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与文明差异时，公共外交很难化解已经巩固的负面情感倾向。这种困扰在邻国之间尤其难以化解，因为身为邻邦，总是认为能够掌握对方，也相信对方了解自己，结果反而更难取得谅解。为形成一种中国与邻邦之间的公共意识，在相互理解尊重的情感中和谐共处，那么进入邻邦的话语及情境、摆脱霸权论述，是中国公共外交起步之际所不能绕过的真实挑战。
　　
　　政府对国际社会进行宣传与动员，上焉者能以各个当地社会熟悉的语言，不动声色地植入自己国家的观点，下焉者起码针锋相对地提醒对方注意盲点。可是，如果涉及到的是价值与情感的核心，即使熟悉彼此的话语，也未必有助于化解大众根深蒂固的成见，反而还会在试图阐释的过程中，引发进一步的猜忌。
　　
　　简言之，一旦面临不同的历史文化脉络与文明差异，及由此所派生独特的自我认识，纵令积极开展公共外交，也仍不易化解在形成文字之前已经巩固的负面情感倾向。这样的困扰，在邻国之间尤其难以化解，因为身为邻邦，总是认为能够掌握对方，也相信对方了解自己，结果谅解反而更难获致，沮丧或愤怒更容易累积。
　　
　　邻邦重要性不亚于霸权国家
　　
　　一旦身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印象中，邻邦的地位格外重要，因为近代中国所卷入的军事冲突，一向是在自己的周边，从来不曾如欧美国家那样远赴重洋主张势力范围，或像美国至今仍然乐此不疲。亦即中国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防卫，与美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自我期许，截然不同。但当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能力日益健全之际，原由华府主导的秩序就不全再是华府片面能决定的，即使华府所熟悉的亚洲秩序没有受到中国的挑战，也将因为独占局面不再而备感不适。
　　
　　值2010年夏季，华府频繁派遣部队来到中国周边的黄海、台海、南海，借故进行军事演习，出售军火，延续盟约等等行为，其意义就不单纯只限于是演习或军售本身相关的安全政策，更是在质问中国周边各地，把谁当成是东亚秩序的终极维护者，华府这种心理不适的现象，理当是公共外交应当聚焦之处。
　　
　　由于中国与日本之间有二战遗留的历史责任问题，与印度之间有边界争议，在南海有主权争议，在台海有和平统一的任务；另一方面，华府为牵制北京，继续在韩国与日本驻军，与朝鲜就非核化议程龃龉不断，相互制裁威胁，并密切注意两岸关系改善不至于影响华府继续通过台湾牵制大陆。不论是实际利害考量还是当前决策氛围，北京均耐心应对各种挑战、挑衅，且巧妙折冲，勉力于各方共同的和平发展。但华府得以在其中勤做文章，乘虚而入，遂行裹胁，忽鹰忽鸽，制造事端，则是因为北京并不能真正化解周边各地对中国在情感上的抵触。
　　
　　质言之，除南海主权问题与诸国达成较稳定的默契之外，中日之间因为二战之间的历史问题，中印之间因殖民主义与边界战争遗留的划界问题，涉及的不仅止于利害问题，更是情感问题，需要积极超越，徒然贯注在对方能否采取正确立场，尚不足以应付。
　　
　　公共外交在此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在与亚洲邻邦营造共同话语，找寻得以超越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视角，开展不同的情感脉络。近年以和谐世界为主轴的对外交往态度，确实标志了欧美所不熟悉的一种群体导向的世界观，以致于大量欧美学者试图解构和谐世界，他们纷纷为文质疑，指控和谐世界是中国中心主义的思维，摆出一副万邦来朝，对周边采取思想控制的软机制。这样的猜疑颇能撩拨中国周边各地的情绪。
　　
　　实则，和谐世界蕴含了数千年来中国人在生活中累积的人生智慧，我们着重于行为者的意图，因而与美国观察家更注意实际的能力，颇为不同。后者即美国的分析角度所假定的，就是能力一定是为自己谋福利的，不可能会是为旁人谋福利的。这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即“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大相径庭。理论上，和谐世界将国家置于更大的全球群体之中，且与群体的和谐关系胜于一时的利害考量，能力愈强者便愈应服千万人之务，而愈不在意一己之私。在中国与邻邦之间，须要能恢复群体情感的政纲与话语。
　　
　　公共外交应否继续借用霸权论述当前流行软实力分析，依照美国的理解是，华府要说服对手相信，凡是对美国好的事，都必然对他们自己也是好的，故即使情感上厌恶美国，仍在于人性本恶的前提下，为了利益而会服膺美国价值，接受美国制度，然后会出于敬畏而愿意容忍华府主持世界秩序，维系美国的领导，有的如东京或台北更心甘情愿分摊成本，供养霸权出入世界的各个角落。
　　
