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春天如期而至。

　　按照原计划，3月16日，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应该出现在武汉，在湖北省图书馆为公众做一个讲座。而现在，讲座因为疫情延期了。

　　骆玉明渴望能够尽快和武汉的朋友相聚，“和他们谈论经历过的一切，流过的泪，受过的伤，和不灭的梦想”。

　　在他看来，瘟疫打击了人类世界脆弱的部分，也彰显了人性中高贵的东西：“尽管大自然不在乎人类的悲欢，但我们仍对生命表达欢欣。”

　　诗的本质就是多情，是从苦难、焦虑与繁乱中寻求美好

　　记者：您一直专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您感到伤感的时候，如果可以穿越时空，您想邀请哪一位古人到现实中，和他聊聊当下？

　　骆玉明：杜甫吧。

　　记者：为什么是杜甫？

　　骆玉明：杜甫他有情，他是个多情的人。有的人忧国忧民，是出于职务和责任上的原因，有人则出于政治与道德意识，而杜甫的多情，在于他对他人的遭遇有很强的感受力、很强的共情力。同时，杜甫又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诗人，他写细小的自然之美也充满了喜悦。

　　我们知道杜甫一生多难，经历过巨大的波折，却始终不改这份多情。我们读《春望》的开头，“国破山河在”之后，是“城春草木深”，这里有人世的悲恸，也有春天带来的感动。还有《伤春》也是，在“天下兵虽满”之后，是“春光且自浓”。不论人世间发生了什么，四季轮回后，总是又一番春色。

　　记者：有些人觉得，当下，面对疾病和死亡，谈论诗词歌赋、明媚春光等等是不合时宜的。您怎么看？

　　骆玉明：我还是用杜甫的诗来回答吧。杜甫的那两首诗，我想那里面还包含了一层意思：不论人类遇到什么样的劫难，大自然并不在乎。

　　中国古人有这样一种态度：在一个宏大的世界中，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人类是否为某个超越的意志所关爱，是无从证明的问题。老子就不相信这个，他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刍狗”是草扎的狗，用于祭祀的场合。当每次仪式完毕，刍狗就被随便地扔到路旁，天地间的万物，莫非如此吧。大自然没有感情，万物各有其过程。人类本也受着这规则的支配，却偏偏自信特别为天意所爱，其实何尝有根据呢？

　　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用了2008年山东省的高考作文题“春来草自青”。这原本是《五灯会元》中的禅家话头，说的就是一种平静坦荡、顺适自然的生命态度。

　　记者：您在谈论诗歌的意义时，曾经说过：“面对现实的不美好，诗歌是一个盛放我们对生命美好期待的空间。”在看到许多痛苦和眼泪后，眼下我们能从这个空间中汲取什么？

　　骆玉明：在文学世界里，历来有描写苦难如何使人变得更高贵的传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人在没有遭遇苦难的时候，往往是很轻浮的。而苦难，能使人意识到自己的不可信、不真实和无力。

　　即使个人的生命终将归于虚无，如祭祀后的刍狗，生的意义却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即使人类无法从上帝那里获得仁爱与公正，人类还是要为自己选择合理的目标。在苦难之中仍去寻求美好，这就是诗的力量。

　　诗歌不仅是风花雪月，风花雪月也未必都是浮华之词。诗歌中也包含强大的精神力量。诗的本质就是多情，就是从苦难、焦虑与繁乱中寻求美好，剔除污垢，使生命有光彩。作为普通人，我们在灾难中阅读优秀的文学，能更好地理解历史、理解人性、理解自身，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

　　人类既是自然的一环，又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

　　记者：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秩序习以为常了，骤然看见无常，特别慌张。您曾说过，古代诗歌、小说都表达过对生命无常的美的理解。面对当下，我们又该怎么理解这种“无常”？

　　骆玉明：我们暂且把“无常”当作一种人类对生活的感受来理解，那么，它表达的主要是：世界是不在把握之中的，一切美丽的东西都会消失。无常也是对荒诞的表述，因为不可知的变化会取消人们曾经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

　　但即便如此，无常也不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东西。无常的世界和人生包含着美。而且，也正是因为无常，美才格外动人、格外珍贵。王维的诗和《红楼梦》就在说“无常是美”。

　　而且我们相信，人在面对无常的时候，还是有力量的。因为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的存在——它既是自然的一环，又是自身历史的创造者。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双重性？

