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正式宣布为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辞去日本首相职务。

　　到2019年11月19日，安倍两次执政累计在任时间达到2886天，成为日本宪政史上执政时间最长首相。到2020年8月23日，安倍连续在任时间达到2799天，成为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

2018年8月，安倍在鹿儿岛县宣布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

　　“安倍时代”及其政治外交遗产

　　安倍政权的时代环境与选择

　　“安倍时代”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日本在21世纪初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后，努力适应“后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安倍时代”，日本努力摆脱“后危机”阴影，全力应对世界大变局，以安全领域为切入点推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并达到历史高点。而日本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硬实力规模相对缩水，人口结构加速老化，资产所得、收入、雇佣及地域差距拉大，“一亿总中流”神话破灭，对转型构成制约。“安倍时代”也是日本保守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2013年12月26日，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彰显了右翼民族主义错误史观。

　　2006年安倍首次上台，为2012年以后长达七年多的“安倍时代”拉开了序幕。事实上，安倍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从这一时期就开始充分展示，并一直延续、不断发展。安倍推动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国民投票法》，出台《海洋基本法》等，目标是摆脱“战后体制”，以政治和安全上的自立自主来谋求本国的战略空间。

　　从2007年安倍首度黯然辞职到2012年再度上台的几年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深度依赖美国等西方资本体系的日本饱受冲击。自民党福田政权、麻生政权直接遭遇了这场危机，并在施政中进行了各种艰难试错，而金融危机造成的深刻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在此期间，日本对国际形势的研判逐步变化，危机感日益增强。一是国家实力对比转换。从2009年到201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日本GDP的比重从95%大幅升至374%，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缩小，而中日差距则迅速拉大。2009年，美中日三国GDP全球占比分别为23.6%、8.4%和8.6%，而2019年则分别为24.4%、16.3%和5.7%。二是由此引发国际权力转移，即美欧传统霸权相对衰落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变化，国际协调主要机制从七国集团（G7）逐步转向二十国集团（G20），各领域秩序、规则、话语权之争日趋激烈复杂。冷战结束之初，不少国际机构都活跃着日本人的身影。2019年天野之弥（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绪方贞子（原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相继离世，似乎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面对世界变局，再度执政后的安倍作出积极应对姿态，借助各种手段提升日本的“综合战略活跃度”，全面调动软实力资源及潜在战略行动力，弥补硬实力欠缺。在之前民主党政权“拼外交”思路上，安倍又添加了“拼军事”思路，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成立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两次提前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以安全战略转型推动国家总体战略转型。

安倍执政后期在对华政策上总体保持积极姿态，给中日关系改善带来的支撑效应是值得肯定的。图为安倍在北京大学与师生们座谈。

　　世界大变局下日本的现实应对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进一步加速了大变局进程。对于日本而言，以往各种不利与风险因素依然存在，而且压力有增无减。在既定方针的延长线上，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强化了三方面的应对。一是加强自主力量建设。不仅包括自主防卫能力，也包括经济、外交及参与主导区域合作方面的自主行动能力。在坚持强化日美同盟前提下，以同盟“体制内发展”方式，积极借助美国的战略资产，来增强自身能力。除军事与外交“核心领域”的自主力量建设外，日本尤其注重在区域、全球合作中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概念，引领规则制定方向。

　　二是融合推进对外政策，强化与世界“中等力量”的合作。在对外战略中，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各个方面混合杂糅，形成相乘效应。日本加强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全方位战略合作，积极接近“印太”区域大国，构筑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进而统合成体系性的“印太”构想。在“印太”问题上，日本的战略谋划与推广颇有成效，安倍将“印太”概念成功推销给上台伊始的特朗普，影响了美国的地缘战略调整。

　　三是在中美之间把握综合平衡，保持有利站位。中美关系是世界变局的主线之一，日本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试图在中美日“大三边”的动态流转中保持灵活而有利的位置。中日关系有深厚又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渊源，面对中国崛起，日本心理压力上升，但又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日美互为盟友，但日本也深知，美国未必是可靠的战略依托。日本在中美“夹缝”中生存，需要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姿态。2017年以后，安倍外交趋向务实，积极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与中日关系

　　安倍辞职及其继任者的产生、“后安倍”进程的开启，折射出日本政治的变化。“后安倍”进程将随着时代变化不断调整，但不会彻底抛弃历史文化底色。它将混合古典政治传统与现代政治机制，既有派阀幕后政治与利益交易，又有能力主义与公开竞争。人们预计，“后安倍时代”的自民党政治将带有“院政制度”色彩。

