和孩子,只好我回国办理签证。我媳妇生孩子后,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留下一堆问题,我一直自责,心里感到愧疚和歉意。所以后面无论出什么问题,只要媳妇需要,自己怎么破费都要去办,不能再出任何健康问题。
2018年斯里兰卡南部高速项目
在国内办理签证期间,我还出过一次车祸,差不多把左手给摔废了,在坐飞机的时候我也感觉很难受,找空姐要了冰袋,敷在肿胀的手上。到达兰卡后,马上去Lanka Hospital看医生,消炎之后我赶到了马特拉项目,看到了我久别的儿子和媳妇,十分满足和欣喜!虽然左手因为车祸疼痛和肿胀,但我还是忍不住抱起儿子亲吻他,太可爱了这小家伙!这个让我在国内牵肠挂肚、焦虑不安的小家伙!据我媳妇说,我来之前,我儿子总是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比如哭闹等,媳妇还深夜的带去了好几次医院。但是我来了之后,他吃得香睡得好,估计这小家伙是担心我吧。
南高项目于2016年1月19日开工,我们开始了忙碌的项目建设。南高项目得益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中途虽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但也都得到妥善的解决。南高项目我负责的综合办需要对项目安保、项目人资和工资社保、文函、施工方案翻译、进口物资清关、对外协调、员工机票签证和生活后勤等负责,工作任务繁琐艰巨,总是感觉一天忙得汗流浃背。经过几年的努力,南部高速项目延长线我们负责实施的管线完成主体施工。2018年11月,斯里兰卡分公司调我到科伦坡办事处工作,但仍然负责协助南高处理部分工作。
2019年斯里兰卡新年与外婆一家出游
到科伦坡工作后,我才发现科伦坡是那么的繁华和热闹,我感觉自己终于从农村搬入了城市。灯红酒绿的科伦坡生活丰富了好多。2019年后,我带着媳妇和儿子在科伦坡定居下来,有了安身之所,每天工作往返于科伦坡办事处和家,很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虽然忙碌但是能够兼顾家庭,尤其是能长期陪伴着儿子和媳妇。
我的儿子说:“我喜欢中国”
我在2019年6月到7月,趁自己休年假的时候曾经带着媳妇和儿子回国,回到贵州西南兴义市。儿子和媳妇相当喜欢中国,也喜欢中国回民的清真餐食。我问儿子喜欢中国还是斯里兰卡,他说喜欢中国,我问他为什么喜欢中国,他说“中国的天气很凉爽”,我们云贵高原的天气那当然是相当的凉爽了。后面我们坐高铁去了昆明,大理和丽江。媳妇和儿子是第一次坐高铁,他们非常满足和兴奋。尤其是儿子,只要问他怎么去其他地方,他总是会自豪的说坐bullet train吧。确实相对于斯里兰卡,我们祖国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方式那是颠覆性和夸张性的高端和先进。
2019年7月休假回国与母亲在老家合影
从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让世界陷入了停顿,让我们普通百姓生活遭到重大破坏。自斯里兰卡3月末封国以来,我们都是没法自由活动的,长时间被困在家中,心情很多时候都是很郁闷的。但是与往年相比,困在家中也就有了更多的陪伴家人的时间,尤其是更多陪伴我儿子那小家伙的时间。
2019年7月一家人游玩大理及丽江古镇
这小子高兴的时候,把我当做玩具来玩,在我身上跳上跳下,把我当牛当马骑,强迫要我和他战斗fight(我们父子自创的一种像斗牛形式的打斗游戏),我是乐此不疲,我自己的儿子,再调皮我都认了,我自己也乐在其中呢。儿子最喜欢买的是车子玩具,火车、汽车,消防车等。
我在职业变化之后,我继续着和儿子、媳妇厮守的生活。愿疫情早日结束,愿努力不负生活,愿生活亦不负我努力。
(撰文:欧阳福)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