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里先生是医学博士,是公共健康和环境专家。他在加拿大和纽约Mount Sinai医院完成医学和职业健康研究生学习。曾在突尼斯和国家劳动和社会研究院做过医学教授。
他曾担任突尼斯驻印度、西班牙、中国(最近一次)大使,可以流利使用阿拉伯语、法语、英语交流。目前,巴斯里博士投身于突尼斯民主进程,组建了Al-Mustakbal(未来)党。他是世界公共外交组织(WPDO)的创建者之一,是该组织的地中海国家负责人。
巴斯里是世界公共外交组织(WPDO)创建者之一。该组织的目标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中国的文化形象,促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在经济政治方面促进推广丝绸之路战略的国际网络搭建;为支持该战略倡议的国家民众提供国际支持;以各方共赢为目标,通过自身或在商会的帮助下在全世界发展经济关系;通过旅游推进文化交流和人员联系,将不同生活类型和宗教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增进相互理解;协调各国领导人,避免中国官方向世界发出的信息受到歪曲;该倡议需要中国政府官员包括使馆和领事处的密切协调和支持;推进年轻一代的教育,消除中国和世界的语言障碍,优化劳动人员的社会保障,实现稳固的经济原则;通过推进全世界经验交流,推进毕业生就业计划,增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增强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建立教育机制,推行新规定,抵制污染,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推行的规定。
在马德里期间,他接受了《观察报》的采访。
巴斯里在马德里接受《观察报》采访
将中国、欧洲、地中海、阿拉伯语国家利益集中在一个项目中的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我与中国的经历让我产生了这个想法,我曾担任驻华大使6年,有机会为首届中非论坛和首届中阿论坛提供支持。我完全了解和中国领导人要讨论什么。这个想法应该回溯到2004,2005,2006年。
有何发现?
该一观点首先是我自己首先发现了地中海地区的问题,地中海精神认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是有根基的,但现在仅在经济和贸易层面,并不是增进理解的基础。这就产生了一些误解,我指的并不是产生了问题,但确实中国和其他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所有经济群体存在误解。
您也担任过驻西班牙大使,是这一点让您想这么做吗?
是的,我知道欧洲怎样看待中国,中国怎么看待欧洲。三年前,我就有这个想法,我向中国官方提议发展中国和衔接欧洲、阿拉伯、北非地区——地中海地区的关系。
中国希望与其他国家对话吗?
是的。为了实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话,曾经有过讨论、对话。结论是,需要了解文化,必须有缩小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距离的桥梁。
这个想法酝酿了很长时间吗?
这是最初的想法,在跟中国人交流前就有,我大概考虑了数个月,差不多两年时间,不是要去说服他们,而是要让他们理解这种精神和丝绸之路正当其时,丝绸之路正是古时搭建在中国、阿拉伯世界、地中海区域的贸易之路。
丝绸之路会恢复吗?
我们会回到丝绸子路的精神中,强调丝路文化方面的内容,过去我们有贸易,分享食品、音乐、进行其他的交流,也进行宗教交流。中国的穆斯林,欧洲的基督徒,阿拉伯世界和北非的犹太人。同样,宗教交流在古代也是基础,这一想法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那就是要打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要通过建立对话来实现,这种对话可以与音乐结合,可以通过旅游建立联系,最终会达成理解,理解打造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因此,这是实实在在的,其背后不光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社会和政治意义,当然,从经济上来说是这样的。
现在,中国是经济强国……
中国占世界经济增长的25%,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30%,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三分之一依靠中国。中国2025年将引领世界经济,将代替美国,将成为亚洲同欧洲的最大贸易国。
历史的轮回……
20年前,情况相反。这就是打造“丝绸之路”,目的就是要打造中国、西班牙、突尼斯或摩洛哥手工业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输送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连接。这就是全球化,我们有资金能力开发整个网络,促进中国经济和在世界市场战略的发展,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
巴斯里、莫拉蒂诺斯和马振轩
中国有何意愿呢?
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中国的路线图。如果明天中国将经济增长率放缓2%,那么欧洲经济增长就会降低1%。看看让中国经济不增长的难度和重要性,我们需要中国保持经济增长,不仅对于欧洲,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中国的战略观点,现在,全世界都希望与中国沟通,与其开展贸易,但中国尚未对不能与全世界进行经济互联或合作做出结论,丝绸之路理念正是寻求与具有丝路精神的国家采用交流观念和丝路各国与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搭桥和联系方式来增加经济体量的方法。
社会和文化联系
是的,得出结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国现在要将自己出口给别的国家,就必须打造新的中-欧、中-北非、中-阿、中拉技术转让经济。现在的技术转让不是从欧洲到中国,而是在将来25年从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世界经济在我们看来是从中国向世界的。将来是亚洲,也就是从亚洲向世界,以中国为领导。诚然,世界范围内有像欧元、美元、日元那样的流动货币,而现在人民币已经进入世界经济篮子。任何地方都可以兑换人民币。比如,在突尼斯,人民币是流通交换货币,关键是兑换免费。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很大吧?
