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马保奉 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入外交部礼宾司；长期参与驻华使馆管理、国宾接待、我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礼宾工作；其间，曾在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驻塔吉克斯坦使馆供职。历任秘书、副处长、领事、政务参赞。

　　在40多年的外交工作生涯中，我曾以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的身份参加过多次领导人出访活动，其中以1978年8月随同中国领导人华国锋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伊朗三国最令人难忘，因为这次出访过程中发生了多次受伤事故。

　　代表团出国访问，偶然发生受伤事故，过去也有过，可是都没有这次集中、扎眼，所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对其中的很多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

　　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陪同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全国政协副主席赵紫阳、外交部长黄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等。全团共80余人，动用了两架专机。

　　我们外交部礼宾司有3人参加了该团的出访服务工作。副司长刘华，负责华国锋的活动；处长唐龙彬，负责纪登奎等陪同人员的活动；作为科员的我，主要负责行李、礼品等具体工作。

　　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由于长期以来我大型高级代表团出访活动不多，积累的经验不足，加之准备工作不严密，导致在此次出访活动中，一连发生了几起事故，给代表团造成了意外的麻烦。

　　好在这些事故不很严重，损失也不大，没有影响到代表团的整体活动，但作为礼宾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对做好秘书工作也有一定的教育和鉴戒意义。

　　第一次受伤事故

　　访问的头一站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在当时的东欧各国中情况比较特殊，在中苏大论战中，罗同我国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关系，其领导人多次访华。

　　华国锋这次出访，是两国历史上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访罗，因而罗方接待十分隆重，比如在机场不仅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还举行欢送仪式。正是在举行欢送仪式时，发生了第一起事故。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在中山公园参加联欢活动。

　　8月21日，代表团访罗结束，离开布加勒斯特飞往贝尔格莱德。罗方的欢送仪式也很隆重，华国锋要检阅仪仗队、接受献花，并与罗领导人在飞机舷梯前握手告别。按罗方礼宾安排，中方主要陪同人员需提前到达机场，在指定位置列队。纪登奎等中方要人提前10分钟到达机场，在罗方礼宾官引导下，穿过候机楼进入机场欢送广场。

　　当时，罗方送行的高官及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早已在停机坪上排好了队伍。纪登奎等可能由于时间有些紧张，在候机大楼前下汽车后，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按顺序，纪登奎、赵紫阳、黄华先后推开候机大楼的玻璃钢大门，顺利进入大楼，而张副主任稍微慢了一步，登上台阶时加快了步伐，想尽可能赶上前边的人。

　　可能因为年纪大，视力不太好，没有看清楚擦得锃亮的透明玻璃门，只听“砰”的一声，他一头撞在门上，差一点没栽倒。当时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请医生来处理。张副主任是军人出身，纪律性强，当有人上前关切地问情况时，他说了声“不碍事”，就跟随大家到停机坪排队去了。

　　中方人员排在罗方送行官员的队尾。只见罗方高官个个衣冠楚楚，相互之间低声交谈着。他们看见中方代表团陪同人员进场，自然而然把目光投过来，其中有些熟人，还过来握手问好。

　　中方队伍中张副主任排在第四位，即在黄华外长之后、余湛副外长之前。这时，他眉头上的紫血包已经鼓起来了，很引人注目。但不论中方还是罗方人员，都出于礼貌和同情，并无人故意向他张望。也许是在如此隆重场合，大家不会注意这类小事。张副主任站在那里，肯定是努力克制着疼痛，而脸上却表现得很平静。

　　不一会儿，华国锋由齐奥塞斯库陪同来到停机坪，机场上欢声雷动，锣鼓齐鸣。仪式完毕，双方握手、告别、登机，张副主任总算在仪式上坚持下来了。

　　上了飞机，机上有我随团医生，给他简单处理了一下。离开布加勒斯特，中国代表团赴南斯拉夫访问。这两个国家的首都距离不远，飞行不到一小时就降落在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

