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
逆行武汉
上午,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昨天在深圳看完的两例病人的情况。会议刚开到一半,接到通知,上级请钟南山院士去武汉看看,而且必须今天就到。情况真的越来越紧急了,得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并交接好,今天必须到武汉!
下午在广东省卫健委的会议一结束,立刻出发去广州南站。一路上愁眉不展,喃喃说道:“没想到,03年非典过去了,17年后又出现这么大的卫生应急事件。”
现在是春运期间,往武汉方向的火车票早已销售一空,好在有铁路部门的大力帮助,终于在餐车车厢内找到一个位置坐下,可以拿出电脑来好好看看资料,很多事情还需要综合研判。
1月18日前往武汉的车票
晚上九点多,很疲惫,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1月18日,在赶往武汉的列车上睡着
晚上十点多,终于到达武汉,从高铁站直奔武汉会议中心,国家卫健委相关同志简要介绍了当前情况,会议结束已是深夜。
1月19日
从武汉到北京
早上九点,众多高级别专家组的成员已经在武汉会议中心汇聚,武汉市卫健委的同志首先对当天疫情进行了通报,随后与其他专家一起前往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简要了解有关情况。接着就是继续开会讨论、研究,一直到下午五点,会议结束后又马上乘机飞往北京。
1月19日到达武汉调研
晚上九点多,抵达北京,刚入住酒店便又接到国家卫健委的通知,马上进行紧急会议,当时已经十一点钟。在国家卫健委一直开会到凌晨一点半,回到房间休息时已是凌晨两点。
1月20日
“感觉脑袋都木了”
早上六点起床后,开始反复研究昨晚国家卫健委对当前疫情的研判和各位专家建议。七点半,和几位专家集中乘车前往国务院汇报工作,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才结束汇报回到酒店。
但中午一点半要参加疫情防控专家讨论会,会后还要参加国家卫健委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中午没时间休息了。
下午五点,新闻发布会开始,在国家卫健委的组织下,和几位专家分别对媒体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回答,一直到七点才结束。晚上九点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11》的采访。匆匆回到酒店吃饭,稍微准备了下采访的事情,就马上跟主持人白岩松进行了连线。
结束后,确实有点累了,无奈笑道:“感觉脑袋都木了。”
1月21日
很开心,夫人在楼下等
今天要赶飞机,一大早就来到了候机室,还没吃早餐就打电话跟广州方面沟通。这几天的调研和会议,得到的信息量比在广州多了很多。
中午十二点多,终于到达广州。回到家时,夫人已在楼下等,钟院士显得很开心。
中午休息了一会儿,四点又到广东大厦参加广东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结束后,有媒体想要采访,钟南山院士理解大家迫切想要获取信息的心情,于是又接受了一个专访,最后才结束今天的行程。
1月22日
关在办公室
今天不用奔波,把自己关在广医附一医院的办公室,静心对病毒的科研攻关梳理研究。
1月23日
围绕“科技”的一天
今天一天都是围绕“科技”的相关工作。早上,跟广东省卫健委和省科技厅的负责同志讨论研究对新冠防控研究项目联合攻关工作,一直至12点30分才结束。
下午去了趟科技厅,继续研究科技攻关的部署工作,直到晚上6点半才结束会议。
1月24日
向广州市长提出疫情防控建议
今天是大年三十,广州市市长温国辉来广医附一医院调研并检查疫情防控工作,钟南山院士重点介绍了目前疫情的进展情况,并提出一些疫情防控的建议。
1月24日,大年三十,广州市市长温国辉来广医附一医院调研并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1月25日
给一线医务人员拜年
大年初一。早上九点,和几位院领导一起到广医附一医院给大家拜年,致以新春问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真的很辛苦。
之后又马上召集大家开会,共同研判目前疫情发展,研究相关对策和建议。
1月25日上午,钟南山院士与专家研判目前疫情发展,研究相关对策和建议
中午收到了实验室方面关于进行标本实验的相关请示,下午又继续开会商议对策,然后又到广医附一医院研究转院病人的安置问题。