　　骆玉明：作为自然的一环，人必须尊重自然。所谓“人定胜天”，所谓“战胜自然”，或许可以被用来表达人类的创造意志；但如果说凭借这种意志就可以轻率地冒犯自然，那么必定给自己带来灾祸。

　　有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像王朝的兴衰、族群的迁徙、技术的发展，都和流行病有关。现在许多学术研究，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讲述古代历史的变化，很少讲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实，从历史长轴上来看，瘟疫对人类世界的冲击从未间断，在文学中也一直能看到相关描述。人的历史，就是在一波一波地渡过劫难，也是与瘟疫始终同行的历史。人类是从重重灾难中走过来的，每一次大的灾难都要求人类在这双重身份之间找到平衡。

　　这次疫情中，因为网络信息的传播和放大，大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如果睡不着，大家可以读一点古典文学、读一点历史，会看到瘟疫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东西。所以，对瘟疫应该高度重视，但过度的紧张焦虑没有太大的必要。

　　记者：人类作为自身历史的创造者的那一面的功能呢？

　　骆玉明：从大的范围来说，就是没有任何外加的力量或自然规律决定了人是什么样的、历史是什么样的。正如马克思说的，自觉和自由是人类的本质。

　　我们单从人和瘟疫的关系来说，如何应对瘟疫，构成了人类群体对历史的书写。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恐怕难以完全消灭瘟疫，但是否有足够力量来遏制或者减弱瘟疫带来的伤害，是另一重问题。

　　瘟疫会打击人类世界脆弱的部分，也会彰显人性中高贵的东西

　　记者：之前这个春节您是怎么过的？

　　骆玉明：我几乎每天都在看新闻，我也一直和身处武汉和湖北其他地方的朋友联系。起初，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突发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对大家的情绪影响非常大，之后能够控制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您记日记吗？

　　骆玉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青少年时代的环境，一般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疫情中有一件事给我不小的冲击：今年春节后，我在一个高速路口遇到检查，发现他们在排查湖北人。后来又看到各种关于湖北人在省外遇到种种限制乃至不公平对待的信息，其中的一些做法是不必要和无礼的。其他的问题，如疫情引起人与人之间互相疑惧而隔膜，以及最初一段时间，物资的缺乏造成争抢甚至暴力冲突等等，这些都显示社会德性薄弱的地方，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露出狼狈的一面。

　　记者：人面对自然如此卑微，若德性又经不起考验，那面对危难，个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骆玉明：让能够思考的人思考，能够记录的人记录，能够说话的人说话，我们会更好地认识真相。

　　记者：什么是真相？

　　骆玉明：瘟疫会打击人类世界脆弱的部分。瘟疫对社会组织和社会道德是很大的考验。中国的优势是国家动员力量强大，这次再次得到证明。但追究疫情从初起到暴发的过程，还是暴露一些漏洞。疫情来了，考验社会结构是否脆弱、考验社会道德是否健全，同时也暴露出人的德性中低劣的部分。

　　但疫情也会彰显人性中高贵的东西。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已经看到很多，众多医务工作者在这次疫情中付出了何等艰巨的努力。他们崇高的品格，在苦难的迷雾中光华闪耀。最近我经常看“抖音”，因为在疫区工作的年轻护士们会在工作的间隙拍一些视频。她们穿着防护服唱歌、跳舞、说笑，可爱得不得了。

　　在这场“大考”中，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疫情弥散的过程里都得到了一个机会，环顾周围，反观自身。我们可以省思人类的文明法则及社会结构与自然灾害的关系，可以设想在极端条件下周围的人群会出现什么状态，也可以审察自己所信奉的为人准则有没有那么可靠。

　　人是做了人才去寻找希望的，而并非是有希望才去做人

　　记者：千万年来，人类最恐惧的莫过于死亡。古人如何在文学中纾解这种心中的“怕”？

　　骆玉明：不论是来自大自然的病毒，还是来自别的方面的病毒，人终究能战胜它。因为人终究是正义的。这么说，不代表这么说能管用。但作为人，我们必须相信，不然人就没有价值了。

　　我们必须证明历史必然是正义的、必须证明人根本上是善良的，并且对此深信不疑。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依据，这仅仅是人对自己的定义。就是凭借这种相信，人才能继续活下去，人类一次次遭遇灾难，才能最终不被灾难所打倒。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自己定义自己的能力？