　　2012年底至今，安倍的长期执政及其相当活跃的内外施政，给日本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从日本国家利益角度看，不少变化具有正面效果。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变局大潮中，日本保持并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又与中国改善了关系。2017年以来，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并有新的发展，产生出互利双赢效果。2018年，中日双边贸易额重回3000亿美元以上。在可预见时期，日本的发展仍需依赖外部经济环境，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带动。

　　安倍执政后期，基于国家利益与政治需求，在对华政策上总体保持积极姿态，给中日关系改善带来的支撑效应是值得肯定的。安倍的辞职可能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一定影响，或是“波动”，或是“冻结”，或是“漂流”，但不至影响大局、形成逆转或剧烈震荡。“后安倍时代”的中日关系将存在“小的不确定性”和“大的确定性”。中日在疫情防控、供应链调整与新经济业态发展、区域国际秩序重组等方面的合作将更为可行且必要，并将产生互利的、且有利于国际社会各方的积极成果。去年6月，中日领导人在大阪G20峰会期间达成十点共识，强调中日同时进入了发展新时代，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日益增多，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去年10月25日，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北京—东京论坛”上演讲时说：“中日两国的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入融合，中日两国的发展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而紧密相联。”

　　这一趋势至少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支撑：一是中日之间深厚且不断更新的相互依存关系与合作收益前景；二是日本所面临的外交生存现实，即必须以相对平衡方式处理大国关系；三是安倍的继任者是安倍时期内外政策、包括对华合作政策的参与制定者与重要执行者。另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潜在危机与风险在于，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基于对华压制目标，会持续加强对日本的压力甚至胁迫，促使其与美国深度绑定，选边站队。此外，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倾向及对华强硬舆论仍在持续上涨，在安倍继任者不具备前任那样强势控局能力的情况下，新政权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可能出现摇摆。

　　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寻常的曲折起伏。从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购岛”引发的严重对立，到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的短暂会晤，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7年5月才迎来转机，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后安倍时代”，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是有利于各方的智慧选择。为此，需要日本新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建设性，中日继续加强对话、保持协调合作。

　　作者：杨伯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安倍外交及“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走向

　　与其内政类似，安倍在外交方面同样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自我彰显特性。他以“战略性姿态”主动出击，试图提升战略自主，拓展国际空间，引导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战略格局。安倍外交对日本外交产生了一定的刺激、提升效应，但仍未能解决其深层次或结构性问题。

面对美国，日本既无法抗拒其压力，又期望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以短期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的战略自主。

图为2017年2月安倍夫妇访问美国。

　　安倍外交的总体历程与背景

　　2012年再度执政以来，安倍以积极姿态开展外交活动。同年12月26日，安倍在首相就任记者会上声称：“有必要从俯瞰世界地图的视角，发挥综合力，战略性地开展外交。”2020年1月20日，安倍在国会施政演讲中简要总结了七年多的外交历程，称自己“努力与各国首脑建立信赖关系，并为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而发挥主导作用”。截止到宣布辞职时，安倍出访已达81次，到访80个国家和地区，飞行总里程158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9圈多，创下历任日本首相之最。除了较高强度的首脑外交外，安倍还以“政策开拓者”姿态，高调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理念及口号，如“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战后外交总决算”等，安倍也经常骄傲地宣称，自己在“开拓日本外交新地平线”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推进“战略性外交”方面，安倍再度执政七年多的理念与行动，实际上在其2006～2007年首次执政时就有所展现。2006年9月底上台后，安倍即于10月初首访中、韩，11月和12月访问越、菲，2007年又迅速访问了欧洲四国（英德法比）、美国、沙特等中东五国，以及印尼、印度等亚太近邻。“俯瞰地球仪”布局已现端倪。安倍在印度国会演讲时首次提出“两洋交汇”理念，倡议日美澳印“四国联盟”，这为后来日本版的“印太战略”埋下了伏笔。这个意义上说，2012年底安倍再度上台并长期执政，使其首次执政时谋划但未能展开的“战略性外交”逐步实现并得以延续，而其产生的效果又为安倍长期执政提供了一定政绩支持。

　　安倍外交的时代背景，是近15年来的国际变局，特别是大国权力转移与国际秩序重构的深刻变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日益担忧日本因硬实力相对衰退而导致国际地位下降，同时又坚守着摆脱“战后体制”、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建设“强大日本”的理想。在这些战略共识下，安倍外交形成了维持战略活跃、增强战略自主的基本目标。日方认为，这是在复杂环境中捍卫国家利益、谋求行动空间的必要前提，更是保住国际地位、争取政治威望的关键路径。2013年1月28日，安倍在再次任首相后的首次国会演说中强调，要“创造强有力的日本”，“如果丧失了‘靠自己的力量成长起来’的气概，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开拓光明的未来”。同年2月23日，安倍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演讲时又称，日本“绝不会沦为二流国家”，“我重新担任首相，而日本也将东山再起”。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自我荣誉感与尊严诉求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进取甚至强硬。”驱动安倍外交的核心动力，正是对日本主体性、独立性的强烈主张，以及通过战略活跃度实现国家利益与尊严的积极诉求。