晚上跟上海的宋元林教授连线开会,开到11点。
1月25日晚上,钟南山院士与上海宋元林教授连线开会
1月26日
讨论第四版诊疗指南
上午,在广医附一医院与黎毅敏书记、张挪富院长及赵金存教授一起讨论在临床和科研上的治疗和研究策略。
下午,赴广东省卫健委参加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与北京、湖北、浙江共同讨论第四版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
1月27日
讨论科研方案
今天,与南方医科大学陈教授和香港David Hui教授共同讨论科研方案。
1月28日
研究重症病人治疗现况
上午,在广医附一医院与黎毅敏书记一起研究广东省重症病人治疗现况和状态,并接受新华社的采访。
下午,到广东省卫健委参加电视电话会议,连线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和上海市疾控中心,讨论疫情防控相关治疗方案与疾病诊疗分型工作,并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连线访问。
1月29日
只想尽快了解最新状况
早上,与香港大学Jsm Peiris教授视频连线,讨论了关于全国病例的研究设计问题。随后,与广医附一医院黎毅敏书记研究重症病人的救治问题。
现在只想尽快了解全国各地的最新状况,这样才能好好思考如何开展临床和科研安排,有效应对。
1月30日
早上飞北京,晚上回广州
早上六点起床,要赶赴北京参加工作汇报会。昨晚,好朋友Lipkin教授没有见到钟南山院士,今天一早六点半,钟南山院士跟他同车出发去机场,这样在路上和候机时,都可以跟他交流疫情防控的经验,他给了钟南山院士很大的启发。
中午十一点,抵达北京,直接赶到国家疾控中心参加下午的工作汇报。
1月30日,钟南山院士在飞机上处理工作
明天还有很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今晚必须赶回广州,所以下午六点,会议一结束就急匆匆向机场飞驰。在车上,北京卫视还对他进行了一个非常紧急的采访。抵达广州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
1月31日
继续研究疫情防控工作
早上八点半,回到办公室,继续研究疫情的防控工作。在疫情的防控上需要大数据的技术支持,由郑劲平教授牵头的大数据工作在这个时候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与他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讨论。
下午继续与科研组开会,讨论全国病例的收集工作。
2月1日
去ICU病房会诊
早上八点半,回到办公室。今天全国感染人数已经破万,钟南山院士努力协调各方面工作,指导关伟杰他们开展全国病例研究的科研工作。
中午十一点,收到通知,中午十二点要与北京方面进行电视电话会议。随后与黎毅敏书记研究重症救治问题。
下午三点半,去广医附一医院的ICU病房进行会诊,病人情况比较特殊,有待进一步研究。这时,广医附一医院第二批支援武汉的医生要出发了,得去送送。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归来。
送完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后回到办公室继续思考重症病人的问题,一直到晚上7点半才回家。
2月2日
讨论敲定第五版诊疗指南
与往常一样,一早来到办公室开展科研攻关工作,并研究全国的疫情情况。随后召集了临床重症治疗的专家对第五版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修订工作进行讨论。
下午三点,到达广东省卫健委。
在视频上与全国的专家一道,经过了近4个小时的讨论,大家终于敲定第五版新冠肺炎的诊疗指南。
2月3日
讨论重症病人救治策略
上午,与重点实验室Mark Zanin和Sooksan Wang以及何建行教授、杨子峰教授共同讨论科研攻关工作。随后又与黎毅敏教授、刘晓青教授等重症救治团队共同讨论重症病人的救治策略。
下午,回到办公室继续协调相关治疗任务。将近下班的时候,拍摄了广州MV的视频。
2月4日
与哈佛大学医学院会谈
上午,和团队成员,包括冉丕鑫教授、何建行教授、李时悦教授、郑劲平教授、赵金存教授、梁文华教授、Mark和Sooksan等研究学者,与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及团队会谈,讨论关于疫情、试剂和药物的合作事宜。
