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流行一个说法,叫“话疗”。意思是等你老了的时候,老朋友之间的聊天儿很开心,可以增加生活乐趣。在阔别几十年之后,我们难得有机会在北京与俄罗斯老朋友一起聚会“话疗”,共同追忆昔日那些有意义的往事,也算是“老有所乐”。当然,中俄外交官在同一“战壕”中形成的真挚友情历久弥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人民的深厚传统友谊。
聚会“话疗”其乐融融
2006年秋,我刚从外交第一线退了下来,时任俄罗斯总统特使兼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协调员莫伊谢耶夫大使来北京出差。他专门给我打电话,约请当年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到俄罗斯餐厅聚会。
已经十年没见面了,老朋友们热烈拥抱,都非常激动,有说不完的话。结束时,莫伊谢耶夫大使倡议成立“老朋友俱乐部”,以后定期见面叙旧,在座的所有中方老大使都举双手赞同。从此,我们轮流坐庄,实行AA制,每年都要聚会几次,有时还到我们家里做客。这也是难得的人间真情!
老朋友瓦洛佳到上合组织任职后,俱乐部的活动更加规范。他参加过“电影渠道”和“桑拿俱乐部”,很有经验,且非常热心。瓦洛佳把原驻沈阳总领事,退休后在大连定居的穆拉夫斯基也叫到北京一起参加活动。
他还提议制作俱乐部徽章,并反复征求意见,进行精心设计,最后确定背景图案为中俄两国外交部大楼,并标老朋友俱乐部的中、俄文字样。俱乐部虽无章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必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发展中苏关系做出过贡献的老外交官才有资格参加,而且要双方协商一致同意。
2011年,莫伊谢耶夫改任驻新加坡大使后,特地从莫斯科写来了一封告别信,指出:“当初成立老朋友俱乐部的想法,看来是正确、及时的。在北京的会见,使我们得以重新回忆那段很有意思、责任重大的时光。那时,为了恢复和发展两国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双方携手协力。”我在俱乐部全体会议上宣读了此信,并表示将坚持这一好传统。
2013年6月,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杰尼索夫(钱益寿)刚到北京,就表示希望会见老朋友。我们俩已有30年交情。2009年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代表团访俄时,他作为第一副外长曾会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伍努科夫(伍康宁)局长参加陪见并宴请代表团一行。
在谈话中,杰尼索夫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工作时与中国外交部同事之间的友谊。他指出,尽管当时苏中关系非常复杂,但两国外交官总是友好相处,并努力共克时艰。他列数了曾在莫斯科工作过的中国老外交官的名字,并称他们都是值得学习的老师。
他还当场用中文书写了“钱益寿”三个大字,转向我说:“这是今天在座的周晓沛同志那时给我起的中文名字。”他精通中、英文,性格温和实诚,在外交同行中的口碑很好。我如约前往俄罗斯驻华使馆,进行礼节性拜会。我授予他老朋友倶乐部纪念章,大使高兴地应邀以倶乐部“荣誉会员”身份出席我们的“全体会议”(指老朋友聚会)。
8月26日,老朋友俱乐部为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举行欢迎宴会。会上,我们向他正式颁发由所有会员签名的老朋友俱乐部红皮《荣誉证书》:“特邀钱益寿大使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以表彰其为发展中苏中俄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大使用流利的汉语表示,今天见到这么多老朋友感到非常激动,对成为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感到非常自豪。他将把这本证书放在使馆的办公室里,每天都能看到,提醒自己努力做好工作。
接着,国家级工艺美术师许敏芳向大使赠送特制刻名紫砂茶杯,大使也向她回赠了俄罗斯传统水晶茶杯,并风趣地说:“以后我每天用你送的杯子喝水,你用我送的杯子喝水,这样可以‘友情长青’(紫砂杯上的题词)。”
无巧不成书。正在北京出差的老朋友沃罗比约夫大使主动表示,希望参加这次俱乐部聚会,我们表示欢迎。上世纪70年代中苏两国“间谍风波”的当事人关恒广和沃罗比约夫刚好紧挨着坐在一起,开始时略显尴尬。
1974年1月14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与中国公民秘密交接情报时,被我公安部门当场抓获,我国外交部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因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被限期离境。