从经济上讲,中国的影响力应该是可以很大的,因为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资金流,而北非,甚至包括欧洲在内都没有这一经济优势。要保持经济增长,必须在国外拥有资金流,而实现国外增长就得保证投资。
这就是创建世界公共外交组织的原因吗?
保证在西班牙、突尼斯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投资的唯一途径就是了解它们的人民,这就是我们创建世界公共外交组织的原因,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创建一个强有力的世界网络。
地中海是个特别的地区吗?
地中海吸引了我,创建地中海地区的这一网络吸引了我。一共有六个欧洲、中东、北非的国家,在这个网络中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商业体系,有一点点政治领导成分,有社会和文化引领成分,一同在中国和地中海区域的文化差异的桥梁搭建中工作。
从左到右分别为WPDO领导成员:奥尔多·奥尔赛斯、马振轩、巴斯里、埃迪·陈
有支持力量吗?
这是我的承诺,我找到了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莫拉蒂诺斯本人支持这项提议,还找到了经济学家阿尔多·费瑟尔,在地中海地区、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埃及、黎巴嫩......帮我传播这一理念、这种文化方面,他真是个可靠的伙伴。为此,我们捋顺了这个网络和马振轩先生在埃及、突尼斯、日内瓦、马德里、摩纳哥、土耳其、希腊举行了音乐会,这正是推广这一理念的方式。
中国国家主席到访西班牙对于这一倡议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们认为习近平主席访问对于西班牙而言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跟您说另一件事,习近平主席访问西班牙对于中国人民同西班牙而言是一次意义重大的行动。莫拉蒂诺斯当外长时,我记得西班牙和中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促进,在撒怕特罗和桑切斯出任首相期间,都特别希望同社会主义国家搞好关系。
中国为了自身利益需要国家桥梁吗?
中国人民需要一个欧洲国家来作为中国和欧洲的桥梁。中欧地区波兰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是打开前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成员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门。
您对出任过大使的西班牙很了解吗……
应该说,西班牙在我的看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我觉得西班牙对南欧国家来说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也准备好将这一角色继续下去。但到现在为止,这是我选择的方法,我选择与西班牙一起工作,不光是我曾出任驻西班牙大使,而是我知道中国人愿意与西班牙政府合作。
中国国家主席访问能代表一种承诺吗?
习近平主席访问意义非常重大,是中西关系翻开的新的一页,架设了一座与欧洲和与拉丁美洲的桥梁。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这非常重要。我觉得次访对于彰显中国同西班牙连接拉丁美洲和欧洲而言非常重要,意义非凡。
“习近平主席访问意义非常重大,是中西关系翻开的新的一页”
在一个微妙的时刻因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产生……
的确,当前,世界局势非常关键。我不光说的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国家目前困难重重,对于几天前齐聚阿根廷举G20峰会的欧洲国家而言亦是如此。就我看来,尤其是美国所持的保护主义应当叫停,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也结束了吗?
我想中国和美国,这也是我的希望,我在为此工作。应当积极地看,我觉得全世界来说也应该积极些。这场中美贸易战快速结束了,如果中美没有达成协议,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就是谎言。我确信任何情况下,中国会对世界和平稳定所需的承诺展开合作。一场贸易战对全世界而言都不好。我知道。我们希望战争观点不存在。我们希望G20制定出新的不同框架和计划,消除今天的贸易战。我既了解欧洲人也了解中国人,我现在还记得,曾几何时,中国还是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现在中国正引领世界经济,而相反,一些欧洲国家和美洲国家却采取了保护主义,原因在于他们有经验,有技术,有制造,问题已经发生了转移。
角色变化了吗?
中国人从未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这是习近平在最近一年在达沃斯年会上讲话提到的。习主席做了一个自由演讲,这就是中国。我们应当向中国承诺,而不是光是中国向我们承诺,这是不一样的,最近二十年形势已经变了。今天经济和贸易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必须跟上这种承诺。
在您的计划中,西班牙扮演什么角色,西班牙人民和官方有何期许?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不是想改变世界,我在做大使的时候,发现西班牙官方采取保护其公民的决议。莫拉蒂诺斯先生在联合国工作时,我们就合作了。西班牙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我告诉我的西班牙朋友们,我在去中国前就去过西班牙。但我想说,西班牙有机会和欧洲国家一起在计划中其作用。我承认,并不容易,它不会单打独斗,还有其他地中海国家,但习近平访问西班牙意义非凡。这就是信息。
向西班牙发出了什么信息?
