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主要任务之一是向国际社会进行明确的政策解读和意图传达。在危机时期，通过公共外交建立信任与树立信心尤为关键。近日，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王坚在该中心官网发文，探讨了公共外交在全球抗疫期间所扮演的角色。

　　危机应对举措关乎国家声誉

　　王坚表示，如何应对伴随危机而来的不幸事件，往往比危机事件本身更引人关注，政府处理不当会让危机进一步加剧。如果一国政府缺乏危机领导力，国家口碑和信誉则岌岌可危，甚至受到永久性损害。

　　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教授尼古拉斯·J. 卡尔（Nicholas J. Cull）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上危机时期的公共外交实践告诉我们，采取错误举措会严重损害国家声誉。与此同时，他认为，打破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固有印象非常困难。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高效、瑞典人包容、日本人勤勉，并且会挑选信息来强化这些观点。如果一个国家违背了这些期待，声誉会更容易受损。因此，在疫情期间，国家声誉也与应对举措展示出的特质相关。他认为，疫情期间中国人民的集体行为和在社交媒体上展示出的团结精神将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或者说巩固中国国际形象。韩国、新西兰等国在此次疫情危机中也表现突出，国家声誉得到提升。与此相对，个别国家领导人或者媒体的“阴谋论”和“指责游戏”则产生了负面效果。在疫情危机处理上，美国联邦政府的声誉未能得到捍卫，而一些州却受到了人们的赞扬，例如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在疫情发生之际果断采取措施。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在此次疫情结束后很可能会成为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一颗新星。

　　借助公共外交促成沟通与合作

　　在王坚看来，此次疫情可能会进一步暴露国家之间、文化群体之间的断层，加剧已有的紧张局势。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发表评论称，从历史发展来看，与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不同，疫情往往会使人们分裂开来。王坚表示，控制一场全球性疫情需要前所未有的国际合作，但目前仍有一些国家罔顾全球利益。他在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关于“道德的个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的观点，即作为个体我们可以做到同情和关怀他人，但作为人类社会和团体则难以实现“自我超越”，往往无法真正对其他社会团体的境遇感同身受。不过，尽管人性存在局限，尼布尔仍旧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减少“国家利己主义”。

　　王坚认为，公共外交利用文化项目和交流活动连接世界，是增进国际理解与合作的一条温和路径，也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共同利益之间搭建桥梁。公共外交让处于疫情阴霾之下的人民看到了一些希望之光，例如通过“口罩外交”，增进了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关系。

　　王坚强调，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参与者，媒体有责任提供确切、透明、无偏见的信息。在卡尔看来，如今，信息沟通在世界范围内被当作一种武器使用。我们需要对“信息武装”进行“去武装化”。例如，可以在教科书中更正对其他国家的刻板印象。此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作用，思考自己的责任，保证我们在互联网上传达的信息尽量准确且来源可靠。

　　王坚表示，此次疫情危机过后，世界各国应该重新探讨处理类似大规模全球紧急事件的机制，就如同共同商讨应对气候变化一样。在不同社会层面展开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对沟通人们的思想、感受以及培育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十分重要。卡尔提出，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来解决重大危机。公共外交是实现合作的路径，却常常被认为是零和博弈，要靠牺牲他人来宣传自己的软实力。当下我们需要找到双赢举措，让人们乐于合作。他希望疫情结束后的世界能够重新唤醒人们互相依存的意识。那时仍需要各公共外交行为体帮助人们互相倾听，朝着共同的理想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