下午,继续与何建行院长以及关伟杰、梁文华教授等商讨研究和论文撰写相关事宜,继续跟进全国疫情治疗研判工作。
2月5日
讨论重症病人的病情和救治
上午,召集广医附一医院重症救治团队讨论重症病人的病情和救治,研究广东疫情进展情况。
下午三点,到珠岛宾馆参加广东省市领导与专家的座谈会,会后回到广医附一医院继续工作。
2月6日
全省远程会诊
上午,在广医附一医院办公室研究科技部科研攻关项目的筹备工作。
下午,在8楼参加全省的远程会诊,对全省患者病情进行研判,对重症病例进行分析,提出下一步医疗救治计划。
2月7日
讨论临床治疗的应用
上午,到广东省科技厅介绍科技攻关项目立项事宜。
下午三点,到广东省卫健委开会,讨论临床治疗的应用并接受了媒体采访。
2月8日
与深圳方面远程会诊
上午,中央巡视组视察广医附一医院,钟南山院士和相关负责同志见面会谈。十一点时,在广医附一医院8楼又与深圳方面举行远程会诊。
下午,在办公室继续工作。
2月9日
讨论开展临床试验相关事宜
上午九点半,到省政府参加会议,研究相关治疗问题。会议结束以后,马上回到广医附一医院协调工作。
下午三点在办公室,与广医附五医院周新科院长开会,讨论开展临床试验的相关事宜。
晚上七点,结束一天工作,离开办公室。
2月10日
参加国家卫健委临时紧急会议
上午,回到办公室,开始准备明天路透社的采访,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全面的回答。
中午一点,参加国家卫健委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最新临床症状研究成果和关于第五版临床诊疗指南的应用及改进反馈。
下午回来以后,继续准备相关资料。
2月11日
首次与湖北前线医务人员远程会诊
昨晚睡眠不好,面带倦容。上午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他们一共问了26个问题,感觉回答得还不错,总体采访效果很好,采访顺利结束。
下午三点,到省药监局与相关项目牵头人、临床专家们共同协调研究相关项目,会议持续约1个小时。
随后与广医附一医院支援湖北的同志们举行粤鄂两地“面对面”会诊新冠危重症病例。这是首次与湖北前线的医务人员进行远程会诊连线,以后会常规化。
2月12日
办公室和会议室“两点一线”
今天是办公室和会议室“两点一线”。这几天收到大量邮件,主要是关于对相关论文的讨论,有些实在来不及一一回复,就召集各相关方向的研究人员协助跟进和回复。
2月13日
忙到没时间休息
如常,只是今天电话特别多,上午和下午几乎都没有休息过。
2月14日
上午开会,下午讨论论文
今天上午,要参加国家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九点半就抵达了广东省政府,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半。
中午,回到广医附一医院,对团队论文继续进行讨论。
2月15日
如常
如常,在广医附一医院办公室处理各项工作事务。
2月16日
“我想听听武汉那边专家的意见”
暴雨过后,冷空气影响下的广州,风很大,特别冷。今天的主要工作是到广东省卫健委参加视频连线会议,讨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的更新。在会议过程中,钟南山院士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想听听武汉那边专家的意见”。武汉的专家在第一线,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
4个半小时,270分钟,没有一秒的缺席。思想的碰撞、意见的交换,在这个干冷的周日早上,大家燃起了思想上温暖的火焰,希望能为武汉带去温暖与光明。
钟南山院士的午餐,一般不会在中午十二点前,而只会出现在完成任务之后。今天的午餐是下午两点。
下午,开了很多会接了很多电话,他说“我其实就是一个联络人,趁现在讲话还有点用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推动一些工作。”
一忙起来就忘记了时间,转眼就是晚上七点半。要先打个电话回家,不然夫人该着急了。
终于忙完今天最后一件事,钟南山院士松了一口气,说明天可以好好休息下,他以为明天是周日。但其实,明天是周一。
2月17日
新一周又开始了
新一周又开始了,上午十一点,呼研院领导班子开了一次碰头会,共同商议、研究疫情防控的临床、科研等工作。
会议刚开完,马上与支援武汉的广东医务队视频连线,远程会诊武汉的重症病人,一直到晚上7点后才结束会诊。
2月18日
紧急召开会议
上午,紧急召开会议,研究最近包括哈佛医学院等多个科研合作上的安排和进展。