我只想说,这是对西班牙官方发出的信息:个人而言,我们已经准备好,就像地中海人和中国人那样,我们应该信任这个组织。我们非常高兴扮演构架西班牙和中国政府桥梁建设者的角色,帮助西班牙实现同中国、地中海国家的角色,因为西班牙是唯一一个与阿拉伯和欧洲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海湾战争时我在,了解西班牙在阿拉伯国家中起到的作用。西班牙应当继续扮演搭建跨越中国和其他地中海、欧洲、阿拉伯国家之间距离的桥梁的作用。
“中国世界和平稳定的承诺言出必行”。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各国都可以拥有并派遣“外交信使”,作为在本国政府,驻外使领馆间传递外交文件邮袋的使者。外交信使在持有官方文件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形式的搜查、逮捕或拘禁,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和完全的外交豁免权,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斩来使”。
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我有幸成为一位外交信使,到过近一百个国家出差。对于刚刚走出校园大门不久的我,有机会得以行万里路,周游列国,增长见识,开拓眼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在几年的信使生涯中,工作之余,既饱览全球各地风情,名川大山,也去过普通游客很少涉足的亚非拉美偏远小国,亲历目睹了许许多多的奇闻趣事,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兹将几桩趣事记录于此,与大家分享。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一)
1985年春节之前,我和老信使孙春业结束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之行,在曼谷度过大年初一,急切地准备赶回北京过年。
不料,行前被民航工作人员告知机票被取消,原因是航班上有“要要客”(VVIP)乘机。我们归心似箭,闻讯后不愿推迟,随即与民航代表处据理力争,称我们也是要要客,重任在身,必须完成任务,如期回京。几经周折,民航代表处终于保留了我们的座位。
春光和煦的曼谷街景
大年初二,乘着亚热带和煦的春光,我们驱车来到廊曼机场。一上飞机,走进头等舱,就看见两位气度不凡,皮肤皙白,体型富态的中年人,一人一排,正在看报,似乎有意遮挡着脸,靠窗坐在头等舱的一侧,与坐在中间一排的几位肤色黝黑,个头矮瘦的典型东南亚年轻人,形成鲜明对比。等我们在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边靠窗落座,开始品尝空姐送上的清凉冷饮时,我们扭头细看,才发现这两位看上去更像华人的乘客,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那几位柬埔寨年轻人,显然是他们的警卫人员,仿佛形成一个保护圈,坐在他们周围。整个头等舱内,除了波尔布特一行,就是我和老孙两人。
飞机很快起飞,一路上波、英两人一言未发,或低头看报,或闭目养神;他们的随从更是沉默寡言。几个小时的飞行就这样在沉闷中度过。飞机刚刚落地,就有人登机,将他们迎接下去了。由于我们是唯一一波同行的VVIP,自然紧随其后下了。等我们开始走下舷梯时,看到波尔布特一行,乘着一辆考斯特专车,已经绝尘而去。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的奇遇之一。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二)
记得是1989年1月的一个的傍晚,我们从约旦起飞,准备前往下一站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我同行的是川籍老信使田湘,老田为人谦和,幽默有趣,我俩相互照顾,配合默契,经常用四川话说笑,一路上轻松愉快。在约旦期间,去过与以色列遥遥相望的死海游泳,体验“永不沉沦”水上躺平漂浮;还驱车二百余公里,去到深藏在沙漠里的世界文化遗产佩特拉古城,领略了阿拉伯特有的罗马式建筑,气势恢宏,印象深刻。
以罗马式建筑闻名天下的约旦佩特拉古城
一到安曼机场,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与观光旅游时迥然不同的异样感觉,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人员,安检比平时要严格得多。担心安检升级,会耽误我们登机,于是我们决定不去头等舱休息室,直奔登机口。半道上,有一位个头高大的洋人友好地与我搭讪,听说我们是要飞往巴格达后,用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大声笑道“真勇敢!“(Courageous men!)。真是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安检,我们终于登上了预定的波音737约旦皇家航空公司(Royal Jordanian Airlines)RJ812号航班。
