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开端。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独立以来，更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友好关系。
姚培生与托卡耶夫
姚培生先后在四个前苏联国家担任驻外大使，其中2000年至2003年担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曾获得纳扎尔巴耶夫总统颁发的共和国友谊勋章。
2019年上半年，哈萨克斯坦新老总统的交接吸引了全球目光，哈萨克斯坦媒体第一时间便对姚培生进行了采访。原来，30多年前，当托卡耶夫还是苏联驻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时，他与姚培生的友谊便已建立了。
外交官出身的总统
托卡耶夫1953年生于阿拉木图。这位哈萨克斯坦第二任总统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领导人，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上世纪70年代从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前，托卡耶夫就曾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进行半年的实习。进入苏联外交部后，他外交生涯的第一站是苏联驻新加坡大使馆。
“托卡耶夫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汉语，在新加坡又接着学。1983年他再次来华，在北京语言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汉语培训，之后就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了。”姚培生说。
“汉语十级”的哈总统 托卡耶夫
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其时，中苏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跟托卡耶夫有点像，我1973年就到驻苏联使馆工作，跟苏联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1985年，我忘记当时是什么事了，在苏联大使馆第一次见到了托卡耶夫。”
流利的汉语、精干的仪表、诚恳的态度，这是托卡耶夫留给姚培生的第一印象。初次见面，托卡耶夫与姚培生探讨了中苏双边关系和中国国内的形势。“大家讲话比较谨慎。他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农村的改革非常关心。我向他介绍了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情况。”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人普遍比较关注中国改革。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刚刚上台，苏联改革还在酝酿当中。姚培生第一次听到“休克疗法”这个词，就是1987年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面对中国外交官，年轻的托卡耶夫展示出了超乎年龄的稳重。姚培生回忆：“他跟你了解情况，不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经常用‘说得对’‘是’‘不是’这样的表达，而不轻易表态。”
中亚加盟共和国出身的外交官在苏联外交体系中并不多见。在姚培生的印象里，当时苏联外交部来自前苏联哈萨克共和国的有几个人，托卡耶夫便是其中之一。
全力推动两国经贸合作
在苏联驻华使馆，托卡耶夫一直工作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履历出众的他先担任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很快升任外交部长，这时他仅有41岁。1999年，根据哈萨克斯坦总统令，托卡耶夫被任命为总理。
同年，姚培生从吉尔吉斯斯坦转任驻拉脱维亚大使，仅过了一年，便被任命为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当时，得知托卡耶夫被任命为总理，姚培生与他初次相识时的某种预感似乎得到了应验。“托卡耶夫是职业外交官，但总理光懂外交不行，还要管理国家的经济。这说明纳扎尔巴耶夫想要培养他，他前程远大。”
姚培生与托卡耶夫进行会谈
初到哈萨克斯坦，姚培生与已是总理的托卡耶夫见面，洽谈中哈经贸合作问题。托卡耶夫向老朋友表态，哈中经贸合作已经全面展开，自己担任总理期间一定要全力推进两国经贸合作。当时，哈萨克斯坦西部的阿克纠宾斯克州（现名阿克托别州）有中石油的油气开发项目，中方还在当地进行农业技术支持。
托卡耶夫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理的时间不长，在2002年又再次出任外交部长，并兼任国务秘书，但他为刚起步的两国经贸合作打下了很好基础。
2003年，姚培生从哈萨克斯坦离任前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左）辞行，托卡耶夫（中）当时担任国务秘书兼外交部长。
2003年的一天，即将离开哈萨克斯坦转任驻乌克兰大使的姚培生前往哈萨克斯坦总统府，向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辞行。
在总统府纳扎尔巴耶夫的办公室外，迎接姚培生的是国务秘书兼外交部长托卡耶夫。“今天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要授予你共和国友谊勋章。”托卡耶夫说。哈方事先没通知姚培生要向他授勋，这多少让他有些惊喜。
纳扎尔巴耶夫为姚培生授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友谊勋章。
授勋时，纳扎尔巴耶夫对姚培生说：“非常感谢你，你在将近4年的工作中为促进哈中关系做了很多工作。”真挚的话语令即将结束使命的姚培生十分感动。
这是继驻哈萨克斯坦首任大使张德广后，时隔十年再次有中国大使获此殊荣。
他亲自用中文递来字条
精通汉语，长期在华工作，托卡耶夫称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他当总理的时候，每次接见中国代表团都是先用汉语致欢迎词。”在向姚培生赠送的几部自己的著作上，托卡耶夫也用工整的汉字写下赠言。
托卡耶夫在赠给姚培生的书中用汉字写下赠言。
关于托卡耶夫的汉语水平，让姚培生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字条”。“2002年首次亚信峰会在阿拉木图举行，托卡耶夫当时已经第二次担任外交部长。峰会快结束的时候，他走过来递给我一个条子，上面用中文写着：姚培生大使，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想请你向领导报告，他邀请中俄两国元首今天在总统官邸参加他的晚宴。
峰会中，各国领导人和官员都在一个会场里，身为外长的托卡耶夫为了方便起见，写下字条并亲自递给了中国大使姚培生。晚宴是纳扎尔巴耶夫的私人宴会，并未事先通知，姚培生马上把字条转交时任外交部长唐家璇，又由唐家璇转告在场的钱其琛副总理。当晚，这场计划外的三国领导人宴会顺利举行。
纳扎尔巴耶夫
亚信会议的全称是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是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就倡议举行的多边论坛，从提出倡议到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亚信现有成员国27个，是纳扎尔巴耶夫任内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成就。
首次亚信峰会前夕，托卡耶夫曾受纳扎尔巴耶夫委派访华，目的正是力邀中国领导人出席。姚培生说，托卡耶夫在北京见到钱其琛商谈此事，得到了钱其琛的一句反馈：我会把你的建议转告中国领导人。“托卡耶夫的外交直觉十分敏锐。听到这句话，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办成了。”
访问结束，托卡耶夫启程回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到机场送行。“这样的礼仪是罕见的。”姚培生说，“托卡耶夫在起飞前专门给国内打了一个电话，说亚信的事儿成了。当时我正好在阿拉木图参加亚信工作小组会议，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副部长临时宣布休会，把我拉到外边走廊里，说‘姚大使，我们得到托卡耶夫外长的消息，中国领导人已经确定可以出席峰会了’。”
姚培生为托卡耶夫《制胜》一书撰写的引言
托卡耶夫2003年出版了介绍哈萨克斯坦外交成就的《制胜》一书，邀请姚培生撰写引言。
姚培生在引言中这样评价这位老朋友：
“托卡耶夫是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一系列外交进展都与他有关。”“他的讲话往往与众不同，既有政治家的原则高度，又有外交家的机灵风格。”
“托卡耶夫又懂经济又懂外交，是个人才。他担任总统不是偶然，而是有很好的基础，得到了纳扎尔巴耶夫的信任，也做出了成绩。”
谈到新老总统交接后中哈关系的前景，姚培生说，“托卡耶夫强调发展两国关系的必然性、重要性，他将继续执行纳扎尔巴耶夫的路线，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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