2月19日
与哈佛大学医学院连线
早上,和工作团队与哈佛大学医学院进行连线,讨论了近3小时,就7个领域的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期待双方合作成功。
由于明天世界卫生组织到广州考察,为了提供科学、合理的意见,钟南山院士与团队成员共同协商、研究准备讨论的相关素材和资料。
2月20日
与世卫组织专家座谈
上午,一方面协调解决ACE2药品的进口问题,另一方面,为下午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继续收集和准备材料。
下午四点,抵达白天鹅宾馆,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及国内专家、广东省和广州市各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广东省的有关负责同志作疫情防控情况介绍,广州市的有关负责同志作补充汇报,专家集体讨论,至晚上7点方才结束。
2月21日
与云南方面视频会诊
一早上回到办公室,对氢氧气雾化机的全国配送工作进行协调。
上午,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同志到达广医附一医院见面共同商讨对策。会谈结束后,马上赶到8楼会议室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张云辉主任视频会诊,云南省委领导莅临远程会诊现场。
2月22日
即使周末还是早早到了医院
即使是周末,还是早早到了医院。受广州市委市政府的委托,再次致电驰援武汉一线参加抢救工作的张挪富院长,向武汉前线的同志表达慰问:大家在前方一线都很辛苦!总书记对大家非常关心、挂念。我们后方对解决好你们的家事、难事、心事,都做了相应的安排和保障,你们放心。希望大家保重身体,继续一心一意做好工作。
随后,马上到广东省卫健委开会,讨论当前广东的疫情和相关临床研究。
下午3点,回到广医附一医院,准备下周讲座的素材,以及处理临床研究事宜。
2月23日
连轴转地工作他有点累了
今天的远程会诊,是首次与广东对口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的视频连线,钟南山院士表达了对前方战友的感谢与鼓励,并着重表达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所有与武汉一线视频会诊,钟南山院士从来没有缺席过。他在会上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来指导的,我是来学习交流的”。从远程会诊的会议室赶回办公室,又是一轮电话联系和邮件处理。
连轴转地工作,他有点累了。
2月24日
指导治疗多个重症病人
上午,与各位研究人员开会组织整理欧洲胸肺学会(ERS)讲座的素材,期间与广东省卫健委进行了多次沟通。
下午,参加与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远程会诊,张挪富院长等医务人员参加远程连线,指导了多个重症病人的治疗。会诊结束以后马上与氢氧气雾化机生产厂家商讨供应配送问题。
随后,甘肃省卫健委来电,希望开展藏药的相关研究工作。
晚上八点,阅改完南方日报的稿件后结束今天工作。
2月25日
又是晚上八点才结束工作的一天
上午,准备欧洲呼吸学会周六讲座的视频录制工作。
下午周文良教授来访,共同讨论了关于小气道粘液增加以及氯离子消毒的处理方法。
下午三点,陈志南院士到访,讨论治疗新冠肺炎潜在药物的应用。
下午四点,研究协调全国氢氧气雾化研究开展及设备配送的问题。
晚上八点,结束一天的工作。
2月26日
难得的清净
今天难得的清净,一天都在办公室准备ERS讲座的课件内容。
2月27日
参加新闻通气会
今天上午,要参加在广州医科大学举行的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通气会。昨天听说媒体关注度很高,今天早早来到现场,和广州市政府新闻办的同志沟通交流。
2月27日,钟南山院士与广州市新闻办负责同志商讨新闻通气会事宜
上午十点,新闻通气会准时开始,现场媒体来得很多,在短短两小时内,回答了不少记者感兴趣的话题。
通气会后,与广州医科大学冉丕鑫书记、王新华校长、广州市委宣传部朱小燚副部长、广医附一医院黎毅敏书记就新闻通气会进行了小结。
随后,在实验室办公室讨论小气道内高度粘液产生的原因、病理和解决办法。
下午,回到广医附一医院与几位研究人员一起讨论并继续整合ERS的课件内容。
2月28日
与国外视频连线讨论到晚上九点
