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赢得了美国第58届总统大选,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特朗普都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他的竞选诺言会不会一一兑现?他能否做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会不会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他的外交政策将如何推进?对于中国而言,更关心的是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的对华政策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为此,本刊约访了长期研究中美关系、曾在2004年采访奥巴马并预测其当选总统的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王冲先生。
美国政治周期影响中美关系
马文生:王老师好!美国的政治周期、总统轮换,对中美关系显然有较大影响。您怎么看这种影响?
王冲: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担任总统的几十年里,中美关系呈现“低开高走”的态势。总统竞选中往往拿中国“开刀”,上任后则对中国施加压力,但随着双边接触的增加,关系又会逐渐改善。
奥巴马时期则恰好相反,中美关系是“高开低走”。刚上任时奥巴马政府甚至提出G2战略,明显地对华示好。但很快改弦更张,在政治上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上筹划TPP把中国拒之门外,在军事上则借南海问题制造亚太地区紧张的局面。
中美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美国看中国,“崩溃论”和“崛起论”并存,如今“崩溃论”市场不大,中国“威胁论”抬头。美国鹰派秉持现实政治的论调,认为中美无法绕开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崛起一定会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霸权的转移将不可避免地通过战争。
马文生: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长期秉持和平外交政策,总是积极寻求与各国之间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
王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此框架下,中美两国之间建立的对话沟通机制已达90多个。这些机制涉及政治、军事、经贸、科技、环境等全方位各个领域。这些对话机制未必能及时解决问题,但它们能促使中美之间及时沟通,避免误判,保证中美不陷入对抗的漩涡。
在经贸领域,双边关系发展迅速。201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同比增长6.6%,创历史新高。其中中方出口、进口分别为3961亿、1590亿美元,分别增长7.5%、4.2%,顺差额2371亿美元,增长9.9%。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583.9亿美元,增长速度下降。但由于国际油价下跌等外部因素,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巨大的贸易额背后是麻烦不断,中国成了美国经济不振的“替罪羊”。比如“中国人偷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中国对美国进行倾销”,“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不对美国开放市场,不是完全市场经济”……这些都是美国近几届政府一直保留的观点。
在军事领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加强对中国的遏制,为此,美国减少了欧洲驻军,加强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强化了和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同时加紧对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等亚太国家的争夺,构筑了环太平洋的对华“包围圈”。南海问题,更是中美之间测试对方决心的试金石,中美军舰、军机在南海的对峙,让全世界都捏了一把汗。
好消息是,中美之间军事沟通的渠道保持畅通。军事领域的对话沟通机制主要有:中美军事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副外长级战略安全、多边军控和防扩散磋商、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磋商、中美司局级军控与防扩散磋商、中美退役高级将领会谈、中美军控、裁军与防扩散研讨会等。这些保持畅通的磋商机制,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美之间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
从竞选言论看特朗普的外交特点
马文生:特朗普在竞选中曾经做出过多个承诺,那么他会不会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他的外交政策将如何推进?