华国锋（左）与铁托总统握手

　　南斯拉夫是代表团此次出访活动的重点。铁托总统亲自到机场欢迎，仪式十分隆重，给予华国锋以国家元首规格的接待，鸣礼炮21响，检阅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等。张副主任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在欢迎仪式上总算坚持下来了，但下午中南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却因头部受伤未能参加。以后几天，他的伤势逐渐好转，基本没影响正常的访问活动。

　　“环岛游”出现两起事故

　　继张副主任受伤之后，在南斯拉夫访问的过程中，又接连发生两起事故，给代表团的访问增添了不快。

 在国际上曾经名噪一时的布里俄尼岛

　　这两起事故几乎同时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现属克罗地亚）上。8月28日，访南活动即将结束，中南双方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结束性会谈，南方特意安排在布岛举行，为的是让中方紧张的访南日程稍微松弛一下。

　　布里俄尼岛在亚得里亚海北部，与意大利的威尼斯隔海相望，东距南斯拉夫本土仅有十多公里。从小岛遥望本土，只见岸边教堂建筑物的尖顶和其他高大楼房，似乎是飘在水上。小岛面积不大，但是郁郁葱葱、空气清新、秀丽迷人，铁托总统的别墅就在岛上。访问的最后一天铁托总统邀请中国客人来此休息，是对中方客人的特殊关照。

　　既然是休息，除了一小时的象征性会谈外，没有任何正式活动。南方为中国客人开放了健身房、电影院，既可去室内游泳池，也可下海游泳，或者绕岛散步。

　　主人考虑得很周到，每幢楼前还配备了数辆自行车，供散步者骑用。环岛一周，步行需40分钟；骑车大约20分钟。谁也没有想到，骑车绕岛竟发生了两起事故。

在我国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翻译小杨同我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商量好，骑车绕岛观光。骑自行车对我们中国同胞来说，简直是再简单不过的寻常事了。于是我们每人从楼前各自推上一辆自行车上路。这里的自行车均是小轮的坤车，都是脚踩倒闸。我们上了车，慢悠悠沿着沥青路前行。开始道路是平坦的，顺着山坡转，不一会儿，路就有点坡度了，有上坡，也有下坡，坡度不大，但下坡仍可省些力气。

　　我平日在部里上下班均骑车，所以不管上坡、下坡都较自如，而小杨虽然平时会骑车，但并不经常骑，更主要的是，他不习惯那种脚踩倒闸坤车。总之，他下坡是越骑越快。

　　正好这时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见小杨的自行车有些失控，便在十多米外把吉普车停在路边。我看小杨的车一直向前冲，很着急，一面踩倒闸刹住自己的车，一面向他喊： “踩倒闸！踩倒闸！”

　　但是小杨已经来不及了，他连人带车撞在已经停下的吉普车保险杠上。我赶紧放下我的自行车，跑去拉他。吉普车上一位军官模样的南斯拉夫军人也立刻下车，前来救助。我们把小杨扶起。还好，小杨马上站起来了，伸伸胳膊和腿，似乎都没大问题。

　　“碰到哪里了？”我问。

　　“好像是腿的下部碰到汽车保险杠了。”说着，小杨挽起一只裤脚，只见一条腿的中部擦伤一块皮。他再次用那条受伤的腿，踏地面走动了两步，觉得没啥事。那位南军官在旁边看着，神色颇为紧张。由于我们不懂塞语，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没问题，就让那吉普车开走了。

20世纪90年代，北京东单上班的自行车人流。

　　我们放弃了环岛观光，推着自行车回到楼前。我估计，我们二人从出发到返回，至多不超过一刻钟。当我们把自行车放回原处，正准备上楼回房间时，看到黄华外长的秘书老谈，急急忙忙往楼里走，还用手捂着左眼，手上似有血迹。我赶忙走过去，问：“老谈，你怎么了？”