　　安倍外交的内容、成效及问题

　　安倍外交包括多个方面，如以对美中欧俄等全球战略力量关系为主体的大国外交，以印太为重点并覆盖全球的地缘战略外交，以拓展对外经贸网络、参与区域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以倡导维护所谓“基本价值观”并深化与西方“民主盟国”合作为指向的“价值观外交”，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强化军事政策对外输出与海外安全伙伴建设的安保外交，等等。这些方面彼此密切关联，相互混杂融合，形成了一套可灵活转换的政策体系。随着形势发展与实践推进，安倍试图在外交理念上“创新并引导”，更着重突出其价值观上的自由主义色彩。但实际上，安倍外交基本思想和手段仍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实力主义外交。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的，安倍从建立有利于己的实力均势出发，实施了多边协调加制衡的“俾斯麦外交”，试图主导大国间协调，并取得地缘政治上的优势。

　　经过持续政策投入，安倍外交取得了一些有利于日本的效果。首先，它基本扭转了此前日本外交格局的收缩势头。安倍执政前，日本首相更替频繁，连带导致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影响力显著下降。而安倍在任内终结了日本首相十年左右未访俄罗斯、中亚和拉美的历史，重新撑起了日本外交的全球布局。

　　其次，它确实改善了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特别是日本在有效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改善了中日关系及日欧关系，避免了在大国博弈的巨浪中被“瞬间吞没”的危险，并稳住了阵脚。

　　再次，它有效提升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安倍在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场合，以及各种国际事务中积极扮演“协调者”角色，体现了政治行动力，并彰显了日本在参与乃至引领国际合作的价值性主张、道义性立场与公益性贡献。

　　最后，它提振了日本外交士气，激活了外交决策机制活力，推动了相关组织体制改革进程。

　　当然，安倍外交结果远非完美，并留下了诸多“未竟之业”。

　　安倍外交对软实力与战略行动力的调动，尚无法完全弥补硬实力衰退带来的问题。在国际事务领域，日本频频发起动议，但日益欠缺单方面推动议程的能力。原本主导各国际组织的老一代日本外交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国际派”面临着更新换代的挑战。

　　在大国外交特别是中美之间，安倍外交仍无法纠正其固有的“战略扭曲”。面对美国，日本既无法抗拒其压力，又期望利用日美同盟关系，以短期的战略依附换取中长期的战略自主；而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常态”，日本的战略心理始终难以完成理性调适，导致其对华政策两面性。

　　安倍外交在周边长期陷入困局。日韩关系最终跌至历史最低点。安倍在辞职讲话中也对未能实现对朝、对俄外交目标而“痛悔”。本质上，安倍政权由于坚持保守政治历史观而难以与邻国做出历史和解，同时又坚持强化日美同盟，而激化了区域安全对抗。日本无法与以上冷战遗产彻底剥离，决定了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落空。

　　“后安倍时代”日本外交走向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权力转移与秩序重组进程将进一步加速。同时，安倍继任者短期内很难具备安倍那样的强势地位与政策手腕，因而，“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或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波动。新首相竞争者呼声最高的官房长官菅义伟长于内政及危机管理，而在对外政策上总体缺乏经验及实绩。但同时，他又长期处于安倍政权核心，本身是“安倍路线”的主要参与者与忠实执行者。从国内政治角度看，如果安倍继任者想要实现长期执政，外交上脚踏实地“守成”，在维持安倍对外战略大方针基础上，逐步凸显自身政策特色，应是比较理性的选择。

　　在“后安倍时代”，安倍继任者的外交手段将经受更为严峻的考验。当前，国际变局的主要矛盾是中美矛盾。考虑到中美战略竞争可能加剧，日本希望在中美间维持有利站位、对冲潜在风险的难度或将增大，其战略自主性也将受到考验。目前，日本正观望美国大选形势，并将重整对美政治沟通渠道、巩固日美战略合作基础作为优先目标。同时，日本对美国等西方世界实力、规则及价值体系的偏向及依赖仍将维持下去。不过，基于中日间无法切割的地缘政治经济联系，日本亦仍将保持对华协调政策。日本还将继续在中美之外寻找“第三条出路”，包括加强与欧盟的战略合作，使日欧联合发挥中美之外“第三极”作用；在伙伴网络建设及秩序规则推广两个维度上持续推进“印太构想”，确保其成为日本全球外交的稳定基础。另外，日本还必须响应疫情下国家利益的需求，让外交政策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安全、供应链自主与高新技术优势保全等目标。正如一些日本外交人士指出的，“如何让安倍时代的遗产在新的不确定时代仍能产生红利，是日本外交必须面对的问题”。