王冲:中国有句古话,叫“听其言、观其行”。从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外交言论,可以大致判断他的外交特点。
第一,特朗普的外交更加注重利益,轻视价值观。美国的外交,就像一个钟摆,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摆动。通常而言,民主党更注重理想主义,而共和党更注重现实主义。特朗普批评希拉里对中东国家推广民主,结果造成中东局势一团糟。作为商人,特朗普重利轻义,和奥巴马相比,他将以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美国的外交事务。
第二,特朗普的外交更加灵活善变。谈到外交,大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会在特朗普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他竞选时就对普京示好,上台后可能很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而这正是普京所期待的。和俄罗斯关系改善后,特朗普在中东、在欧洲,甚至在亚太,会有更多的牌可打。
第三,特朗普不会退回孤立主义。竞选时,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提出让欧盟和日韩分担驻军费用,反对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民主,外界认为他将把美国带回孤立主义。这只能是说说而已,美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球,无法回去。这一点特朗普非常清楚。哪些全球事务需要强化,哪些需要收缩,这是特朗普及其团队需要做的一道选择题。
总之,特朗普所说的都体现了他的思路和风格,但受到美国行政机构、国会、企业家的掣肘,他有些只是说说,有些可以做到,有些做不到,更多的则需要漫长的博弈过程。
对于中美关系无需太悲观
马文生:记得美国大选前,德国的电视台曾问过一个问题:希拉里和特朗普二人上台分别会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如今美国总统大选已然尘埃落定,我还是要问您这个同样的问题。
王冲:我的回答是,如果希拉里当选,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将增大。希拉里将继续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施加压力,其中包括南海问题上可能维持强硬立场,深化和日、韩等同盟国的合作,继续争取东盟国家对美国的支持,如印尼、缅甸。最大的变数,是希拉里能否在执政后挽救TPP,如果TPP被国会否决,不利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和对中国的制衡。
假如特朗普上台,执行美国优先政策,有利于中美关系在东亚的缓和;特朗普会在经贸、就业、投资方面对中国更加强硬,因此短期看中美经贸关系会有波折,但他是商人,善于谈判,讲究实际,会很快和中国找到平衡点。他要的是中国的钱,不会在人权方面说三道四。
如今,特朗普上台,中美关系面临考验,因为特朗普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波折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中美关系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这个调试所持续的时间,要看双方领导人和团队的意愿和协调能力。可以预见的是,调试后中美关系将改善。
也就是说,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可能是“低开高走”。
马文生:那么,是否可以预期他在任期内将会如何面对影响中美关系的台海问题、朝核问题、南海问题以及经贸关系?
王冲:中美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一是中美双边关系,二是亚太局势,三是世界形势。
中美双边关系,最大的障碍在于台湾问题,只要特朗普不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双边政治关系不会出现大问题。
经贸关系将是未来中美博弈的重点,中国毫无疑问将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其核心在于,特朗普是否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这一关守住,在反倾销、贸易不平衡等问题方面才可以灵活处理。美国要实现提高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计划,需要资金,中国可以抓住机会进行谈判,让中国公司去美国投资时获得更多便利,甚至可以考虑增加购买美国国债。因为从长远看,我相信美国目前并不是衰落,而是处于低潮。
按照特朗普的承诺,他将废掉奥巴马政府力推的TPP——特朗普在近期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这样看来,美国有可能会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有可能改变做法,加入亚投行。
我认为未来在世界范围内,中美之间的合作会大于竞争。因为中东乱局、气候变化、能源危机以及反恐等等都需要中美两个大国的合作。
中美关系的难题主要在于亚太,要点在于朝核问题和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随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华示好,访华后拿到中国的大额订单和援助,有所降温,虽然法律层面双方没有高调宣扬,但在具体措施方面,中国还是做了让步,允许菲律宾渔民到黄岩岛附近打鱼,双边关系缓和,这让美国失去了在亚太地区给中国施压的前部先锋。
朝核问题是真正的难题。特朗普说要和金正恩谈谈,还说中国是唯一支持朝鲜的大国。特朗普当选后,朝鲜并没有发贺电,而是在朝中社评论《是不是该换个主意的时候?》中劝美国领导人改弦更张,提出“现在是美国要决定如何与东方核强国打交道的时候了”。
马文生:挑战在,机会也在啊!
王冲:萨德导弹系统造成的中韩关系紧张也迎来机会。朴槿惠政权风雨飘摇中,美国也将进行权力交接,是否继续部署萨德,将是未来朝鲜半岛问题的另一个筹码。
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维护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决心不比任何一位前任总统差,他也清楚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因此,即便他不再用亚太再平衡这个说法,也会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
对特朗普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与其盟友之间的平衡。他说过,要让日本和韩国承担更多军费,甚至说过撤出驻韩美军,这些话让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产生焦虑。我觉得他不会真这么做。
中美关系是复杂的,有起伏也正常。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我们无需太悲观。
王冲: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马文生:本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