1月19日,我驻苏联大使馆随员关恒广乘坐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途中,在伊尔库茨克遭到苏联克格勃绑架,当晚苏联外交部宣布,由于中国外交官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限72小时内离境。
当时,沃罗比约夫作为苏联外交部代表“奉命”参与了这一事件。我特意走过去,为他们二人“相逢一笑泯恩仇”而干杯,并代表俱乐部授予沃罗比约夫一枚纪念章。他问道:“什么时候能参加老朋友俱乐部?”我说:“就像入党一样,需要一年时间的考验期,而且要在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他悄悄地与我咬了一下耳朵:“届时老关会不会反对?”我笑了笑说:“不会的,主要看你的现实表现。”
按照惯例,聚会时每人都要发表祝酒词,畅谈自己的感想。出席这次活动的共有11名老大使。钱益寿大使还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我们和谐雅园小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以及外交官住宅。
俱乐部聚会新内涵
2015年6月3日,应钱益寿大使邀请,老朋友俱乐部在俄罗斯驻华使馆红房子举行全体会议。这是坐落在使馆庭院左侧的一幢清代建筑,古色古香,周围绿树掩映,红墙隐隐。历任驻华大使都喜欢在这儿举行双边友好活动。上世纪70年代中苏边界谈判时,我就曾来过此地。最受欢迎的一道主菜是正宗的俄罗斯烧烤,分牛、羊、鸡肉串,块头很大,夹有洋葱、青椒,外焦里嫩,香气扑鼻。
俄罗斯大使首先致辞,说今年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的日子里举行中俄老朋友聚会,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还谈到不久前出版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认为这是一本值得青年学习的教科书,让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世代相传。
然后,钱益寿代表俱乐部向原国务委员戴秉国授予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证书。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原先大使提议推选戴秉国同志为俱乐部主席,但老戴明确表示“不当头,只做一名普通会员”。大厅里气氛轻松活跃,老朋友们自由组合,交谈甚欢。活动结束时,钱益寿向每人赠送一瓶“克里姆林宫”牌伏特加。
同年9月15日,老朋友俱乐部在南小街外交公馆聚会。这里原是宋庆龄故居,独门独院,典雅幽静,保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参观故居后,钱益寿大使受委托向原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田曾佩颁发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证书。上世纪50年代初,田部长曾在莫斯科中央团校留学,他用俄语对大使说:“我们俩都曾担任过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也算是同事了。”钱益寿用中文说:“对,但你是老前辈。”
这次活动别开生面。应外交部档案馆馆长鲁桂成提议,同时举行《1949年至1955年中苏关系问题专家座谈会》,还邀请参加外交档案翻译的一些老同志与会。
吴筱秋大使详细介绍了两国专家合作整理、翻译中苏关系历史文件的经过,其中不少文献生动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和开展合作的真诚意愿。为了编纂好这部重要文献,双方专家都竭尽全力,克服困难,历经10年光阴,终成正果。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钱益寿、田曾佩等都在会上发言。大家认为,50年代是两国关系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双方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编辑出版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对于两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历史,更好地开辟两国关系的未来具有现实意义。
会上还通过了一项决议,定于2016年秋举行中俄外交官老朋友俱乐部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临别时,鲁馆长向每人赠送了一册《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
2016年4月14日,老朋友俱乐部扩大会议在日坛宾馆俄罗斯厅举行,王开文大使和夫人谷平做东,有30人出席。在北京出差的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陶米恒,也特地赶来参加这次老朋友俱乐部会议。当主持人提到“老朋友聚会”时,钱益寿大使插话说:“咱们都是外交官,除了老朋友叙旧,也要谈工作,可以边吃边谈。”田曾佩部长说:“那就叫午餐会吧!”大家都表示赞成。