　　这样的软实力概念与传承东亚历史文化的和谐世界观显然南辕北辙。既然和谐世界是关系与群体导向的，则软实力的内涵便另有所执。一言以蔽之，和谐世界的软实力在于让构成群体的其他成员相信，对他们好的事，就是对中国好的事，所以在他们谋取利益的同时，既不需要与中国为敌，更会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根据中国（或和谐世界里的主要大国）的风范，不再只以自己的好处为主要考量，懂得风行草偃。儒家文化鼓励减税足食与修养足兵的政策，根据仓禀足就会知荣辱的道理，于是便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仁政信仰。
　　
　　在周恩来主持外交的时代里，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的学习，并不影响外交言行中所散发的大国风范，以至于中国外交辞令中鲜少出现关于中国自己的利害问题，当时表达中国外交的斗争原理，必定包含着亚非拉或第三世界整体的利益。反而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20世纪90年代之后留美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返国之后，国家利益渐渐从学术分析成为外交词汇。时至今日，核心利益也成为中国对美外交中耳熟能详的话语，甚至以讹传讹用来描述北京对南海的重视。这样的概念有多大程度或在多长时间里反映了真正的核心利益实未可知，但是与群体导向的和谐世界观难免格格不入。
　　
　　采用核心利益这样的观点对美交涉，是公共外交的一种努力方向，让华府认识北京对特定议题的重视程度，但又恰恰说明了美国对话语权的超级软实力，竟导致中国根据美国以能力为导向的视野，翻译自己的重要立场，外界习以为常认为中国必定根据自己的利益崛起，则建立势力范围，驱逐美国，独占南海，也不足为奇。如此，不但周边邻国嵌入了与中国在国家利益上不可共处的情感抵触，同样重要的是动摇了群体间的相互体谅与和谐世界的信用。
　　
　　在和谐世界的理想里，大国理当妥协让步。但是，现在超级大国不让步，而且运用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情感矛盾，强化裹胁效果。北京虽然直接与华府周旋，在可能的政策范围里尽量配合，传达维持和谐关系的善意，以确保世界整体在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中前行，然而美国没有同样坚实的群体文化及历史传承，就算华府对北京的配合感到满意，仍不会改变自己从实力来推断意图的惯性思维，也就继续会因为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减，而将北京在特定政策上的合作当成示弱，把北京对核心利益的表达当成示威。
　　
　　是故，北京与华府周旋以图周边宁静的作用有限，不论是改用美国的国家利益论述，或改用更能传达真实意图的和谐世界论述，都只能延续华府的猜忌。至今，美国各界同情中国者，出于对美国进行自身检讨批判而接受中国各种解释者多，出于因为听取了中国有关说明而恍然大悟的同情者有限。此非公共外交之过，但亦非其功，文明隔阂使然。
　　
　　从周边面对公共外交的真正挑战
　　
　　对美公共外交在论述上的困难拿捏，反映邻邦在营建中国和平与发展环境上的关键角色。东京、新德里若相信中国要与自己在区域中彼此竞逐，台北若在华府的大棋盘上俯首听命，北京将深陷在与周边地区冲突不断的权力政治宿命中，不但没有资格谈自身从历史的压迫中振兴，更没有资格实践和谐世界的文化理想，则超越对日与对印的历史与疆域之争，以因应霸权国家屡临近海耀武扬威，其间重要性不言而喻。
　　
　　日本与印度知识界笔端采纳美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安全者虽多，且书及中国威胁者借用同样观点者亦多，但所反映出的关怀却各有不同。公共外交的难点便是如何绕开霸权的国家利益与软实力理论，发展有邻邦当地特色的公共外交议程，找寻彼此固有的文化脉络中各自的思想习惯，建构有别于霸权论述的公共外交分析视野，直捣当地社群的深层忧虑。这便是当前公共外交在邻邦的重要课题。
　　
　　在印度的公共外交任务──如何表达尊重印度媒体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自1962年边界战争以降，印度分析家热衷于从对印度最糟的情况来设想中国对印度的战略意图。即使新德里没有对华的领土野心，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领土扩张的对象，但是近五十年受制于双边的互信脆弱，政治对峙的情绪并没有因为两国经济的崛起与全球治理时代的降临，就放松对彼此的军事警戒。印中之间稍有风吹草动，印度媒体立即煽风点火，从中国企图独占喜马拉雅水源的绘声绘影，到解放军一再犯边滋事的不断传言，再到支援巴基斯坦牵制印度的战略分析，甚至到中国对印度的态度自大狂妄的指控，各种不从治理需要出发的观点，充斥在媒体之间。