安顿落座后,漂亮端庄的约旦空姐,和蔼可亲地给我们送上湿毛巾和香槟饮料。我则一如往常,先抓了一本装帧精美的航空杂志,埋头翻阅起来。 此时,坐在里座的老田突然用胳膊肘捅了我两下,并用四川话轻声对我努努嘴说“法特,法特”。我被搞得莫名其妙,但顺着他的目光一抬头,顿时惊呆了,那位头戴标志性提花头巾的阿拉法特,在几个保镖的前呼后拥下,匆匆从我身边疾步而过。有趣的是,这位赫赫有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并没有在头等舱停留,而是径直往经济舱方向往后走去。阿拉法特及其随行刚刚步入机舱,机组人员迅速关上了舱门,飞机旋即开始向跑道滑行。
这时老田和我相视一笑,低声说道,这下完了,我俩只能听天由命了,要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掌握了阿拉法特此行的信息,搞不好就得陪着他一同去见真主了。但我又禁不住好奇,很想去面对面,好好看看这位叱诧风云、可能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传奇人物。飞机起飞后不久我就起身走向经济舱,没想到在头等舱与经济舱的接口处被一位保安人员拦住,不让我过去,只好悻悻然返回座位。飞行中,我发现阿拉法特曾经到头等舱上过一次厕所,但也都有保镖守护在侧,无法靠近。
我们此行,正值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夕,中东地区局势风云变幻,各种有关可能开战的谣传甚嚣尘上的特殊关头。侯赛因国王在位的约旦是当时中东地区可以斡旋于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各国之间的重要和平力量,萨达姆大权独揽、一手遮天的伊拉克则是该地区最大的安全威胁;处在与以色列最前沿的巴勒斯坦的地位极其特殊微妙。
尽管我们对当时的中东政局的背景知之甚少,但突然间与巴解组织领导人如此近距离相遇,置身同一架飞机,顿时真切地感受到世界之小,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似乎都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约旦与伊拉克比邻,不到一小时的飞行,还没有等我们把香槟和坚果小吃消灭,就在这样的浮想联翩中匆匆过去了。飞机穿过夜幕,平稳地降落在了巴格达机场。我们收拾好行李,正起身等待机组人员开门,发现阿拉法特蓦然站在我身边,这位神秘莫测的风云人物,个头不高,笑容可掬,显得是那么平和平常。我跟他对视一笑,很自然地相互握了一下手。他的手竟是如此的纤细,仿佛是女人的一样柔软,完全不像四处组织武装暴力的领导人。这时机舱门打开了,阿拉法特被引导簇拥着首先走出机舱,有人已经在门口等候,我们猜想可能是萨达姆的儿子或是萨达姆最信任的高官。
这就是我多年前信使生涯中,又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奇遇。
外交信使生涯轶事拾遗(之三)
环球旅行总是让人感到获益匪浅,又会出人意外,令你在若有所“失”中重获你曾经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今年,我的生日便是在不同的国际时区变更线之间穿梭往来中悄然“丢失”了。
笔者生于29年前的7月28日。 29个春秋过后,有幸有机会飞越南太平洋,作大洋洲之游。7月27日晚新西兰时间22时许,我告别了这个水草肥美,小巧富庶的岛国,由奥克兰飞往西萨摩亚。
经4小时飞行后,抵达西国首都阿皮亚,这时时光倒流,我的日历上显示时间回到了凌晨2时。原来,新西兰位于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西国则处在变更线以东,两地时间有整整一日之差。
稍事休息,东方既白,我便乘着游兴开始驱车饱览西国风光。由于西萨摩亚是波利尼西亚群岛中一个仅有16.2万人口、陆地面积2934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国,仅一日功夫便“周游”了全国。
风光迤逦的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
尽管如此,西国那一望无垠的椰林沙滩,健美淳朴的萨摩少女,清澈可人的天然浴池……却令人流连忘返。遗憾的是,时值当地冬天旅游淡季,航班有限,只好选乘当晚22时的班机,赶往下站—斐济。
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太平洋航空公司”轻盈玲珑的螺旋桨飞机穿过夜幕,又把我载回到国际日期变更线以西的斐济首都苏瓦,走下舷梯,苏瓦机场上高悬的大钟刚刚敲过了12下,斐济人的日历此刻翻到了公元1989年7月29日!
呜呼!我的生日,7月28日,就这样在这次匆匆的行程中“丢失”了。当然,我对此并无遗憾;相反,我仿佛因此永远年轻了一岁,我会永远欣喜地记起这个“丢失”了的生日。
(此文根据刊载于《世界知识》1989.18期的拙文《我“丢失”了的生日》略加订正修改)。
《世界知识》1989.18期《我“丢失”了的生日》原文复印件