　　作者：卢昊（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主任）

　　“安倍经济学”的回望及“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走势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后，推出以刺激经济增长和摆脱通缩为重点目标的“安倍经济学”，此后“安倍经济学”不断扩展，至2020年8月安倍宣布辞任，历时近八年。在此期间日本出现持续71个月的战后第二长经济复苏期，其经济政策对日本股价、汇率、就业、对外经贸关系等也产生一定积极效果，但同时遗留下诸多问题。在日本新冠疫情和东京奥运会延期的背景下，首相辞任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多方面冲击，“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何去何从，亦成为日本国内关注的焦点议题。

2015年10月15日，日本政府在内阁官房设立了“一亿总活跃推进室”，首相安倍晋三和一亿总活跃担当相加藤胜信出席了成立仪式。

　　“安倍经济学”的主要政策

　　正如其名称所示，“安倍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安倍在任时强势主打的政策。以“大胆的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这“三支箭”的提出为开端，安倍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经济政策。2013年1月，日本内阁府、财务省与日本银行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消费者物价上升率2%的通胀目标。同年4月，日本银行“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紧跟其上，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基础货币供给量，在两年内实现翻倍，增加国债和风险资产的购入量，延长国债持有期间，从而压低中长期贷款利息，促进投资，该政策又被称为“异次元宽松政策”。6月，日本政府出台“日本再兴战略”，强调产业振兴、市场开发及扩大国际市场，并决定此后每年对该战略进行修订。2013年12月和2014年12月，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作为支撑，日本政府分别推出总额18.6万亿日元和3.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至此，“安倍经济学”第一阶段政策组合基本打出。

　　“安倍经济学”在初期取得显著成效，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和就业等指标都有改善。但是，在2014年4月消费税税率由5%提高至8%后，日本经济好转的势头明显减弱。2015年9月，安倍提出“一亿总活跃社会”的目标，并亮出“新三支箭”，“安倍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新三支箭”分别为“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以及“令人安心的社会保障”，分别对应“战后最高的名义GDP600万亿日元”“总和生育率1.8”以及“工作和照顾老人能够两立”的政策目标。2016年1月，日本银行推出负利率政策，也被称为“负利率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金融政策再次升级。同年8月，日本政府实施总资金规模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政策，财政政策也在继续跟进。9月，日本银行再次推出“带有长短期利率操作的量化与质化金融宽松政策”，包括维持负利率、扩大资金供应量、购入国债以使长期利率维持在0%左右。

　　2017年以后，由于金融政策已经被拉至最大限度，政策重点有所变化。2017年6月，日本政府一改每年修订“日本再兴战略”的做法，转而提出新的“未来投资战略”，并在2018年进行了修订，两年的主题分别为“面向Society5.0的改革”和“面向Society5.0与数据驱动型社会的变革”，重点是将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尖端技术应用到产业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利用最新技术解决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2019年6月，日本政府又推出“2019年版增长战略”和“创造世界最先进数字国家的宣言”，“数字经济”“技术革新”“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关键领域。但是，在2019年10月消费税税率由8%提高至10%后，日本经济急转直下，2020年新冠疫情更是对经济造成重大打击。尽管日本政府出台了总额117.1万亿日元的超大规模紧急经济对策，从2019年第四季度起，实际GDP连续三个季度陷入负增长，2020年第二季度年率换算值更是达到-27.8%，创下日本战后最大跌幅。

　　“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与问题

　　“安倍经济学”一词被创造出来后，不仅在日本国内，在世界范围内也被熟知。在安倍执政期间，从2012年12月到2018年10月，日本出现了历时71个月的战后第二长经济景气期，实际GDP增长率年均约为1.1%，虽然与其他持续时间较长的景气期相比经济增长率较低，但仍可以说明“安倍经济学”对日本经济复苏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日本银行不断推进的金融宽松政策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推高市场预期，出现了股价上升、日元贬值的效果。再加之以财政政策，扩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企业设备和研发投资提供税收优惠，支持中小企业贷款等，企业收益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破产企业减少，失业率下降，就业人数增长。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统计数据，到安倍辞任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其就任时的2.33倍，企业经营收益达到1.34倍。此外，2014年4月和2019年10月消费税实现两次增税，虽然颇具争议，但这是此前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在消费税增税的作用下，2019年度日本一般会计税收达到60.2万亿日元，是2012年度的1.37倍。