沃罗比约夫大使谈到,我们老朋友俱乐部成立10年了,现在可以说已经“成熟了”。钱益寿补充道:“这是伟大的10年。”沃罗比约夫颇为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我们双方老外交官的携手努力,恐怕也不会有当初《联合声明》、《友好条约》这样的历史性文件。”
我回想起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会见钱其琛外长,双方敲定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之后,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同事说要庆祝一下,邀请我们中方工作人员到总统饭店喝咖啡。刚落座,俄罗斯朋友科尔什就从公文包里掏出了一瓶伏特加。当我提议为中苏关系“即将正常化”干杯时,沃罗比约夫冒出了一句:“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正常的。”为此,我们又干了一杯。
1992年 10月,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来访,就叶利钦总统访华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双方着重就高访的政治文件交换了意见。俄方强调此访的重要意义,提出要签署一个两国关系条约。
中方表示,现在我们不搞条约了,一般都发表联合公报。俄方称,中苏之间已有两个联合公报,而且“公报”这个词在俄文中只是新闻消息稿的意思。故此,俄方又提出搞“联合宣言”,认为这样比较庄重。中方没有接受。为了表示诚意,我方提出文件可叫“联合声明”,俄方还是坚持“联合宣言”的名称,只好留待以后再议。
在相互交换文件草案之后,俄罗斯外交部主管局局长拉佐夫率先遣组来北京商谈文本。应对方要求,会谈在俄罗斯驻华使馆举行。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我们俩磋商从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的文件草案是在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举行的,也算是按照对等轮流原则。鉴于双方在文件名称上有分歧,我建议先谈正文,并以中方草案为基础,俄方同意。谈了两个小时,除个别地方外,我们已就文件的内容基本达成一致。
双方商定,下次再谈留下的“尾巴”问题,并希望能找到一个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受权很明确,只搞“联合声明”,所以必须坚持,但对方也不妥协,非“联合宣言”不可。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出好办法。
无奈之中,我只好求助于俄文权威刘泽荣主编的《俄汉大辞典》,想在文字翻译上寻找出路。结果发现了“新大陆”,俄文“декларация”(宣言)有两种解释:一是宣言;二是(外交)共同声明。
这可好办了,既然有“共同声明”的意思,不妨同意俄文的表述,而中文仍保留“联合声明”的名称,可以两全其美。我向司里的俄文高翻咨询请教后,马上抱着大辞典去请示田曾佩副部长。部领导同意用这种变通办法进行技术处理,同时指示,一定要同对方讲清楚,届时不能出半点问题。
对此,俄方也完全赞同。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们还就具体操作细节达成“君子协议”:当叶利钦总统提到政治文件的名称时,俄方翻译成中文“联合声明”;而中国领导人讲到“联合声明”时,中方翻译成俄文“联合宣言”。为了预祝成功,俄方请我们一起喝了香槟酒。
各位老大使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电影渠道、桑拿外交、边界谈判、政治磋商及恢复党际关系等亲历细节。王凤祥大使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退休后,依然每天都在关注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昨天晚上看电视新闻时,当听到拉夫罗夫外长就南海问题的积极表态时,心情非常激动,用北京人常说的一句话——俄罗斯够“爷们”!这也体现了中俄两国战略合作的真正价值。
会上,我通报了有关老朋友俱乐部10周年庆祝活动的筹备情况,建议邀请在莫斯科的俱乐部创始成员莫伊谢耶夫、科尔什和陶米恒届时来京参加活动,大家热烈鼓掌通过。此外,还讨论了俱乐部的年轻化问题,一致决定吸收外交部欧亚司司长桂从友、俄罗斯驻华使馆副馆长季诺维耶夫公参为俱乐部候补会员。他们俩表示:在老领导、老大使面前,我们都是“小字辈”,要以老外交官为榜样,多做工作,“好好表现自己”,争取早日成为俱乐部的正式成员。
令人高兴的是,在外交部的支持下,老朋友俱乐部的活动已被正式纳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范畴,升级为“老朋友理事会”。我想,这是对两国老外交官几十年来辛勤耕耘的一种褒奖,也是对我们“伟大的十年”的最好纪念!