　　骆玉明：当人在瘟疫面前显得脆弱，并暴露出种种不堪时，人就会回到人的定义。人的意义，是由人自己定义的，这个定义不来自于神或者历史规律。人在苦难中，会不断回到这个定义本源，查看自己是否有力量来重新定义自我。

　　面对种种令人心焦的状况，我们不能说，反正未来一切都会变好的。如果未来要好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把一件件事切切实实地去做好。但另外一方面，人也不要把生活完全置于将一件件事情做过去的日常状态中。人，还可以从更高的高度去看历史、看社会。

　　当知道人类的历史始终与瘟疫并行，当理解我们仅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当明白终究我们是置身于自然之中时——虽然不是这样想就能超脱、就能平复情绪的，但是，我们会因此而看到更真实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记者：为什么这个定义如此重要？

　　骆玉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人性本来是善的，人仍然要如此设定。这是因为，若非如此，人不能成为人。这句话很空，但也最实在。我们考虑这句话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大家保持仰望星空的姿态，而是对我们如何定义自身提出要求——

　　如果我们是胆怯的，那么我们胆怯到什么地步不再胆怯？如果我们是虚弱的，那么虚弱到什么程度才停止虚弱？如果我们是猥琐的，那么我们猥琐到什么程度才不猥琐？

　　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并以此为立场去做事，他才能成为他自己。人是做了人，才去寻找希望的，而并非是有希望，才去做人的。

　　虽然说“大自然不在乎人类的悲欢”，但我们仍然对生命表达欢欣

　　记者：您现在开始上网课了吗？

　　骆玉明：已经开始上网课了。这个学期在上《古典诗词导读》，用视频授课。学生如果有问题，我带着助教在网上答疑。

　　记者：您自己在读什么书？会特别推荐学生读一些书吗？

　　骆玉明：我读书读得很杂。一时手头也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书。有些朋友在读加缪的名著《鼠疫》，没有读过的话还是值得一读的。

　　解析文学经典的过程中，也是一个思考人的定义的过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文学家、一个诗人，一般来说也是一个读圣贤书的知识分子，一个追求“道”、追求真理的人，同时往往也是朝廷命官。很多人对自己的多重身份是有认识的。他们不仅仅享受做官过程中的利益好处，也懂得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当然，这里面会发生很多矛盾，当各种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时，他们需要思考，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再回到杜甫。他写下“三吏三别”时，是一名官员，他对自己的官职有义务，但他也意识到百姓作出的巨大牺牲，他竭力描摹出人民的不幸，为民众的痛苦而嘶喊。当他写诗的时候，他定义了自己，他是诗人，不是政治性的存在，是超越政治性的存在。真正的诗人是作为人类的灵魂存在的。

　　记者：如果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或科研工作者，现在可以冲在一线和疾病作斗争，被视作天使和英雄。作为一名文科教授，您此刻怎么定义自己的作用呢？

　　骆玉明：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可以清醒地理解自己的处境和责任。但你有时会觉得，要说话给别人听很难，很难沟通，这种情况下，会觉得很无力。但我始终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去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尽量做好。此时，我不是一个大历史中的个人，而是一个具体的教师。

　　这么多年，我教过的这么多学生里，总有人因为听到我的课，有所受益，比原来会思考。有一次我在外面给成年人上课，课后有人特意走过来和我说：“我想了很久的问题，都给你说明白了。”这种时候，我觉得很快乐，很有成就感。

　　上过我的课的学生都知道，我不喜欢下判断，因为判断牵涉到和世界关系的界定，涉及个人的经验。我做得更多的是分析，同学生讨论认识世界的方式，一种尽可能去真实地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我是一个教师，是一个提醒众人关注认识事物之方式的人，这就是我的定位。

　　记者：自然如果只是一个永恒“不仁”的周而复始，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

　　骆玉明：据专家推测，这次疫情阶段性受到控制后，未来会慢慢消退。当然，我们这个国家还在经受考验。但情形逐渐明了，办法越来越多。对疫情，每个人都必须谨慎对待，这固然是一场灾难，但如果灾难能引起思考，能揭露弊病，能够使每个人变得更清醒和明智一些，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中收获重要的成果。

　　春天已如期而至。虽然说“大自然不在乎人类的悲欢”，但我们仍然对生命表达欢欣。我原来预订3月16日去武汉，在湖北省图书馆做一个讲座，现在因为疫情延期了。我希望能够尽快和武汉的朋友相聚，和他们谈论经历过的一切，流过的泪，受过的伤，和不灭的梦想。

　　骆玉明 1951年7月生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世说新语精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