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工作当然不是每天都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过日子，偶尔也会有些愉快难忘的经历。
尼克松最后一次访华
1993年初，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年满80岁，他表示将进行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他一直把1972年对中国的访问视为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对外访问，殷切希望最后一次出访能再去中国，重温他1972年访华的那一段岁月。中国领导人充分理解这位打开中美关系老人的心情，决定邀请他再度来华，还为他特地安排了一架专机。
1993年4月8日晚7点40分，他兴奋地走出机舱，同前来欢迎的刘华秋副部长等人一一握手。陪同他来访的只有女秘书和一位随从。去钓鱼台国宾馆的路上，他关心地问起日程，殷切表示：“这是我最后一次出访，也是最后一次访华，希望能按照1972年我访问的路线安排，使我能旧地重游，重温那些许多美好的记忆。”刘华秋告诉他：“一切安排都是遵照您的要求，北京之后是杭州和上海，最后是您希望去的广州，另外还有深圳。”他听后激动地握着刘副部长的手说：“太好了，感谢中方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钓鱼台国宾馆，特地安排他住进1972年下榻的12号楼，这立即唤起他的记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高兴得像久别家门的游子。
在北京，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等中国领导人分别会见了他。他虽然是80岁的老人，却依然头脑清醒，健谈如故，而且总要情不自禁地谈及他当年同毛主席、周总理谈话的情况。访问北京后，我陪同他到外地去，专机上他经常滔滔不绝地谈起1972年访问时的情景，仿佛又回到那个年代。
作者陪尼克松游湖
杭州安排他住在当年下榻的地方，他在同周总理商谈《上海公报》的那个房间，用手指着告诉我们，他当时坐在哪里，周总理坐在哪里，他们怎么谈的，似乎一切历历在目，时而沉默地沉浸在回忆中。
尼克松在当年种下的红杉树前
观看他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红杉树时，他激动得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用手比划着说：“我带来时才这么高，现在都长得这么高了。”听到红杉树已在中国好几个地方繁衍成林时，他十分感慨地说：“真诚希望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也能像红杉树一样越来越茂盛。”
他当年在上海下榻的锦江饭店正在装修，主人还是把他带到发表《上海公报》的大厅。昔时情景仿佛又回到他眼前，他指着告诉我们，他站在什么地方讲了什么话，周总理又站在哪里讲了什么话，往日的场面记得一清二楚。
参观游览上海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上海我过去来过两次，感到同1972年没有什么大变化。这一次我却发现上海大变了，上海的领导特别出色，人民也真了不起。”女秘书告诉我，尼克松来中国前准备了500张签名名片，全都发光了，又在上海赶印了1000张，晚上戴着老花镜一张张认真签上自己的名字，他说中国人太热情了，他喜欢中国人。
在广州，他看到改革开放的新景象，兴奋不已，连口称赞。在参观个体商摊一条街时，他不时停下来同商贩交谈，交给他们自己的名片。尼克松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发现他就是尼克松时，纷纷拥上来同他握手，他一激动，站到轿车旁，向围拢过来的人群频频挥舞手臂。陪从悄悄说：“瞧，我们总统又回到了当年竞选总统的情景。”深圳的发展更令他感慨万千，当我告诉他几年前深圳还是个小渔村时，他连连说：“真了不起！”
尼克松最后一次访华的最后时刻
临别时，他一再对这次接待表示感谢，说这是他永难忘怀的一次访问。我说全中国都按照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蓬勃发展起来，建议他将来再到其他地方看看。他动情地说：“看来，我该改变不再出访的决定，再回来一次。”可惜他的这个想法没能实现。
1994年4月22日，他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他闯荡了一生的世界。我国特别安排正在加拿大访问的邹家华副总理兼程赶到尼克松图书馆，代表中国人民向这位为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的老朋友告别。
作者简介
马振岗 1940年11月生，山东省人；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1997年至2002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在英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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