老朋友金秋再相会
2016年9月29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成立暨老朋友俱乐部十周年庆典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隆重举行。正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这可是北京难得的好日子。
想当初,在异国他乡相遇、相知时,我们都风华正茂,如今大多已白发苍苍,因出席这场活动而重穿西装革履,一个个精气神儿依然不减当年。作为东道主,钱益寿大使早早地在院子里与老朋友们一一握手问候,然后一起合影留念。
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戴秉国在贺信中指出,从事中苏、中俄关系的资深外交官为中苏关系正常化,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两国外交界享有很高威望和影响。
作为数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老朋友们仍然以满腔热忱致力于两国友好合作。他强调,老朋友俱乐部加入到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队伍是双方扩大和深化民间外交的需要,也将为委员会工作提供宝贵的智慧和经验。
钱益寿大使和桂从友司长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指出“喝水不忘挖井人”,俄中关系今天取得的成就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与各位老朋友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的。两国外交战线的老朋友是宝贵的财富,你们丰富的外交经验、与时俱进的外交智慧和思想将使民间外交工作如虎添翼。
俄罗斯驻泰国大使巴尔斯基特地从曼谷发来贺信,除表示衷心祝贺外,还提出希望参加到俄中老朋友的行列中来。他原是中文高翻,担任过上合组织国家协调员,本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对他的申请表示诚挚欢迎。其他一些俄罗斯老朋友也从国外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并期待着故地重访,共叙友谊。
国家级工艺大师许敏芳女士从陶都宜兴带来了《纪念老朋友俱乐部成立十周年》特制紫砂茶壶,赠送给钱益寿大使、田曾佩部长等特邀嘉宾。一位初次参加这种活动的嘉宾格外激动,即兴做诗,歌颂中俄两国外交官“友谊长存”。
临别时,钱益寿大使向每位老朋友赠送了一瓶大号“标准牌”(стандарт)伏特加,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我也向老朋友们散发了亲手制作的“老朋友俱乐部十周年”纪念册,除彩色插图外,记述了中俄老朋友10年来走过的难忘历程。国际台记者还对这次活动进行了现场采访,并以中、俄文详细报道了相关情况。
12月5日,在钓鱼台芳菲苑召开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全体会议,戴秉国主席和李惠来部长助理等出席。我在发言中报告了中俄老朋友理事会成立的情况,并表示,我们将发挥自身的外交经验和人脉优势,积极开展与俄方老朋友的友好交流,包括参加各种中俄关系研讨会、撰写有关文章和回忆录,着眼于青年一代,为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民间外交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们这个理事会的成员,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苏关系不好时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过努力的老外交官,平均年龄已是古稀之年,但为中俄关系做事,都还有那么一点热情和缘分。
2017年7月4日,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代表中俄老朋友理事会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隆重活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克林姆林宫会见时,殷切希望我们继续做中俄人民友谊的传播者,推动两国社会各界相识相知,为中俄关系向前发展添薪加柴。我想,这就是我们理事会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
一封来自俄罗斯的告别信
2017年10月,我收到老朋友瓦洛佳托人从莫斯科捎来的信函: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
非常遗憾,因为生病(患了癌症),我再也不能参加咱们的老朋友俱乐部聚会了。
我怀着极大的愉悦和感激之情,追忆咱们一起度过的“电影渠道”、“裸体外交”和“老朋友俱乐部”的那段时光。正是这些活动,有助于促进克服我们两国不正常关系时期的那些荒唐成见,增进了相互理解。在最终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确实也有我们俱乐部所有成员的一份功劳。此外,我还要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中国朋友。
我特别愉快地回想起1981年10月至1985年7月“电影渠道”的那些交往。不久前,从《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中看到,中国外交部将“电影渠道”看作是苏欧司与苏联驻华使馆之间联系的一种非正式渠道。假如那时就猜到的话,我也不至于老是和你们争论了。