　　
　　印度舆论界众多发言者虽然不全出自维护印度安全的动机，而间或夹杂着刻意制造印度政府困窘的内部政治意图也须面对其他印度同僚的质疑，但之所以能引起新德里当局的困窘，掀起政治波澜，其前提仍在于舆论界已然接受中国对印度言行举止过于霸道的刻板印象。
　　
　　印度媒体如此充斥负面报导，之所以也会对中国带来困扰，并不直接攸关军事，毕竟印度的政策文化既不鼓励以战争作为解决纷争的正常手段，也向来不重视从激昂论述到具体落实的操作过程，反而更愿意透过时间来逐步等待冲突的性质转变或化解。矛盾的是，这种凡事皆可以再加以等待的政策文化，鼓励了媒体，因为新德里似乎反正不会立刻积极作为，媒体自也不必担心大放厥词造成严重后果，则火上加油各凭本事。其结果，包括霸权国家与周边其他反华势力在内的外界，往往因为印度舆论界不定期营造出要对中国远交近攻的炙热气氛，引发各种联印制中的构想。
　　
　　其中焦虑而好奇地进行探索的，总是包括来自东京、台北与华府的有心人士。即使新德里的行动原则倾向于不结盟，但国防外交圈中人士在外界的诱惑中牟取小利，或借机宣泄对中国压抑的情绪，时有所闻，自然造成北京的警觉。则中国对印度的公共外交，就不仅止于宣传或形象的问题，也涉及对周边反华势力合纵连横的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媒体的激情表现，其实与甚嚣尘上的日本右翼反华声势甚为不同。印度媒体对中国实际状况的兴趣有限，印度学者更不流行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故而对印度舆论界而言，中国可以是一个古老而遥远的文明，也可以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毕竟印度的存在从来不以对中国进行模仿或超越为基础，因此对中国缺乏严肃的分析。
　　
　　在日本的公共外交任务──如何获得尊重
　　
　　日本知识界则是率世界之先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国山川文物进行巨细靡遗的纪录报导，而且毫无例外会联系到日本自身如何存在，以什么容貌面对世界等等关于日本是什么的根本问题，其间夹杂深刻而复杂的自我认识与敏感情绪。故尽管日本右翼提出关于中国的千奇百怪的说法，不论字里行间如何贬抑或如何恐惧，万变不离其宗的困惑之一就是，日本身处在号称先进的欧美与代表落后的亚洲之间，要如何拿捏自己的角色，这样的焦虑与不确定感在印度舆论界少见，相形之下，后者的焦虑在于，中国怎么总是不能欣赏、了解印度的悠久，或印度要不要计较中国人对印度的看似无知。
　　
　　日本舆论界对中国的负面报导，反射了对日本自身存在方式与意义的极大困惑，因为自近代以来中国与欧美分庭抗礼，日本时而欧美时而亚洲的举棋不定，每次都带来严重的后果，屡屡造成日本思想界不知如何自处。随着中国崛起气氛的弥漫，非欧非亚的尴尬遭到揭穿。面对因此而形成的日本思想界内在的深层困惑与空虚，反华情感益发压抑与不可收拾。
　　
　　1.日本若坚持做亚洲最先进的国家，以求脱亚入欧，如何充分参与中国崛起的过程？如果充分参与，是否会自我揭穿自己实在并非西方？
　　
　　2.如果日本是带领亚洲迈向世界的领导者，却面对中国可能作为西方之外的另一种路径，是否要对中国加以规训？如果无力单独规训中国，是否要仰赖欧美协助？而仰赖欧美协助是否摧毁了日本在亚洲的领导信用？
　　
　　3.当中国崛起的印象既成后，欧美何必透过日本与中国交往？
　　
　　4.一旦欧美与中国直接交往超过日本，日本困惑了百余年的中间身份随之失去意义，这种没有困惑的空虚是不是比困惑本身更可怕？日本的身份政治还剩下什么具体任务？
　　
　　在邻邦之间形成公共意识的公共外交
　　
　　在和谐世界的理念下，天下为公的中国与邻邦共同构成天下，则中国的公共外交自然不仅止于软硬兼施地教化他国如何以中国人的价值为价值。不论是印度或日本，均缺乏话语软实力，因而彼等反华论述所仰赖的文本，主要是欧美文明所熟悉的话语，包括威胁与安全的对比、专政与民主的对比、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比、国际规范与国家利益的对比等等，其间毫无群、邻、公共或世界的意识。倘若中国公共外交只在推销中国的形象而已，自难弃置霸权论述的国家中心主义不用，也难摆脱霸权发动的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指控。
　　
　　不过，印、日等邻邦的霸权反华论述字里行间隐藏的，是霸权国家无法体会的历史文化脉络。为形成一种中国与邻邦之间的公共意识，在相互理解尊重的情感中和谐共处，则进入邻邦的话语及情境，摆脱霸权论述，便是构思中国公共外交起步之际所不能绕过的真实挑战。（公共外交季刊）
　　
　　石之瑜：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