　　“骑自行车下坡撞在树上了。”他放慢脚步，用另一只手指指受伤的左眼眉毛的上部。

　　“今天这么不顺！小杨刚才也碰了一下子。”我说。这时，小杨也走过来。

　　“他们的自行车都是脚闸，咱们不习惯。”老谈继续说。

　　我看到老谈受伤的部位还在往外浸血，他用手绢捂着，手绢已经红了。看样子，他比小杨伤得还重。

　　这时楼下聚拢起好几位中国同志，一面帮着搀扶老谈上楼，一面询问有关情况。不知什么时候纪登奎也来了。他得知有两人因骑车受伤的事后，见我是礼宾司的，便吩咐说：“你赶快要一辆汽车，绕岛看看，凡是我们的人，一律不准再骑自行车了！”

　　我受命坐车绕了一圈，还好未再发现有我人员骑车。在餐厅里有关领导再次向全团重申，不准骑车游岛。

　　完成纪登奎交代的任务，并向礼宾司的领导做了汇报后，我回到房间。我看到小杨安静地躺在床上看书，心里想，小杨的腿伤可能不太严重，我问：“怎么样？还疼不疼？”

　　“有些疼。”他说着，再次把受伤部位给我看，红肿得更厉害了。

　　“要不要请随团大夫看一看？”我建议说。

　　“没伤着骨头。算了！能有什么特效药？”

　　晚饭时，他说不想下楼吃饭了。我吃完晚饭，特意向服务员要了一份面包、蛋、肉等食品，带给小杨。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小杨下床走路有些不便。早饭后一瘸一拐，费力走下了楼。我因为有押运行李的任务，也顾不上照料他了。

　　我是在飞德黑兰的飞机上看到老谈的。他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左眼及眉毛部位包着纱布。他受伤后，被送往南斯拉夫本土一家医院，在那里做了缝合手术并留院治疗，直到第二天早晨代表团快要离开时才出院上飞机的。

　　匆忙而紧张的伊朗之行

　　访问的第三站是西亚国家伊朗。

　　1978年上半年，伊朗的局势已经相当不稳，巴列维国王的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宗教领袖霍梅尼鼓动下的群众罢工罢课浪潮，一浪高过一浪，8月的德黑兰已相当混乱。在我们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一天，接到报告说，德黑兰一家电影院发生爆炸。纪登奎召集代表团开会，讨论是否按原计划访伊，结论是原计划不变。纪说：“到德黑兰，我们要做好挨西红柿和臭鸡蛋的思想准备。”

华国锋访问伊朗

　　伊方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还是高度重视的，采取了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当我们的专机进入伊朗领空后，伊空军战斗机在预定航线上实施空中搜索。事先，伊方还曾建议，给我方专机护航，被我方婉拒，而在预定航线上搜索空中目标，则是对方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安排的。

　　下飞机以后，机场的安保措施更为严密，即使是中方人员，也必须按规定的地点停留、行走。

　　华国锋则由机场乘直升机直接去王宫下榻处；代表团的车队以纪登奎为首。从机场到国王纪念广场，虽有万余群众夹道欢迎，但都是王室成员和可靠人员，其中不少穿统一制服的青少年，据说那是王家童子军。

　　按原计划，华国锋将参观王家大理石宫。后来出于安全考虑，改由纪登奎代表前往参观。当纪一行到达参观地点时，竟然大门紧闭，不见一人。伊方陪同官员联系了约半小时，才有人前来开门。纪一行草草走了一圈，就回宾馆了。

　　中国代表团访问伊朗回国不久，巴列维国王就被赶下台而流亡国外了。

　　1978年5月，华国锋主席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主席陪同下走下敞篷汽车，来到群众当中。

　　我不想评说华国锋这次访问在政治上的得失。只想从礼宾服务工作的角度，回忆一下此次访问中发生的这几件事，探讨怎样做好出国访问组织工作。无疑，这次出访中出现的事故和应汲取的教训都是深刻的。

　　外事活动无小事，外交工作必须细心谨慎，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出访活动，必须对每一个细节都要精心把握、精心处理，务求万无一失，防止因一时的大意和疏漏而造成事故。

　　一旦发生问题，轻则影响代表团的工作安排和形成，重则造成难以挽回的国际影响，损害国家形象。对此，从事外事秘书工作的同志必须高度重视，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