这一渠道开启了相互关系“解冻”的积极进程。双方见面时,苏欧司同志表现中规中矩,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用他们的话讲,对某些问题可以沉默,但绝不说假话。可是,有一次我撒谎了。这是指1984年5月10日 阿尔希波夫访华被推迟的原因,我借口说是由于越南因素(中越边境冲突)。而实际上,我得惭愧地承认,主要是“老广场”(指苏共中央)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们抱怨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发表了激烈的反苏言论。虽然在中国报纸和俄文新华电讯上没有刊登,但这些攻击却在英文中国日报和新华电讯上发表了。
现在都说,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上最好水平。对此不持异议,然而,我个人觉得,50年代的苏中关系更为亲切和真诚。不是吹牛,我可亲眼目睹过“苏中友谊”是怎么回事。
我出生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有好几年就住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岸畔,从那儿可以看到中国一边。双方居民守望相助,我举这样几个例子。1958年,阿穆尔河洪水泛滥,一位黑河附近的边民因妻子分娩而求援,苏方马上派出一架直升机将产妇接到苏联医院;洪水巨浪冲翻了苏方的木筏,木材漂向中国岸边,中国人将捞起的2万立方米木材当即送还苏方;在阿穆尔河中间的滑冰场上,两国的孩子一起滑冰、玩耍,双方之间的文化、体育等交流十分频繁……
1984年12月,我作为使馆联络员陪同访华的阿尔希波夫。他热情地讲述了50年代在中国工作的那些有趣的往事,中方也同样予以回应。在与姚依林会谈后茶歇时,他提到喜欢中国的龙井茶,次日中方就给他送来了一盒龙井。在返回莫斯科那一天,钱其琛同志专门到机场给他带来了一件羽绒服。
当然,50年代的那种关系不可能再现。但不能不指出,在两国的一些年轻人中存在某种“西方热”,这就需要双方致力于相互尊重、睦邻友好的传统代代相传。而这里,就有我们老朋友俱乐部做工作的空间。祝愿你们成功、顺利。
谨向你们和全家致以最良好的祝福!”
我含泪读完了整整三页的长信,思绪万千,半天说不出话来。心中默默地祈祷瓦洛佳早日康复,老朋友俱乐部还在等着你呢!
2018年7月17日,惊悉瓦洛佳不幸病逝,老朋友们无不十分悲痛,纷纷致电表达哀思,赞扬他为人谦虚、待人真诚,真心希望中苏关系改善和中俄关系发展,并一直为此尽心尽力,我们不会忘记他。我以老朋友俱乐部的名义发了唁电,除向其家人表示深切哀悼和亲切慰问外,评价科尔什为“俄罗斯人民的优秀儿子、俄罗斯的杰出外交官”。
中俄老朋友理事会年会
2017年11月21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俄老朋友理事会年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戴秉国、钱益寿大使、田曾佩顾问、李惠来部长助理、孙霖江司长等嘉宾莅临指导。
我代表理事会做工作报告。中俄老朋友理事会诞生刚满周岁,但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几乎一辈子都从事中俄友好事业,退休后仍不忘初心,以满腔热忱致力于两国友好交流与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近一年来,理事会成员出席中央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及地方智库举行的关于俄罗斯形势和中俄关系研讨会100多人次,撰写相关文章或报告40余篇,进行专题讲座10多次,接受中国和俄罗斯媒体采访约20次。其中,有的成员参加相关专题研讨会达60余次,撰写文章或报告约10万字,并给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形势,提出如何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的建议。
针对西方媒体刻意“妖魔化”俄罗斯,有的成员结合40多年外交生涯中的亲历亲闻,撰写《怎样看独特的俄罗斯》系列文章,并发到微信群及朋友圈,受到点赞:“作者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俄罗斯,也是一个真实、客观的俄罗斯,对大家认识了解俄罗斯社会有很大裨益”;“该文使我们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知道的历史,知道了俄罗斯人,知道了俄罗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更了解中俄关系,这种文章我们从前是读不到的”;“此文正确认识独特的俄罗斯,我转发到学术圈里,受到重视和好评”;“作者的观点有道理,俄罗斯一定会崛起,中俄关系前景光明”;“传播真信息、正能量,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
数十年来,中俄两国外交官携手努力,为发展两国关系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希望俄方也能尽快成立相应的老朋友理事会,并邀请俄罗斯老朋友组团来访,以便加强交流和合作。我曾致函俄外交部库里克司长,指出:“我们都已进入古稀之年,趁现在还走得动,请司长同志在百忙之中拨冗协助,玉成这两件好事”。
令人高兴的是,就在一周前,俄方通报已正式成立以钱益寿大使为主席的俄中老朋友理事会,其中包括莫尔古洛夫副外长、阿法纳西耶夫大使等11名资深成员。他们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同一战壕”的老同事、老朋友,谨对他们的加盟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祝贺。与此同时,再次重申中方的访华邀请仍然有效,而且越早成行越好。
钱益寿大使和李惠来部长助理分别致辞,双方代表踊跃发言,最后戴秉国主席做了总结,对理事会一年来所做的大量工作予以充分肯定,提出进一步加强交流的指导意见和建议。
大家认为,中俄双方成立老朋友理事会很有意义,只有了解历史的人,才能更好地预测并开辟未来;双方应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和变化,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俄友好合作;两国老朋友肩负重要使命,需要多交流、多了解,尤其多做青年的工作,使中俄传统友谊代代相传。