由于小气道高粘度粘液的问题困扰心头,早上在准备课件的时候,还通知了广医附一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主任们一起讨论病理特征和解决方法。
下午,准备ERS的课件。
晚上七点半,收到了国外COVID-19指南制订的讨论会议,赶紧与国外进行视频连线,一直到九点才完结。
2月29日
连线讨论治疗指南第7版
上午,在办公室进行课件准备,尝试是否能解决小气道粘液问题,一直到下午才准备和试讲完成。
下午,推进相关工作。
晚上,赶到广东省卫健委与北京、湖北连线讨论新冠治疗指南第7版,一直讨论到晚上9点半才结束。
3月1日
在家准备讨论答疑内容
在家准备ERS视频课程的答疑交流及哈佛大学视频会议讨论内容。
3月2日
为前线优秀医务人员入党宣誓领誓
上午,在广州医科大学16号楼与杨子峰进行了短暂的会议后,赶回广医附一医院参加每周工作例会。
下午,研究、准备六点与ERS的候任主委Anita Simonds连线的课件内容。
下午四点,又赶到广医附一医院8楼会议室与在武汉协和西院的张挪富院长连线讨论,然后参加了前线火线优秀医务人员入党的宣誓仪式,并进行了领誓。回来以后马上与Anita Simonds进行了视频连线对话,与欧洲的同行分享中国抗击疫情的经验。
晚上九点半,与哈佛大学医学院再次进行了连线,继续磋商合作事宜。
3月3日
在办公室处理工作
今天,在办公室处理了众多医疗救治上的沟通工作。
3月4日
参加疫苗班会议
今天早上,到病区看氢氧机的使用和病人的配置情况。
上午十点,与黎毅敏书记、刘晓青主任共同为重症监护室的监控病人进行远程查房和会诊。
下午三点,在广东省卫健委参加了由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院士牵头的疫苗班的会议。会后,根据广东省红十字会来函,经广医附一医院党委和其本人同意,同意徐永昊同志赴伊拉克参与援助救治工作。
3月5日
研讨准备相关科研成果的推进工作
今天,一直与关伟杰教授研讨准备相关科研成果的推进工作。
3月6日
题词一首“寄少年”
早上九点半,到广东省政府进行了国家电视电话会议,汇报研究现状。下午三点回到办公室以后,与专业律师、研究者们一起研究与相关机构开展国际合作的一系列协议。
下午四点半后,到珠岛宾馆与省市领导进行座谈会,一是汇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科研单位重要讲话精神的体会,二是通报了自己抗疫相关研究成果,三是介绍当前形势及科研方向,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会议一直到晚上七点结束,匆匆回家吃饭后,晚上八点半又回到广医附一医院,送别支援伊拉克的重症医学科徐永昊医生。送别后,回到办公室,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很多小朋友给南山爷爷的信,并认真回信、题词赠了一首“寄少年”。
3月7日
进行国际地区多方专家疫情治疗方案讨论
早上九点,回到办公室,与杨子峰教授及相关研究人员讨论临床效果研究结果。九点半,与湖南省有关方面进行远程会诊,这次会诊主要讨论了三例重症病人的救治方案。
下午三点,与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意大利等专家进行国际地区多方专家疫情治疗方案讨论。
3月8日
13床的病人情况不好
周日的早上接到通知,13床的病人又出血,情况不好,处理完手头工作后马上赶到广医附一医院参加会诊。
3月9日
处理大量紧急邮件
今天早上,照常参加每周一的工作例会,共同协商近期需决策的重要事项。
十点,参加与佛山市南海区合作框架签约媒体会。
十一点,参加珠海丽凡达试剂研究会议。
下午,在广医附一医院处理大量紧急邮件。
晚上九点,在实验室5楼进行加拿大连线会议,讨论重组血管紧张素2(ACE2)治疗重症新冠肺炎临床问题。
3月10日
会议结束后到实验室工作
上午,一直在开展相关国家自然基金课题评审。
下午,赴广州市委参加疫情防控座谈会。会议结束后,到实验室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3月11日
好不容易可以去看牙齿
好不容易今天早上可以去看牙齿,但中午不到11点又回办公室,与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卫健委的负责同志会谈。
下午两点四十,中央巡视组来院调研,座谈交流。
下午四点,参加了中科院浙江数字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共同组织联合实验室的筹备会议。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