疫情期间日本中小学关闭了数月，2020年8月陆续开学。

　　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日本区域经济合作取得显著进步。日本与欧盟自2013年起就开始进行经贸协定谈判，2018年7月双方签署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日欧EPA），并于2019年2月正式生效，按照该协定，日本对欧盟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99%免关税，欧盟对日本出口的商品逐步达到94%免关税。2013年日本正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即退出谈判，但在日本的推动下，最终除美国以外的原TPP11个国家于2018年3月签署“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自2018年12月开始生效。在安倍执政期间，日本对非经济外交的支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分别于2016年和2019年两次召开，其中2016年是该会议第一次在非洲本土召开，并且两次会议的间隔期也由原来的五年缩短为三年。在日美双边经贸关系上，2019年10月日美签署初步贸易协定，虽然日本做出一定让步，但所涉内容基本在日本要求的范围内，该协定的签署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日本对外经贸合作的空间。

　　但同时，“安倍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其提出的量化指标，基本没有按期实现，并且今后也很难实现。2%的通胀率曾是“安倍经济学”的标志性指标，原本要在两年内达成，但是一直到安倍辞任也没有达成。根据日本银行预测，到2022年度可能只能达到目标的一半即1%，而一些民间智库认为甚至连1%都达不到。财政目标由2020年度实现中央和地方基础财政收支黑字化推迟到2025年度，但据日本政府的测算，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理想状态下也无法按期完成目标，更不用说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新三支箭”提出了“名义GDP600万亿日元”的目标，我们可以大体测算一下，2019年日本名义GDP是553.8万亿日元，日本政府经济预测中使用的名义GDP增长率基准值一般低于1.5%，目前日本国内机构和学者估计2022～2024年经济才能恢复到新冠疫情之前的程度。那么假设2023年经济恢复到2019年时的水平，在GDP1.5%的增长率下，名义GDP达到600万亿日元至少要到2028年左右，更有可能增长率还达不到1.5%。人口指标“总和生育率1.8”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201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仅有1.36，达到1.8目标的前提是全部有结婚意愿的人都能够结婚，并且每对夫妇平均生育约2.1个子女。在日本非婚化、晚婚化和少子化的明显趋势下，逆转生育率使其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到205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约在1.44左右。

　　虽然出现了战后第二长景气期，但民众对经济景气并无实感，支撑GDP增长的私人消费陷入低迷。两次消费税增税，均对居民消费造成了打击，变相减少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虽然就业人数有所增加，但以非正式员工居多，薪酬改善并不明显。贫富差距出现扩大化，根据日本学者的测算，“安倍经济学”实施后，年所得在400万日元以下和700万日元以上的日本家庭比例升高，而年所得在400万日元至700万日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家庭比例降低，中间层受到挤压。少子老龄化加速发展，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仅86.5万人，刷新历史最低值，总人口也在持续减少；同时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保障费用迅速膨胀，对财政造成巨大压力。超宽松货币政策和依靠扩大财政支出的经济刺激政策负面作用开始凸显，金融机构盈利缩水，国债余额连年增加，预计到2020年度末，国债余额将增长至战后最高的964万亿日元，相当于年度税收的15倍，中央和地方长期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07%。少子老龄化、就业不稳定、贫富差距、社会保障和财政困境等问题增加了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不安感，也将在中长期影响日本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走势

　　目前日本国内普遍认为，“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政策不会出现大的逆转。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应对疫情、促使经济回归正轨应是下届政府优先解决的问题。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很强，日本国内消费低迷的状况也没有得到缓解，内需和外需均面临严峻挑战，通缩风险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将可能继续保持，结构性改革也将是中长期的政策重点。近期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已经表态，要继续维持超宽松金融政策。但是，鉴于“安倍经济学”所提出的量化指标没有实现，对政府信誉造成了负面影响，下届政府在量化指标方面可能会更加谨慎。安倍政府在执政期间提出许多政策概念，例如“一亿总活跃社会”“育人革命”“全世代型社会保障”“未来投资战略”等，下届政府可能也会创出自己的新政策概念。虽然目前普遍认为经济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逆转，但在政府财政支出持续扩大、债务不断累积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可能会逐渐有所修正，金融政策的正常化也可能进入政府讨论范围。此外，日本近年来强调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等，这方面仍将是日本政府今后的重点。

　　作者：李清如（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