会上,还讨论了组织问题。钱益寿大使推荐卢基扬采夫公使和诺沃谢洛夫高级参赞为老朋友俱乐部候补成员,大家一致鼓掌通过。按照惯例,他们的候补考察期为一年。
我向戴秉国主席和钱益寿大使报告,原国家发改委常务副主任张国宝有意参加老朋友俱乐部的活动,他还会用俄语非常流利地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у человека - это жизнь.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那一段名言。他们表示,国宝同志为中俄能源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欢迎他参加老朋友聚会。应钱益寿提议,中俄老朋友理事会下一次例会将在俄罗斯大使馆举行。
2018年3月6日,中俄老朋友在俄罗斯使馆红房子举行狗年新春聚会。钱益寿大使致新春贺词,并向戴秉国主席夫人黄浩、田曾佩部长夫人孙苗伊和吴筱秋大使献花祝贺三八妇女节。会上,我们向首次出席聚会的张国宝主任颁发老朋友俱乐部荣誉会员证书,通过了接纳外交部欧亚司司长孙霖江为候补会员的决定。临别时,我代表老朋友俱乐部向大使赠送一套寿山石龙头刻名印章(大使的生肖属龙),大使则向每人赠送安徽师范大学力冈教授翻译的俄罗斯经典名著。
此外,应钱益寿大使提议,俄中双方老朋友将共同撰写追忆2017年逝世的沃罗比约夫大使的文章,并由使馆负责翻译汇编成集出版,以表达对故友的怀念之情。
传承两国人民友谊
2014年,外交部老干部笔会和五洲传播出版社联手策划出版“我们和你们”系列丛书,而其中首选之一是《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中、俄文版)。该书出版发行后,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被称为是传承两国人民友谊的“教科书”。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第一版
《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确实并非一般的回忆录,也不是普普通通的文集,而是凝聚着作者多年心血、能打动人们心灵的故事汇。这本书至少有三点特色:
一是老一辈作者都是两国关系的亲历见证者,不仅长期在俄罗斯工作、生活过,而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并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是透过书中不同时代大大小小的故事,折射出中苏、中俄关系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友好结盟,到60、70年代关系恶化,80年代正常化,直至新世纪的全面战略合作;
三是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俄罗斯平民、教师、艺术家,还是官员,都对中国人真诚友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传统友谊。这自然会对两国年轻一代具有某种教育意义,这也是我们作者的共同初衷。正如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在题词中所言:“薪火相传,世代友好”。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中、俄文版首发式
2016年恰逢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5周年。经商出版社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我们决定在普京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问中国前夕,再版《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增补俄方有代表性的5篇精选文章。
其中,俄罗斯联邦特命全权大使钱益寿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他先后四次在中国工作,撰写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札记,与读者分享了一些引人入胜的趣闻珍事。
98岁高龄的谢·齐赫文斯基(齐赫文)院士是俄联邦功勋外交工作者,其中国缘始于1935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中苏两国建交的唯一健在的见证人。
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里·库达舍夫(顾达寿)曾为苏联领导人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担任翻译,揭秘了那段不同寻常的高层交往中内幕花絮,毛主席还亲自为他取了中国名字。
俄中友协第一副会长加·库里科娃与中国“相伴了半个多世纪”,创作了《俄罗斯——中国两个伟大民族友谊的历史篇章》专著,至今仍热衷于双边友好交往,堪称民间外交的典范。
哲学博士阿·卢基扬诺夫对儒家学说有独到的研究,拥有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俄关系60周年杰出贡献奖两个中国国家奖项,他的《莫斯科——北京,我的中国》一文充满了对中国古老文化的热爱之情。
这一次,我们还特地邀请戴秉国同志撰写《从冷板凳到战略对话》大作,真实还原了两国关系从冰冷到火热的跌宕起伏进程,尤其“空中办公室里话友谊”和“两根筷子谁也离不开谁”的精彩片断,会让你受益匪浅。上述这些不可多得的传奇故事,本身就有意思、有意义,非常值得一读。
王毅外长和谢尔盖·拉夫罗夫外长在百忙之中应约撰写序言,为本书增光添彩。俄罗斯外长指出:作者们为推动俄中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书中展现的材料是独一无二的,读者能从“第一手材料”中了解到两国关系史记述中的许多重要事件。本书在2016年再版,正值俄中两国庆祝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15周年和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之际,其象征意义尤为显著。今天,我们两国的关系处于整个历史时期的最好阶段,这种关系实际上是21世纪国家间相互协作的典范。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第二版
中国外长指出:中俄关系迎来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离不开两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一书通过亲历者的描述,生动再现了中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经出版便广受好评。本书再版增补文章的作者,作为“中俄关系的百科全书”,讲述的故事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希望中俄两国的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从本书中深切体会到中俄世代友好的珍贵,肩负起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携手努力,共同创造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俄罗斯老朋友代表团访华
2018年12月15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老朋友理事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首届全会。俄罗斯老朋友代表团,包括俄驻越南大使伍努科夫从河内专程来京参加会议。戴秉国主席、张汉晖部长助理、孙霖江司长和钱益寿大使等出席。
钱益寿和张汉晖分别致词,强调当今复杂国际形势下中俄关系“稳定器”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中俄双方老朋友所做的工作,表示将继续支持加强交流合作。
在会上,我汇报了中俄老朋友理事会成立两年来的工作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中方老朋友理事会成员出席中俄关系各类研讨会达150多人次,撰写发表相关文章或报告70余篇,进行专题讲座20多次,接受采访25次。“人生最美夕阳红,何愁惆怅近黄昏?”我们这些老外交官都曾是饱览国际风云的“朝阳”,如今依旧老骥伏枥,各有所为,用“落日”的余辉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增光添彩。
双方代表踊跃发言,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电影渠道”、“桑拿外交”,到退休后成立老朋友俱乐部、中俄老朋友理事会的数十年历程,对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表示愿继续为深化两国民间友好合作做出努力,并建议联合编辑出版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传承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珍贵理念,巩固发展新时代中俄“背靠背”战略关系。
最后,戴秉国主席作了总结,感谢双方老朋友为发展两国关系所做的积极贡献,希望能把70年的宝贵经验传承下去,将中俄真诚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一代传递下去,并深入思考怎么确保下一个70年中俄关系不可逆转地向前发展。
12月14日,乐玉成副部长在外交部橄榄厅会见了以别雷大使为团长的俄罗斯老朋友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交谈并合影留念。
除北京外,代表团一行访问了上海、无锡,参观了工农业和高科技项目,并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进行座谈交流,还乘坐了高铁。俄方朋友都曾在中国工作过,一路上非常兴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时隔20年后重返故地好像看到了另一个国家”,盛赞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表示愿促进两国地方及学术机构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如有可能,我们以后还将继续邀请一些为中俄关系做过贡献的老朋友来访,加深双方的友好交流。
▍《世代友好》中俄文版文集
为了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2019年中俄老朋友理事会编辑出版了《世代友好》中俄文版文集,并第三次修订再版《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我们和你们: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第三版
中俄双方老朋友对两国关系中重大事件的亲历回忆与讲述,让读者倍感亲切、获益匪浅。有关“中国缘”或“俄罗斯情结”的生动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传统友谊,自然会对年轻一代具有某种传承教育意义,这也是我们老朋友的共同初衷。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作为数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中俄老朋友们虽年逾古稀,仍然老骥伏枥,各有所为,以满腔热忱致力于两国友好交流与合作,为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添薪加柴。
(周晓沛,曾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
(文章图片由作者提供)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